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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赏我拿一柄大刀。
在礼仪上，我是应该致谢的，但在实际上，却也如大张筵宴一样，我并无大刀，只有一枝笔，名曰“金不换”。
这也并不是在广告不收卢布的意思，是我从小用惯，每枝五分的便宜笔。
我确曾用这笔碰着了先生，不过也只如运用古典一样，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而已，并不特别含有报复的恶意。
但先生却又给我挂上“三枝冷箭”了。
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为这只是陈源教授的余唾〔１３〕。
然而，即使算是我在报复罢，由上面所说的原因，我也还不至于走进“以怨报德”的队伍里面去。
至于所谓《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其实是至今没有写，听说北平有一本《五讲》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没有见过那一本书。
不过既然闹了风潮，将来索性写一点也难说，如果写起来，我想名为《五讲三嘘集》，但后一半也未必正是报上所说的三位。
先生似乎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对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见，写起来恐怕也不会怎么坏。
我以为先生虽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却并不是奸商。
我所谓奸商者，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时候，就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倒劣绅，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称为“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
先生呢，据“自白”，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的买卖，仅在竭力要化为“第三种人”，来过比革命党较好的生活。
既从革命阵线上退回来，为辩护自己，做稳“第三种人”起见，总得有一点零星的忏悔，对于统治者，其实是颇有些益处的，但竟还至于遇到“左右夹攻的当儿”者，恐怕那一方面，还嫌先生门面太小的缘故罢，这和银行雇员的看不起小钱店伙计是一样的。
先生虽然觉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种人”的存在不独是左翼，却因先生的经验而证明了，这也是一种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论，先生是不算失败的，虽然自己觉得被“夹攻”，但现在只要没有马上杀人之权的人，有谁不遭人攻击。
生活当然是辛苦的罢，不过比起被杀戮，被囚禁的人们来，真有天渊之别；文章也随处能够发表，较之被封锁，压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远了。
和阔人骁将比，那当然还差得很远，这就因为先生并不是奸商的缘故。
这是先生的苦处，也是先生的好处。
话已经说得太多了，就此完结。
总之，我还是和先前一样，决不肯造谣说谎，特别攻击先生，但从此改变另一种态度，却也不见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
请先生也不要因为我的“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谅我，为幸。
专此奉答，并请
著安。
鲁迅。
一九三三，一二，二八。
BB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２〕《文化列车》文艺性五日刊，方含章、陈栾合编，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在上海创刊，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十二期停刊。
〔３〕杨邨人（１９０１—１９５５）广东潮安人。
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太阳社，一九三二年叛变革命。
〔４〕诸葛亮（１８１—２３４）字孔明，琅王牙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蜀汉丞相。
在《三国演义》中，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智慧和谋略的典型人物。
〔５〕李儵应作李儵，即曹艺，浙江浦江人，曹聚仁之弟。
他的《读〈伪自由书〉》一文，发表于《涛声》第二卷第四十期（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６〕“人群的蟊贼”这是《社会新闻》第五卷第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署名“莘”的《读〈伪自由书〉后》中谩骂鲁迅的话。
〔７〕魏延（？—２３４）三国义阳（今属河南）人，蜀国大将。
《三国演义》一○五回载：“孔明识魏延脑后有反骨，每欲斩之；因怜其勇，故姑留用。”诸葛亮死后不久，他就谋反；长史杨仪按诸葛亮生前预定计策，将他杀掉。
〔８〕阿斗三国蜀后主刘禅的小名。
据史书记载和《三国演义》中的描写，他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
〔９〕“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杨邨人在《现代》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中说：“无产阶级已经树起无产阶级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我们为了这广大的小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启发工作，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阵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
……我们也承认着文艺是有阶级性的，而且也承认着属于某一阶级的作家的作品任是无意地也是拥护着其自身所属的阶级的利益。
我们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我们也就来作拥护着目前小资产阶级的小市民和农民的群众的利益而斗争。“
〔１０〕“自白”指杨邨人叛变革命的《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一文（载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海《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
其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
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
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
〔１１〕这里指杨邨人于一九三○年在他自己所办的《白话小报》第一期上，以“文坛小卒”的笔名发表的《鲁迅大开汤饼会》一文。
其中对鲁迅造谣诬蔑说：
“这时恰巧鲁迅大师领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赏；于是乎汤饼会便开成了。
……这日鲁迅大师的汤饼会到会的来宾，都是海上闻人，鸿儒硕士，大小文学家呢。
那位郁达夫先生本是安徽大学负有责任的，听到这个喜讯，亦从安庆府连夜坐船东下呢。
郁先生在去年就产下了一个虎儿，这日带了郁夫人抱了小娃娃到会，会场空气倍加热闹。
酒饮三巡，郁先生首先站起来致祝辞，大家都对鲁迅大师恭喜一杯，鲁迅大师谦逊着致词，说是小囝将来是龙是犬还未可知，各位今天不必怎样的庆祝啦。
座中杨骚大爷和白薇女士同声叫道，一定是一个龙儿呀！这一句倒引起郁先生的伤感，他前年不幸夭殇的儿子，名字就叫龙儿呢！“
〔１２〕《新儒林外史》这是杨邨人化名柳丝所作攻击鲁迅的文章，载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大晚报。火炬》。
其中诬蔑鲁迅对他的批判是“手执大刀”、“是非不分”的“乱砍乱杀”。
〔１３〕陈源教授的余唾陈源曾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其中诬蔑鲁迅说，“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支冷箭儿”。？？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
《文学》第一期的《〈图书评论〉所评文学书部分的清算》〔２〕，是很有趣味，很有意义的一篇账。
这《图书评论》〔３〕不但是“我们唯一的批评杂志”，也是我们的教授和学者们所组成的唯一的联军。
然而文学部分中，关于译注本的批评却占了大半，这除掉那《清算》里所指出的各种之外，实在也还有一个切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学术界文艺界作工的人员，大抵都比他的实力凭空跳高一级。
校对员一面要通晓排版的格式，一面要多认识字，然而看现在的出版物，“己”
与“已”，“戮”与“戳”，“剌”与“刺”，在很多的眼睛里是没有区别的。
版式原是排字工人的事情，因为他不管，就压在校对员的肩膀上，如果他再不管，那就成为和大家不相干。
作文的人首先也要认识字，但在文章上，往往以“战'G”为“战包”，以“已竟”为“已经”：“非常顽艳”是因妒杀人的情形：“年已鼎盛”
的意思，是说这人已有六十多岁了。
至于译注的书，那自然，不是“硬译”，就是误译，为了训斥与指正，竟占去了九本《图书评论》中文学部分的书数的一半，就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证明。
这些错误的书的出现，当然大抵是因为看准了社会上的需要，匆匆的来投机，但一面也实在为了胜任的人，不肯自贬声价，来做这用力多而获利少的工作的缘故。
否则，这些译注者是只配埋首大学，去谨听教授们的指示的。
只因为能够不至于误译的人们洁身远去，出版界上空荡荡了，遂使小兵也来挂着帅印，辱没了翻译的天下。
但是，胜任的译注家那里去了呢？那不消说，他也跳了一级，做了教授，成为学者了。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４〕，于是只配做学生的胚子，就乘着空虚，托庇变了译注者。
而事同一律，只配做个译注者的胚子，却踞着高座，昂然说法了。
杜威教授有他的实验主义，白璧德教授有他的人文主义，从他们那里零零碎碎贩运一点回来的就变了中国的呵斥八极〔５〕的学者，不也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证明么？
要澄清中国的翻译界，最好是大家都降下一级去，虽然那时候是否真是都能胜任愉快，也还是一个没有把握的问题。
七月七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八号，署名洛文。
〔２〕《〈图书评论〉所评文学书部分的清算》傅东华作，载《文学》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三三年七月）。
该文就《图书评论》一至九期发表的二十二篇文学书评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３〕《图书评论》月刊，刘英士编辑，一九三二年九月创刊，南京图书评论社出版。
该刊发表的梁实秋、罗家伦等对当时一些外国文学译本的评论，态度十分粗暴，往往抓住译文的个别错误，就指斥为“荒谬绝伦”，“糊涂到莫名其妙”，“比毒药还要厉害”，“误人子弟，男盗女娼”等，并且定出所谓“标准”，企图限制和打击别的译者。
〔４〕“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语出《晋书。阮籍传》：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５〕八极《淮南子。形训》：”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八极，边远的地方，引伸为世界。
捣鬼心传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