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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嘛，你吃醋喔？”他一脸诡异的笑，凑上来开我的玩笑。
我示威性地抬起手要敲他的脑袋，见他左手护住自己，边躲边笑地变本加厉，“喂，吃谁的醋？”
抽手再他后脑勺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一掌，“神经啊你。”下一秒又被他夸张演绎了的楚楚可怜逗笑，以至于我根本没有在意那句问话的意思。
下课，他拽起包就要去机房，急地好比是要去投胎，说晚了怕课程被人选满。
我走在他身后，笃定地说：“哎不会有人抢那一门的。”上课不点名，期末交论文的校内选修一抓一大把，欧洲文化史这样的选课大冷门，根本不会有多少人感兴趣。
“你也知道喔，选的什么烂课嘛。”江仲彦转过来，向后倒退着走，无心抱怨。
每周二晚上六点都要骑车穿过三个十字路口，到视觉艺术学院上这门文化史的选修课。对西方文化史感兴趣确实不假，但想到自己选课时候那些可笑的小心思……还以为江仲彦不会跟着我一起发神经。
人总有那么些埋在地底下的细密心思，就算是最亲近的人也不愿透露。这样称不上秘密的秘密，我有，江仲彦，或许也是有的。
第一节文化史课，我和江仲彦坐在教室的倒数第二排。讲台上的中年男人滔滔不绝地讲着欧洲文化概述，说亚里士多德的公正观和幸福观究竟是什么。头顶上的风扇呼啦呼啦地转着，五档的最快转速也只能给这个闷热的夜晚带来一点点慰藉般的凉意。
江仲彦趴在我旁边的座位，睡了几乎大半节课。而我花了大半节课的时间观察艺术学院和我们学校不同的教室构造，并且设想这里的学生每天是否也在这样的教室里，上着无聊到死的公共课。
最后临近下课的时候，中年的男人褪下眼睛，凑近仔细看了手上的名单，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点名。我拍了拍身边因为蚊子睡地并不安稳的家伙，“喂，点名了。”
江仲彦抬起头，揉了揉眼睛，又在听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举起空闲着无事可做的左手，喊了一声到。
事实上，这一切并没有按照我起初设想的那样发展。在这个陌生的校园中，我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熟人，就连一些我知道考到这所学校的高中同学，也一次都没有见到。而江仲彦每次也依旧会不依不饶地跟我一起来上课，即便他花90％的时间闷头大睡。
我们就这样，像好学生一样，每周强迫症似的骑车过来上一节无聊的选修课。这种坚持，仿佛是不愿打乱原有的轨迹，因此，也就这样长期蛰伏在各自的象牙塔里。
然而，即便从没有在他的校园里见到他，我总还是能时不时地在宿舍区遇见李泽年，毕竟只隔着一桥之远。有时候是在学生餐厅吃饭，有时候是在小超市买东西。不过，更多的是在寝室楼下——他和杨生关系似乎确实不错，大概是一起看球看地多了，就连杨生寝室的其他人也和他相当熟悉了。
某一个周二的晚上，我和江仲彦从文化史课上回来，在楼下停单车的时候看到李泽年等在楼下。还没等我上前搭话，就见楼上杨生寝室的小胖丢了一个什么东西下来——是学生卡。他捡起来，笑着朝楼上比了一个手势，手里提着两袋宵夜，用那张卡刷开了大门。在看到大厅里坐着宿管时，他主动开口喊了一声“叔叔”，从善如流。上了年纪的宿管大叔笑着回他：“哎，买宵夜去啦？”
我和江仲彦走在后面，他没有看到，只是一步两个台阶地上了楼。
拐进四楼之后，江仲彦忽然开口，说：“听说刚才上楼的那个是那个喔。”
“是什么？”我知道他指的是李泽年，但却不懂他话里的意思。
“同志啊。”
“……胡说！”他说地那么轻而易举，让我除了反驳以外，不知还能作何反应。
“拜托，他是艺术学院的啊，我有朋友跟他同系好不好？”江仲彦一边说，一边从裤袋里摸出寝室钥匙。转动门锁的时候，他扭头看我，补了一个问句：“干嘛，你接受不了喔？”有些小心翼翼试探的样子。
“不是，”我坐下来，试图理理头绪，“……因为我认识他。”
江仲彦嘀咕了一声“喔，这样子啊”就没了下文，在床边脱掉了衣服准备去洗澡。放下手机前，他读了一条新进来的短信，随后丢掉手机说：“陈家昊今天又不回来了，我跟他讲他都可以跟他女人在外面租房子住了，他居然回我说他正在搞租房子的事！”
我有点心不在焉，随口附和了一句：“发展那么快？”
“前几天还讲才进二垒，我就说嘛，骗鬼，”他拿了东西，停在我面前，“喂，你要不要一起下去？”
我摇了摇头，示意他先下去。
于是，在江仲彦趿着拖鞋下楼洗澡之后，寝室就剩我一个。看着对面陈家昊的床铺，想的却不是这个名字。
7
7、06 。。。
“很多事，都来得太快了，快到我以为一切还未开始的时候，那个种子就早已在别处开了花。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能早一点读懂李泽年，或许还能挽救当时还未泥足深陷的自己。”——庆培
校学生会想要在两个月之后的圣诞节举办一个大学城范围内的游园会活动，为此正商量着和其他几所院校学生会洽谈的事项。刚刚进校的时候，我抱着好奇的尝试的心态去面试，最后运气不错地被文艺部录取，回来之后被江仲彦质疑地上下打量了一番，笑说：“没说你有书呆子潜质，倒挖出你有文艺的潜质来了？”
被安排去和相邻两所学员的学生会联系，联络了所有在艺术学院的旧时同学都无果，正在踌躇无计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李泽年。
刚从图书馆借了几本书，正准备回寝室找杨生要他的手机号码。下楼的时候，正巧看到杨生从一楼的自习室走出来。
“杨生！”一时没顾得自己还身处二楼，就冲底下喊了一声。
他循着声音抬头，看到急急忙忙从楼上跑下来的我，停下问我怎么了。
“想问你要你那个朋友李泽年的电话呢。”
听我说明了原委，杨生开口，“他好像是在学生会做，你等等啊。”
我看着杨生转身进了自习室，在他后头走了两步到门口。望着他一路走去的背影。不一会，我就见到了另一个背影，坐在桌前似乎是在温习课本。我知道那是李泽年。
杨生走到他身后，弯下腰和他小声地说了几句，他便扭过头来，目光和站在门口的我撞上后，我抬手和他打了招呼，他起身从里面走出来。
他穿着那件我见过的白色t恤，胸前写着一个英文单词submit。
我习惯了观察身边的每个细节，但却还不习惯自己对于李泽年的这种太超过的关注，细到可以回想之前每一次见面时，他的每一套装束。
“杨生说你找我？”
“喔是啊。”
我们在图书馆底楼两侧的长沙发上坐了下来。我仔细说了活动的构想，他很认真地听着，针对性地提了一条建议，并且很帮忙地把他们那边负责的部长电话留给我。
这一切，就像我想象中为他下的定义的一样：这个人，友好，温和，看起来并不强硬的处事之道中，却也能中肯地给出自己的见地。
一边满足地把他给的号码存在手机里，一边设想着说什么也要把他的电话号码留下来。话还没出口，他就抢在我之前说：“对了，我把我的电话也留给你吧，如果还有什么，方便联系。”
“好。”我一口答应，却又不甘心话题就这样结束，于是问他：“对了，你怎么会在这里自习？”
“喔，我们学校图书馆的自习室气氛太差了，在那里根本看不了书，我下周有考试嘛，所以就跟杨生来这儿蹭自习室。”
“……喔对，反正你和那家伙是中学同学对吧？”
“和他是中学同学的不是你么？”他坐在我左边，侧过脸来，有点吃惊地问。
想要知道的东西没有问出来，只好硬着头皮接话说：“……他和你说过？”
“嗯，我们聊过你啊。”
“那家伙肯定说了我不少糗事吧！”我有点窘迫。
“也没有，”坐在一边的人笑了起来，头仰起来的样子真的像是在回忆当时的样子，“他就说你是文青啊，没什么事就爱写文章什么的，不过我不觉得你有那么古板哎。”
我一边装作生气，一边看李泽年笑地很开心的样子。
其实他的个子不算矮，却相当瘦，白色的圆领T恤套在身上，连颈下的锁骨都能瞄到。我收回目光的时候，还听他讲述着从前杨生和他谈到我时的场景。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说起这些的时候是真的开心，那种溢于言表的喜悦无法掩饰。他的情绪以一种不加修饰的自然状态暴露在我面前，每句话，每个表情，我都静静地看着，就好像单凭这些就从中分析出什么他的喜好来。
简单的对话并未构造出什么丰富的内容来，大多数回合都像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他说起画来，就精神奕奕，几句话说出一连串法国画家的名字，我统统不认识，只记住一个莫奈。既然如此，我还是很喜欢这种模式，和他在一起说话，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舒服和自在。
那时，我觉得一天里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在校园或是宿舍区偶遇李泽年的时候。
那一阵他面临着重要的考试，因此经常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出没，我每次去借阅室借书，几乎都能看到他在底楼温习。我知道他一般在五点吃饭完，然后回图书馆复习，大约待到晚上九点半就会离开。
同时，我开始为自己的一目十行而感到窃喜，借来的书，总是用比从前更快的速度读完，然而给自己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告慰自己那些次相遇只是机缘巧合。可我心底明白，人与人之间一次又一次的巧遇，都只是因为一方在苦心设计。
在我联系艺术学院负责人之后的第二周，圣诞游园的活动最终敲定由两校共同主办。到李泽年楼下拿活动策划书的时候，他在电话里说他正在洗笔，等一会就下来，或许我直接上三楼找他，他在3007。
那时，他的考试已经顺利结束，几天里，我再也没有在图书馆见过他。
站在楼下的我握着手机，几乎没有多想什么就说：“好，那我上来找你。”
我设想过他的寝室是否被各类画板、颜料堆得满满的，而亲眼目睹之后发现那比想象中的还要乱。
他在寝室对面的水房里洗就快要完全硬掉的画笔，哗哗的水声中我听到他的声音，说要我随便坐一下。我没有关上门，在椅子上坐下来，面向门口就可以直接看到在那头洗笔的人。
他桌上堆着很多东西，五彩斑斓，我却无心去看。
“你最近都不去图书馆看书了吗？”我低低问了，突兀而不合时宜。
“嗯？”就着水声，他没听清我的话，可用来疑问的鼻音听起来显得很愉快。
看到他侧过头来看我，我冲他笑了笑，“没什么啊。”
桌上手机震动起来的时候，我喊他：“你有电话，要帮你拿来吗？”
“喔，没事，我好了。”他最后把所有的画笔又冲了一遍，甩了甩干，走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