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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租过的那个房子，收拾得还算干净。和所有十三四岁的孩子一样，墙上贴着明星的照片，窗台上放着整整齐齐的十几个牙缸，他们每天早上排好队去刷牙……他们把这个房子叫“家”。
二〇一一年，我遇到一位律师，她告诉我采访过的女犯的消息，安华在各方帮助下，已经减刑出狱，再嫁了人。小豆在监狱里精神失常。
二〇一〇年，中国法学会再次公布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建议建立家庭暴力庇护场所、向家庭暴力受害人签发保护令，这只是一个建议稿，至今仍只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预备立法项目。
在“两会”上，我曾去找过关心此事的代表委员，担任警察职务的男代表说，现在刑法里已经有人身伤害的定罪了，“如果男性对女性造成人身伤害，那就按现有的法条来判，为什么要为了家庭暴力再去立法？”
一位女性代表说：“家庭的事情，不可能像一般的人身伤害那样处理。”
现场有些争起来了：“你们这么说，只因为你们也是女人。”
“不是女人才关心女人，是人应该关心人。”这位女代表说。
李阳最终没有去做心理治疗，也没有回去陪伴家人，他的时间用来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准备成为“反家暴大使”。
两个月后，Kim申请与他离婚。
他曾经对Kim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文化。”
Kim说：“这不是中国的文化，人是一样的。我觉得中国人，美国人，所有人，我们的相似之处远多过不同，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都需要快乐的家庭，我们都希望更好的生活。如果他的梦想真的是让中国更好、更国际化，我希望他能从自己做起。”
去采访Kim前，我做完采访提纲，合上笔记本，按习惯想一想，如果我是她，交谈时还需要注意什么。
奇怪的是，那一小会儿闭上眼的沉浸里，我想起的却是自己早已经忘了的事，中学时有天中午上学路上，那个小混混喝了酒，从身后把我扑倒了，磕在街边的路沿上，我爬不起来，被一个烂醉的人压着，是死一样的分量。旁边的人嬉笑着把他拉扯起来，我起来边哭边走，都没有去拍牛仔服上的土。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最难受的不是头上和胳膊上的擦伤，也不是愤怒和委屈，是自憎的感觉——厄运中的人多有一种对自己的怨憎，任务是自我的某种残破才招致了某种命运。
我带了一束花给Kim。
她接过报纸包的百合花，有点意外，找了一会儿才找出一只瓶子插上，又拿出几个大本子给我看，里面是一家人的合影，李阳与她合作录的英语磁带，写的工作便条，还有一页，夹着某年结婚纪念日她提醒李阳买的玫瑰花——虽然是秘书买来送到的——花朵是完整的，每片叶子都用塑料膜小心地压平保存着，旁边是一家人的合影。“我要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个男人。”
这些早就干枯失血的花瓣给我一个刺激，人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愿望一样，对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样，只是她生在这儿，这么活着，我来到那儿，那么活着，都是偶然。
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做完女子监狱那期节目的年底，评论部让每人写一句话印在内部刊物上，代表这一年里自己对工作的认识。我没思量，有一句话浮上心头，以前我会顾忌别人怎么看，会不会太文艺腔，但这次我径直写了下来：“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
第七章 山西，山西
海子有句诗，深得我心：“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小孩儿上学，最怕迟到，窗纸稍有点青，就哭着起了床。奶奶拉着手把我送一程，穿过枣树、石榴和大槐树，绕过大狗，我穿着奶黄色棉猴，像胖胖一粒花生米，站在乌黑的门洞里，等学校开门。
怕黑，死盯着一天碎星星，一直到瓷青的天里透着淡粉，大家才来。我打开书，念“神——笔——马——良”，一头栽在课桌上睡着，日日如此。
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类，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但凡有一点诗意，全从天上来。中学时喜欢的男生路过我身边，下了自行车推着走，说几句话。分别之后心里蓬勃得静不下来，要去操场上跑几圈，喘着气找个地儿坐下，天蓝得不知所终，头顶肥大松软的白云，过好久笨重地翻一个身。
苦闷时也只有盯着天看，晚霞奇诡变化，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阵雨来得快，乌黑的云团滚动奔跑，剩了天边一粒金星没来得及遮，一小粒明光闪烁，突然一下就灭了。折身跑时，雨在后边追，卷着痛痛快快的土腥气扑过来。
二〇〇六年我回山西采访，在孝义县城一下车就喉头一紧。老郝说：“哎，像是小时候在教室里生煤炉子被呛的那一下。”
是，都是硫化氢。
天像个烧了很长时间的锅一样盖在城市上空。一眼望去，不是灰，也不是黑，是焦黄色。去了农村，村口一间小学，一群小孩子，正在剪小星星往窗户上贴。有个圆脸大眼的小姑娘，不怕生人，搬个小板凳坐我对面，不说话先笑。
我问她：“你见过星星吗？”
她说：“没有。”
“见过白云吗？”
“没有。”
“蓝天呢？”
她想了好久，说：“见过一点点儿蓝的。”
“空气是什么味道？”
“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
六岁的王惠琴闻到的是焦油的气味，不过更危险的是她闻不到的无味气体，那是一种叫苯并芘的强致癌物，超标九倍。离她的教室五十米的山坡上，是一个年产六十万吨的焦化厂，对面一百米的地方是两个化工厂，她从教室走回家的路上还要经过一个洗煤厂。不过，即使这么近，也看不清这些巨大的厂房，因为这里的能见度不到十米。
村里各条路上全是煤渣，路边庄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寸草不生。在只有焦黑的世界上，她的红棉袄是唯一的亮色。
我们刚进市区，干部们就知道了。看见我们咳嗽，略有尴尬，也咳了两声，说酒店里坐吧。酒店大堂是褐色玻璃，往外看天色不显得那么扎眼，坐在里头，味儿还是一样大。大家左脚搓右脚，找不出个寒暄的话。
干部拿出钱，绿莹莹一厚叠美金：“辛苦了。”
我跟老郝推的时候对看一眼，她冲我挤眉弄眼，我知道这坏蛋的意思，“山西人现在都送美金啦，洋气。”后来知道，之前不少记者是拿污染报道要挟他们，给了钱就走成了个模式。
跟我们一块去的是省环保局的巡视员，老郝叫人家“老头儿”，这是她认为一个人还算可爱时的叫法。她低声问老头儿：“他们不觉得呛啊？”老头儿呵呵一笑：“说个笑话，前两年这城市的市长到深圳出差，一下飞机晕倒了，怎么救都不醒。还是秘书了解情况，召来一辆汽车，冲着市长的脸排了一通尾气，市长悠悠醒了，说：‘唉，深圳的空气不够硬啊。’”
市政府的人一边听着，干笑。
市长把我们领到会议室，习惯性地说：“向各位汇报。”从历史说到发展，最重要的是谈环保工作的进展。老郝凑着我耳朵说：“他们肺真好，这空气，还一根烟连着一根的。”
我在桌下踢她一脚。
讲了好久，市长说：“经过努力，我们去年的二级天数已经达到了一百天。”
有人呵呵笑，是老头儿：“还当成绩说呢？”
市长咧开嘴无声地扯了下，继续说。
我家在晋南襄汾，八岁前住在家族老房子里，清代的大四合院，砖墙极高，朱红剥落的梢门口有只青蓝石鼓，是我的专座，磨得溜光水滑。奶奶要是出门了，我就坐在那儿，背靠着凉津津的小石头狮子，等她回来。
一进门是个照壁，原来是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土改的时候被石灰胡乱涂掉了，小孩儿拿烧黑的树枝在上头划字，“打倒柴小静”。
这小孩儿是租户的孩子，敢掏小燕子，捅马蜂窝，唯一害怕的是老宅子后门的老井，上百年了，附近最好的水，小男孩儿隐隐知道那水有点神圣。井口都是青苔，透明的小水洼里来喝水的蜜蜂，小脚颤抖着轻沾水面。他和我缩着头探一探，适应一小会儿那股黑暗，看到沿井壁挖出的可站脚的小槽，底下深深处，一点又圆又凉的光亮。
北厦有两层，阁楼不让上去，里头锁着檀木大箱子，说有鬼。我们不敢去，手脚并用爬上楼梯往里看一眼，老太阳照透了，都是陈年尘烟。小孩儿总是什么都信，大人说这房子底下有财宝，我们等人中午都睡着了，拽着小铲子，到后院开始挖坑，找装金元宝的罐子。
一下雨就没法玩了，大人怕积水的青砖院子里老青苔滑了脚。榆木门槛磨得粗粝又暖和，我骑坐在上头，大梁上燕子一家也出不去，都呆呆看外头，外头槐绿榴红，淋湿了更鲜明。我奶奶最喜欢那株石榴树，有时别人泼一点水在树根附近，如果有肥皂沫，她不说什么，但一定拿小铲铲点土把皂水埋上，怕树伤着。
等我长大，研究大红顶梁上的金字写的是什么，我爸歪着头一颗字一颗字地念：“清乾隆四十五年国学生柴思聪携妻……后面的看不清楚了……”
一七八〇年的事儿，这位是个读书人吗？还是个农民，贩棉花挣点钱所以捐个国学生？……大人也不知道，说土改的时候家谱早烧了，只留了一幅太爷爷的画像，他有微高的颧骨。我爸这样，我也这样。
王惠琴的村子比我家的还早，赭红色的土城门还在，写着“康熙年间”建造，老房子基本都在，青色砖雕繁复美丽，只不过很多都塌落地上，尽化为土。
村子的土地都卖给了工厂，男人们不是在厂里干活，就是跑焦车。王惠琴妈妈抱着一岁多的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子脸上都是污迹。她不好意思地拿布擦坑沿让我们坐：“呀，擦不过来，风一吹，灰都进来，跟下雨一样。”小孩子一点点大，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常咳嗽。他妈搂紧他，说没办法，只能把窗关紧。
往外看，只能看到焦化厂火苗赤红，风一刮，忽忽流窜，村里人把这个叫“天灯”，这个村子被五盏天灯围着。按规定所有的工厂都得离村子一千米外，但厂子搬不了，离村近就是离路和电近——煤焦的比重占到这城市GDP的百分之七十——它要冲“全国百强县”，领导正在被提拔的关口上。
只能村民搬，“但是搬哪儿去呢？”这妈妈问我。这个县城光焦化项目就四十七个，其中违规建设的有三十八个，符合环境标准的，没有。村里有个年轻人说：“不知道，只想能搬得远一点，不闻这呛死人的味儿就行。”
有个披黑大衣的人从边上过来，当着镜头对着他说：“说话小心点，工厂可给你钱了。”年轻人说：“那点钱能管什么？你病了谁给你治？”吵起来了。
黑大衣是工厂的人，我问他：“你不怕住在这儿的后果？”他说：“习惯了就行了，人的进化能力很强的。”我以为他开玩笑，看了看脸，他是认真的。
“你的孩子将来怎么办？”
“管不了那多。”
焦化厂的老总原本也是村民，二十年前开始炼焦。有几十万吨生产能力的厂，没有环保设施。
他对着镜头满腹委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