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
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
〔63〕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
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
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
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
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
〔64〕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
其时嵇康就
问他：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这
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
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65〕——当嵇康
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
觉得宛然是两个人。
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
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
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
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
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
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
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
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
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
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
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
动也是不满足的。
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
“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
试看阮
籍嵇康，就是如此。
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
们的本态。
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
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
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
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
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
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
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
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
却没有了。
刘勰〔66〕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
”这“师心”和“使气”，
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
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
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
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
再至晋末，
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
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67〕。
他
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
所以现在有人
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
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
之穷，而心里很平静。
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
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
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
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
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
他穷到衣服
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
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
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
但
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
但《陶集》里有
《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
〔68〕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
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
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
因为当时
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
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
例如看北朝的
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
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
“山林诗人”，是没有的。
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
既然是超出于世，
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
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
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
我。
〔69〕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
因为若做出书来
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
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70〕。
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
不同的人物罢。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
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
很抱歉的。
现在这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
※ ※ ※
〔1〕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
十七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改定稿发表于一
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
〔2〕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 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一九二七年七月十
八日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开幕式。
当时的广州市长林云陔、教育局长刘懋
初等均在会上作反共演说。
他们打着“学术”的旗号，也“邀请”学者演讲。
作者
这篇演讲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的会上所作的（题下注“九月间”有误）。
作者后来说过：
“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陈濬信）
他在这次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演讲里，曲折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3〕黄巾 指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
起义，参加的人都以黄巾缠头为标志，称为“黄巾军”。
他们提出“苍天已死，黄
天当立”的口号，攻占城邑，焚烧官府，旬日之间，全国响应，给东汉政权以沉重
的打击。
但后来终于在官军和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下失败。
〔4〕董卓（？—192） 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东汉末年的大
军阀。
灵帝时为并州牧，灵帝死后，外戚首领大将军何进为了对抗宦官，召他率兵
入朝相助，他到洛阳后，即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自任丞相，专断朝
政。
献帝初平元年（190），山东河北等地军阀袁绍、韩馥等为了和董卓争权，联合
起兵讨卓，他便劫持献帝迁都长安，自为太师。
后为王允、吕布所杀。
他在离洛阳
时，焚烧宫殿府库民房，二百里内尽成墟土；又驱数百万人口入关，积尸盈途。
在
他被杀以后，他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又攻破长安，焚掠屠杀，人民受害甚烈。
〔5〕党锢 东汉末年，宦官擅权，政治黑暗，民生痛苦。
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
比较正直的官僚，为了维护刘汉政权和自己的地位，便与太学生互通声气，议论朝
政，揭露宦官集团的罪恶。
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诬告司隶校尉李膺、太仆
杜密和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等人结党为乱，桓帝便捕李膺、范滂等下狱，株连二
百余人。
以后又于灵帝建宁二年（169），熹平元年（172），熹平五年（176）三次
捕杀党人，更诏各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做官的，都免官禁锢。
直到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才下诏将他们赦免。
这件事，史称“党锢之祸”。
〔6〕曹操（155—220） 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
二十岁举孝廉，
汉献帝时官至丞相，封魏王。
曹丕篡汉后追尊为武帝。
他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
诗人。
他和其子曹丕、曹植，都喜欢延揽文士，奖励文学，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
后人把他的诗文编为《魏武帝集》。
〔7〕《三国志演义》 即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罗贯中著。
书中将
曹操描写为“奸雄”。
〔8〕严可均（1762—1843） 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今吴兴）人。
清嘉
庆举人，曾任建德教谕。
他自嘉庆十三年（1808）起，开始搜集唐以前的文章，历
二十余年，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内收作者三千四百多人，分代编辑
为十五集，总计七四六卷。
稍后，他的同乡蒋壑为作编目一○三卷，并以为原书题
名不能概括全书，故将书名改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
原书于光绪
二十年（1894）由黄冈王毓藻刊于广州。
〔9〕丁福保（1874—1952） 字仲祜，江苏无锡人。
清末肄业江阴南菁书院，
后习医，曾至日本考察医学，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医学书局。
他所辑的《全汉三国晋
南北朝诗》，收作者七百余人，依时代分为十一集，总计五十四卷。
一九一六年上
海医学书局出版。
〔10〕刘师培（1884—1919） 一名光汉，字申叔，江苏仪征人。
清末曾参加同盟会的活动，常在《民报》发表鼓吹反清的文字；但后来为清朝
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出卖革命党人。
入民国后，他又依附袁世凯，与杨度、孙毓
筠等人组织筹安会，竭力赞助袁世凯窃国称帝的阴谋。
他的著作很多，《中国中古
文学史》是他在民国初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时所编的讲义，后收入《刘申叔遗书》中。
〔11〕《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曹操于汉献帝建
安十五年（210）下令“自明本志”，表白他自己并无篡汉的意思，内有“设使国家
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话。
〔12〕《太平御览》卷四二五引谢承《后汉书》：“范丹姊病，往看之，姊设
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门留二百钱，姊使人追索还之，丹不得已受之。
闻里中刍藁
童仆更相怒曰：‘言汝清高，岂范史云辈而云不盗我菜乎？’丹闻之，曰：‘吾之
微志，乃在童竖之口，不可不勉。
’遂投钱去。
”按范丹（112—185），一作范冉，
字史云，后汉陈留外黄（今河南杞县东北）人。
〔13〕曹操曾于建安十五年（210）、二十二年（217）下求贤令，又于建安十
九年（214）令有司取士毋废“偏短”，每次都强调以才能为用人的标准。
《魏书·
武帝纪》载建安十五年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