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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化厂的老总原本也是村民，二十年前开始炼焦。有几十万吨生产能力的厂，没有环保设施。
他对着镜头满腹委屈：“光说我环保不行，怎么不说我慈善啊？这个村子里的老人，我每年白给他们六百块钱，过年还要送米送面。”他冷笑：“当儿子都没有我这么孝顺。”
“有人跟你提污染吗？”
他一指背后各种跟领导的合影：“没有，我这披红挂绿，还游街呢。”掌管集团事务的大儿子站最中间，戴着大红花，被评为省里的优秀企业家。
晚上老头儿跟市领导吃饭。
“说实话，都吵环保，谁真敢把经济停下来？”书记推心置腹的口气。
“你的小孩送出去了吧，在太原？”老头儿悠悠地说。
书记像没听见一样：“哪个国家不是先发展再治理？”
老头儿说：“这么下去治理不了。”
“有钱就能治理。”
“要不要打个赌？”老头儿提了一下一直没动的酒杯。
没人举杯。
王惠琴家附近那条河叫文峪河。
“这还是河吗？”我问老头儿。
他说得很直接：“你可以把它叫排污沟。”河水是黑色的，盖着七彩的油污，周围被规划为重工业园区，焦化厂的废水都直接排进来。这条河的断面苯并芘平均浓度超标一百六十五倍。
文峪河是汾河的支流，我就在汾河边上长大。我奶奶当年进城赶集的时候，圆髻上插枚碧玉簪，簪上别枚铜钱，是渡船的费用。我爸年轻时河里还能游泳，夏天沼泽里挖来鲜莲藕，他拿根筷子，扎在藕眼里哄我吃，丝拉得老长。
我小学时大扫除，用的大扫帚举起来梆梆硬，相当扎手吃力，是芦苇的花絮做成的，河边还有明黄的水凤仙，丁香繁茂，胡枝子、野豌豆、白羊草……蓝得发紫的小蝴蝶从树上像叶子一样垂直飘下来，临地才陡然一翻。还有蟋蟀、蚂蚱、青蛙、知了、蚯蚓、瓢虫……吃的也多，累累红色珠子的火棘，青玉米秆用牙齿劈开，嚼里面的甜汁。回家前挖点马苋菜拿醋拌了，还有一种灰白的蒿，回去蒸熟与碎馒头拌着蒜末吃，是我妈的最爱。最不济，河滩里都是枣树，开花时把鼻子塞进米黄的小碎蕊里拱着，舔掉那点甜香，蜜蜂围着鼻子直转，秋天我爸他们上树打枣，一竿子抡去，小孩子在底下捡拾，叮叮当当被凿得痛快。
风一过，青绿的大荷叶子密密一卷，把底下的腥气带上来，蛙声满河。表姐把塑料袋、破窗纱绑到树杆上下河抓鱼，我胆小不敢，小男孩在我家厨房门口探头轻声叫“小静姐，小静姐”，给我一只玻璃瓶，里头几只黑色小蝌蚪，细尾一荡。
河边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盖纺织厂、纸厂、糖厂、油厂……柏油路铺起来，姐姐们入了厂工作，回来拿细绵线教我们打结头，那时工厂有热水澡堂，带我们去洗澡，她们揽着搪瓷盆子冲着看门男子一点头，笑意里是见过世面的自持。纺好的泡泡纱做成灯笼袖小裙子，我穿件粉蓝的，我妹是粉红的，好不得意。我妈在工厂的理发店给我烫个卷毛，隔了这么多年，脑袋上包个黄色蛇皮袋的烫热感还有，是文明让人不舒服的启蒙。
人人都喜欢工厂，厂门前有了集市，热闹得很，大喇叭里翻来滚去唱“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啰喂……”声震四野。有露天电影，小朋友搬小板凳占座位，工厂焊的蓝色小铁椅，可以把红木板凳挤到一边去。放电影之前常常会播一个短纪录片，叫《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说的是临汾。我妈带我们姐妹去动物园时，每次都要提醒“电影里说了，树上柿子不能摘，掉下来也不要捡，这叫花果城”。
纸厂的大水泥管子就在河边上，排着冒白沫子的黄水，我妈说这是碱水，把东西泡软了才能做纸。小朋友一开始还拿着小杯子去管子口接着玩，闻一下龇牙咧嘴跑了，本能地不再碰。
河变难看了，但我还是跟河亲。跟表姐妹吵了架，攥着装零钱的小药盒出走，在河滩上坐着，看着翻不起浪的黄泥水。大人都讲，小孩子是从河里漂过来的，我满腹委屈，到河边坐着等，河总有个上游，往那个方向望就是个念想，怎么还不来接我？
我上中学后，姐姐们陆续失业。之后十年，山西轻工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从将近百分之四十下滑到百分之六。焦化厂、钢厂、铁厂……托煤而起，洗煤厂就建在汾河岸上。我们上课前原来还拿大蒜擦玻璃黑板，后来也颓了，擦不过来，一堂课下来脸上都是黑粒子。但我只见过托人想进厂的亲戚，没听过有人抱怨环境——就像家家冬天都生蜂窝煤炉子，一屋子烟也呛，但为这点暖和，忍忍也就睡着了。
我父母也说，要没有这些厂，财政发不了工资，他们可能攒不够让我上大学的钱。
河里差不多断流了，只有一点水，味儿也挺大。两岸还有些蒿草，鸟只有麻雀了，河边常看到黑乎乎的火烬里一些皮毛脚爪，是人拿汽枪打了烤着吃。但我们这些学生还是喜欢去河边——也没别的野地儿可去，河边人迹少，男女生沿河岸走走，有一种曲折的情致，不说话也是一种表达。
回忆高中最后一段，好像得了色盲症，记忆里各种颜色都褪了，雨和雪也少了，连晚霞都稀淡一缕。坐在我爸自行车后面过桥时，每次我都默数二十四根桥柱，底下已经没什么水可言，一块一块稠黑泥浆结成板状，枯水期还粘着一层厚厚的纸浆。河滩的枣树上长满病菌一样的白点子，已经不结枣了。后来树都砍了。但我晃荡着双腿，还是一遍遍数着栏杆，和身边的人一样没什么反应，生活在漠然无所知觉中。
“山西百分之六十的河都是这样，”老头儿说，“想先发展，再治理？太天真了。”
我问：“如果现在把污染全停下来呢？”
“挖煤把地下挖空了，植被也破坏了，雨水涵养不住。”
“你是说无论如何我都看不见汾河的水了？”
他看我一眼：“你这一代不行了。”
“这并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现在已经出现地下水污染了，”他说，“就你们家那儿。”污染物已经从土壤中一点一点地渗下去，一直到几百米之下。
我觉得，不会吧，这才几年。
但采访完忽然想起一事，我妈常掰开我和我妹的嘴叹气：“我和你爸牙都白，怎么你俩这样？”我俩只好面面相觑，很不好意思。
老头儿这么说，我才想起，搬家到小学家属楼后，我家自来水是咸苦的，难以下咽，熬粥，粥也是咸的。家家都这样。像喝铁钉一样。后来查了一下，可不是，“县城水的矿化度高，含氯化物、硫酸盐、铁”。
到现在，自来水也只能用来洗涮，东山里的村民挑了深井水，或者在三轮车焊一个水箱，拉进城，在窗户底下叫卖“甜水”。我妈买了红塑料桶，两毛钱一桶，买水存在小缸里，用这种水熬米汤，才能把绿豆煮破。
我想我们姐俩是不是枉担了多年虚名，问我爸，他哼哼哈哈不理我这辩解，有天终于恍然大悟：“搞不好真是氟中毒，这几年赵康镇的氟骨病患者多起来了，牙都是黄的，骨头都是软的，腿没法走……”
我上网查水利局资料，发现襄汾是重氟区——有二十四万人喝的水都超标，全县的氟中毒区只分布在“汾河两岸”，在术语里，这叫“地带性分布”，也就是说，用受工业污染的河水灌溉，加上农药化肥滥用，造成土壤中的氟向地下水渗透。
河边的洗煤厂是外地人开的，挣几年钱走了，附近村长带着几位农民专门到北京来找过我，问能不能再找些项目，被焦油污染的地没办法复垦了，每炼一吨土焦，几百公斤污染物，连着矸石、岩石、泥土，露天在河边堆着，白天冒烟，晚上蓝火蹿动，都是硫化氢。我们二〇〇六年见过五层楼高的堆积，有人走路累了在边上休息，睡过去，死了。
现在这些焦厂已经被取缔，老头儿说：“但今后几百年里，每次降雨后，土壤中致癌物都会向地下潜水溶入一些。”
我听得眼皮直跳。
我一九九三年考大学离开山西，坐了三十多小时火车到湖南，清晨靠窗的帘子一拉，我都惊住了，一个小湖，里头都是荷花——这东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这个感觉。孩子心性，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就在这年，中国放开除电煤以外的煤炭价格，我有位朋友未上大学，与父亲一起做生意，当时一吨煤十七块钱，此后十年，涨到一千多块钱一吨。煤焦自此大发展，在山西占到GDP的百分之七十，成为最重要支柱产业。
二〇〇三年春节我从临汾车站打车回家，冬天大早上，能见度不到五米。满街的人戴着白口罩，鼻孔的地方两个黑点。车上没雾灯，后视镜也撞得只剩一半。瘦精精的司机直着脖子伸到窗外边看边开，开了一会儿打电话叫了个人来，“你来开，我今天没戴眼镜。”
我以为是下雾。
他说，嗐，这几天天天这样。
我查资料，这雾里头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悬浮的颗粒物。临汾是盆地，在太行山和吕梁山之间，是个S形，出口在西南方向，十分封闭，冬季盛行西北风，污染物无法扩散，全窝在里头了。
回到家，嗓子里像有个小毛刷轻轻扫，我爸拿两片消炎药给我，说也没啥用，离了这环境才行。他跟我妈都是慢性鼻炎，我妈打起喷嚏惊天动地，原先还让我爸给她配药，后来也随便了：“你没看襄汾这几年，新兵都验不上么，全是鼻炎、支气管炎。”
我爸是中医，他退了休，病人全找到家里来，弄了一个中药柜子，我跟我妹的童子功还在，拿个小铜秤给他抓药，我看药方是黄芪、人参、五味子……
“都是补药啊？”我看那人病挺重的样子。
我爸跟我说：“这些病是治不好了，只能养一养。”补了句：“十个，十个死。”
我吃一惊，说什么病啊？
“肺癌、肝癌、胃癌……都是大医院没法治了，来这儿找点希望的。”
他说了几个村子名，病人多集中在那里，离河近，离厂近，他问了一下，都是农民，直接抽河里水浇地吃粮，“这几年，特别多”。
我问我爸：“不能去找找工厂？”
“找谁呢？河和空气都是流的，谁也不认。”
二〇〇六年采访孝义的市长，他白皙的四方脸，西装笔挺，不论什么问题，总能说到市里的整顿措施。我问：“这个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回头来看的话，这个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再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端起杯子喝口水，看着我：“政府对于焦化，始终是冷静的。我们采取措施之后呢，后面的这股劲我们给压住了。”
“压住了？”我问，“压住了还会有这么三十多个违规项目上来吗？”
“因为当时有个投资的狂热，他们都想做这个事，市场形势特别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态度是坚决的。”
“如果你们态度坚决的话，那么这些违规项目就应该一个都不能上马才对呀？”
他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
我们对着看，看了很久。
晚上我跟老郝在宾馆，正准备休息。
有人敲门，是厂子老总的大儿子。手里拎一个布袋子，又沉又胖，带子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