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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人共进早餐以后，婚礼就此暂时告一段落，为期三个月的试婚生活也就此开始。三天之内，男方家庭内不会奏乐，以示期待新娘早日怀孕。三个月试婚期内，如果新娘与夫家成员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或是突然死亡，甚至只是没有怀孕，试婚都可能算作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新娘不能进夫家的祖庙参加“庙见”仪式，不能入家谱，也就不能“转正”为夫家的正式成员。反之，她便可以成为丈夫的正式妻子了。毕竟，在古典时期，生育能力被认为是妇女首要的职责和最大的美德。
显然，马伦成功地通过了袁家成员在三个月试婚期内对自己的种种考察。从此以后，袁隗、马伦这对夫妇将会度过近半个世纪和谐美满的模范家庭生活，并生育有二个儿子，取名袁懿达和袁仁达。此外，袁隗还有一个儿子叫袁满来，15虚岁时病逝。公元190年，董卓处死袁隗及其三个儿子，可见袁隗前后共生有至少4个儿子。
按照袁隗在新婚之夜的说法，他的两个哥哥——袁成和袁逢——都已经先他结婚。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婚礼过程也应与此相似。所以至此为止，袁汤的三个儿子都已经完成了终身大事，他理应心满意足，只等着孙子们的降生了。此外，袁汤还想在官场上更上一层楼，完成袁家“三世三公”的伟业。他能够在这两方面都如愿以偿吗？
第二节帝国危机：2世纪中叶的东汉政局
汉和帝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打垮北匈奴、征服西域、肃清岭南、兼并羌氐等一系列光辉业绩之后，东汉帝国拥有了空前辽阔的版图。也许是老子过于利害，和帝的后人一代不如一代，不仅外患频仍，而且几乎都是短命鬼。于是，在“尊尊亲亲”的儒家思想指导下，外戚开始掌握政坛主导权，由此开始了外戚与宦官轮流执政的肥皂剧。袁汤父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时代，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
“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汉顺帝刘保（《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
袁汤父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时代，是一个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在打垮北匈奴，征服西域，肃清岭南，兼并羌氐这一系列光辉业绩之后，汉和帝时期的东汉帝国已经拥有了唐太宗之前无与伦比的广阔版图。然而，它也必须为自己的过度扩张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为遭到东汉官吏的欺侮，原本主动请求亲附的羌人群起暴动。羌人的武器极为落后，人数也居明显劣势，但依靠自商朝以来便享誉东亚的勇气，屡次打败前来镇压的汉军。战端一起就是几十年，每年都消耗着东汉国库数以亿计的巨额军费，而且毫无停息的迹象。北方的鲜卑人在兼并了北匈奴的人民和土地之后，也开始日益频繁地骚扰东汉帝国的边境。
与边患频仍同时，东汉帝国的内部矛盾同样迅速激化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外朝与中朝（又称内朝）之争、外戚与宦官之争，和农民的大量破产。
按照与皇帝关系的不同，东汉帝国政府被划分为外朝与中朝两部分。外朝由层层筛选、任期有限的官吏组成，中朝则主要由世袭的皇亲国戚和任职终身的宦官组成。西汉初期，皇帝的权利受到诸多限制，除了散布于帝国各地的诸侯王国之外，外朝的相权也十分巨大，常能够决定皇位的归属。汉武帝大力架空丞相，设立超越相权的大将军职位，赐予自己的外戚卫青，并加强以尚书台为主的皇帝私人幕僚集团，组成了足以与外朝抗衡的中朝系统。王莽为进一步削弱外朝，按照他奉若圭臬的周代古经《周礼》，将西汉外朝的最高职务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又增设位在三公之上、号称“上公”的太师、太傅、太保，从礼法上限制三公的实权。这类举措显然有利于皇权的巩固，所以刘秀即位之后，废除了王莽颁行的所有法律制度，但保留太傅和新“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只是后来把大司徒改名为司徒，大司马改名为太尉，大司空改名为司空而已。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丧失了“大”字头衔的东汉“三公”，权力较以往更受限制。原本，司徒掌管民政，司空掌管经济和监察，而如今行政权、财务权与监察权已被尚书台与御史台瓜分殆尽；太尉原本掌管军事，而兵权实在大将军手中。东汉时期，无论是太傅，还是三公，都只有在兼职“录尚书事”之后，才能参予整个中枢决策过程。但是，外朝成员的文化素质更高，社会脉络更多，又负责挑选和推荐下级官吏（即所谓“选举”），因此他们竞相施展政治智能，与中朝争权夺利，而且卓有成效。
中外朝权力之争，贯串着整个东汉帝国的历史。直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还不忘告诫后主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里的“宫中”，即中朝；“府中”，即外朝。中外朝相争的局面，本来是汉朝皇帝们精心设计，肯定也乐于看到的。但如果两派斗争过于激烈，连皇权也无法加以有效控制，任其恶性发展，最终便会损害到整个帝国的利益。
导致中外朝相争的根本原因，在于汉代最高统治者的治国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的汉朝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儒学的时期，统治者事无大小，定要引经据典，在儒家圣贤的著作中找到支持自己主张的理论依据。受儒家思想熏染，汉代的人事制度遵循孔子崇尚的“仁义”准则，讲究“亲、贤并举”。按照儒家经典《礼记·中庸》记载，“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也就是说，在人事制度范畴内，“仁”等于用人唯亲，“义”等于用人唯贤。正如《淮南子·齐俗训》所说，鲁国“尊尊亲亲”，用人唯亲，国家虽难以富强，但朝代可以长久；齐国“举贤而上功”，用人唯贤，国家可以迅速富强，但朝代必然迅速更替。秦始皇见诸侯用人唯亲，国家衰弱，便坚持用人唯贤，自己贵为天子，而亲属若无功勋，也只能做平民，结果秦朝很快灭亡。汉高祖、汉文帝和贾谊等人总结前代经验，“以霸、王道杂之”，仁、义兼施，亲、贤并举，实行“世袭贵族分封制”和“郡县官僚考核制”共存的“一国两制”。西汉初期由于政权不稳定，所以政策倾向于“尊尊亲亲”，导致诸侯王坐大。汉景帝和汉武帝打击旧贵族，但并不消灭分封制，而是采取抑制的办法，在“仁”与“义”之间找到了一个较好的平衡点，终于迎来盛世。
但“尊”的对象不光是父亲，还有母亲；“亲”的对象也不光是兄弟子女，还有妻子的家族，即外戚。西汉后期外戚坐大，无形中令“仁”又压倒了“义”，结果导致王莽篡位。光武帝并未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东汉一朝，“仁”高于“义”，“尊亲”重于“上贤”的风气始终未能改变，结果导致以外戚和宦官为核心的中朝长期保持压倒性的强势地位，而帝国则逐步走向衰败。
由于有皇帝的偏袒，加上制度上的优势，在中、外朝相争中，中朝往往能够占据上风。到了东汉中叶，一批少年皇帝连续登场，更标志着中朝的大获全胜。但是，小皇帝总有一天要成年，随即对曾经拿他当傀儡耍的中朝大员们发动报复。东汉的第一位小皇帝——即位时年方10虚岁的汉和帝刘肇，便在14虚岁那年联合两位兄长——废太子刘庆和千乘王刘伉，以及几名宦官，突然发动政变，逼迫北匈奴的征服者、大将军窦宪自杀。汉和帝从此大权独揽，宦官的地位从此突飞猛进，外戚和宦官之间的长期权力斗争也从此展开。
严格地讲，外戚和宦官都属于中朝集团，他们之间的斗争属于内讧。所以，外朝官员既鄙视外戚和宦官，又乐于为它们之间的争斗推波助澜。东汉一朝的外戚领袖往往是皇太后的父亲或兄弟，他们通常都出任大将军，也兼任中朝集团的领袖。不过，以中常侍和黄门为首的宦官集团在皇帝的支持下，迟早会挑战大将军的权威。相对来说，宦官的立场更接近于皇室，外戚的立场更接近于外朝。不言而喻，这种斗争是一种极为复杂、而又极其危险的政治游戏，最终发展成一种东汉式的宫廷肥皂剧：
皇帝驾崩→以皇后和大将军为首的外戚联合宦官，册立小皇帝→外戚专权
↑↓
外戚从宦官手中夺回权力小皇帝成年
↑↓
皇帝册立新皇后，建立新外戚集团←宦官专权←皇帝联合宦官打击外戚，杀大将军全家
造成这种肥皂剧重复上演的直接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大多数的东汉皇帝活得太短，往往在太子还年幼、甚至尚未出世前，便不明不白地驾崩了，从而使得外戚和宦官有册立小皇帝的机会。可想而知，多数东汉皇帝的死亡原因都不太正常，这不能归罪于个别官员道德败坏，而是由东汉帝国的制度决定的。
当皇亲国戚和朝廷大员们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争权夺利之中时，民生问题自然就很容易被忽视。公元2世纪是一个全球气温变冷的时代，世界各地的粮食产量都受到严重影响，东亚地区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加上地震、洪水、旱灾、蝗虫接踵而至，占东汉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生活质量急遽下降，几乎每年都产生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灾民。由于深陷汉羌战争的泥潭，各级权贵们又*，帝国政府囊中羞涩，根本拿不出足够的物资和经费来赈灾。因为职责所系，外朝官员更容易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也比较接触到下层民众，更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所以也就更会义愤填膺，对中朝领袖热衷于册立小皇帝的自私举动嗤之以鼻，但有勇气敢于公开唱反调的官员并不多。曾经盛极一时的东汉帝国，就这样喝着自酿的慢性毒酒，在百病缠身中缓慢而又绝望地走向衰亡。
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全都悲剧性地集中体现在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内。这个年号虽然很吉祥，却不能给行将没落的东汉帝国带来一丝一毫的健康气息。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3）
第二章在同一个地方两次“摔倒”
深谙官场规则的袁家闹不明白，连续两次帮助皇帝扳倒佞臣、权阉，怎么就不能让皇上龙颜大悦呢？
当婴儿袁绍正躺在襁褓里吃奶之时，东汉帝国正在被大将军梁冀拖向无底深渊。
梁冀执掌东汉帝国政权长达22年之久，却似乎没做过几件好事。史书给他加上了大量令人发指的罪状，例如谋杀君主、迫害异己、压榨百姓、贪污腐败、行为僭越等等，可谓罄竹难书。早在公元142年，侍御史张纲便对梁冀的统治作过著名的评论：“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其实，梁冀本人也许没有这么恶劣，但诚如孔子的爱徒子贡所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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