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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出版的
《黄埔生活》周刊第四期，收入本集时作者作了修改。
〔2〕黄埔军官学校 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后所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
州黄埔，一九二四年六月正式开学。
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以
前，它是国共合作的学校，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萧楚女等许多共产党人都曾
在该校担任过负责的工作。
〔3〕指三一八惨案。
〔4〕八股 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文体。
它用“四书”、“五
经”中文句命题，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
部分构成。
后四部分是主体，每一部分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
股文。
〔5〕复仇的文学 指十九世纪上半期波兰爱国诗人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支奇等
人的作品。
当时波兰处于俄、奥、普三国瓜分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一八
年十一月恢复独立。
〔6〕《新青年》 下文所说的大学教授，指东南大学教授吴宓。
作者在《二心
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说：
“那时吴宓先生就曾经发表过文章，说是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人竟喜欢描写下流
社会。
”
〔7〕孙传芳军队的主力于一九二六年冬在江西南昌、九江一带为北伐军击溃。
革命文学〔1〕
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
一样盛大。
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
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
师法：意大利的唐南遮〔2〕，德国的霍普德曼〔3〕，西班牙的伊本纳兹〔4〕，中
国的吴稚晖。
两位帝国主义者，一位本国政府的叛徒，一位国民党救护的发起者〔5〕，都应
该作为革命文学的师法，于是革命文学便莫名其妙了，因为这实在是至难之业。
于是不得已，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
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
〔6〕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
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
身成仁”〔7〕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
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
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
下楼台”，〔8〕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
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
已。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
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
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9〕，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
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10〕的自杀，还有小
说家梭波里〔11〕，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
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
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众旬刊》第五期。
〔2〕唐南遮（G．D’Annunzio，1863—1938） 通译邓南遮，意大利作家。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拥护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又狂热地拥护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
亚，受到法西斯主义党的推崇。其创作倾向主要是唯美主义，著有剧本《琪珴康陶》，
小说《死的胜利》等。
〔3〕霍普德曼（G．Hauptmann，1862—1946） 德国剧作家。
早年写过《日出之前》、《织工》等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他竭力赞助德皇威廉第二的武力政策，并纠合德国的若干知识分子为德军
在比利时的暴行辩护。
〔4〕伊本纳兹（1867—1928） 通译伊巴涅兹，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共和党的
领导人。因为反对王党，曾两次被西班牙政府监禁。一九二三年又被放逐，侨居法
国。主要作品有小说《农舍》、《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5〕吴稚晖于一九二七年秉承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呈文，以
“救护”国民党为名发起“清党”。
〔6〕这里说的指挥刀下的“革命文学”，指当时一些反动文人发起的反革命法
西斯文学。如一九二七年间在广州出现的所谓“革命文学社”，出版《这样做》旬
刊，第二斯刊登的《革命文学社章程》中就有“本社集合纯粹中国国民党党员，提
倡革命文学……从事本党的革命运动”等语。
〔7〕“杀身成仁”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
害仁，有杀身以成仁。’”〔8〕“笙歌归院落”二句，见唐代白居易所作《宴散》
一诗。宋代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说：“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
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
人皆以为知言。”
〔9〕“赋得革命，五言八韵” 科举时代的试帖诗，大抵都用古人诗句或成语，
冠以“赋得”二字，以作诗题。清朝又规定每首为五言八韵，即五字一句，十六句
一首，二句一韵。这里指那些只有革命口号，空洞无物的作品。
〔10〕叶遂宁（C．A．EceZPZ，1895—1925） 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以描
写宗法制度下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扬
革命的诗，如《苏维埃俄罗斯》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自杀。
〔11〕梭波里（A．M．CohELM，1888—1926） 苏联作家。他在十月革命之后
曾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当时的现实而自杀。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土》、短
篇小说集《樱桃开花的时候》等。
革“首领”〔1〕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
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
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
阿呀，还是
不行。
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豫先叫我不
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
以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2〕，晦气临头罢，却又
不尽然。
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觉之中，竟在“文艺界”里高升了。
谓予不信，有陈
源教授即西滢的《闲话》广告为证，节抄无趣，剪而贴之——
“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
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
’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
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
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
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
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
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
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
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可是单把《闲话》当作掌故又错了。
想——
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
威的——
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流的“文笔”，所以如此
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却又迟疑了。
两三个年头，不算太长久。
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豺虎”，我是记得的。
做了一点杂
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
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
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
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
也是实情。
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
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
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
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
有色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3〕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
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
我
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
我自从被杨荫榆女士杀败之后，即对于一切女士都不敢开罪，因为我已经知道
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义侠之心，弄得要被“通缉”都说不定的，便不
再开口。
所以我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
但终于交了好运了，升为“首领”，而且据说是曾和现代派的“主将”在“北
京文艺界”上交过战了。
好不堂哉皇哉。
本来在房里面有喜色，默认不辞，倒也有些阔气的。
但因为我近来被人随手抑
扬，忽而“权威”，忽而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4〕；忽而又改为“青
年指导者”〔5〕；甲说是“青年叛徒的领袖”罢，乙又来冷笑道：“哼哼哼。
”
〔6〕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
人们随意说说，
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
简直是膏药
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
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
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
不过也不见得回回如此，因为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
背后插着“义旗”的“主将”出马，对手当然以阔一点的为是。
我们在什么演
义上时常看见：“来将通名！我的宝刀不斩无名之将！”主将要来“交战”而将我
升为“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