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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古罗夫寻求与少校接近的途径，即是人类的热爱集体劳动的途径。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有的，”巴图林把文件念了几遍，便扔在桌上。
“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现实生活中有时候会有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古罗夫从容不迫地说，声音中有点怜惜的意味，“您是带着手套开枪的，在这之前一小时由于漫不经心的缘故您拿了一下手枪。您是个活人，因此人类的任何事情对您来说不是陌生的。任何一个以侦探作为职业的人有时会犯最大的错误，很遗憾，这一点我是凭我自己的经验而得知的。”
“请您甭在丸药里再加一点糖，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不是婴孩。您为了要把我关进监牢，就不要做这种呈文，而且您和我索兴在检察院或者在部长办公室里谈话吧。您却悄悄地把我从街上拖走，送到了这所秘密住宅。即是说，您打算把我招募。”巴图林耸耸肩膀。
“这句话我是不能容忍的，”古罗夫和气地说，“当每个侦探帮助昨天的敌人对他有利可图时。他的实际生活中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局面。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这就是生活。我提出合作建议，这是对双方有益的，短时期的却是真诚的合作，这是没有下流女人参与、没有砍去我的头颅的试图的合作。”
“当然，这是真诚的合作，但是索环在您手中，”巴图林尖刻地回答。
“对不起，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不过这是您，而不是我从谢列梅季耶沃拐走了尤里雅·戈尔斯特科娃，并且给这个小姑娘注射麻醉剂。是您，而不是我枪击民警机关的军官，只是碰巧没有打死他。我向您提出平等的合作建议，论理我应有一定的好处。”
“那么，尤里雅·戈尔斯特科娃的事情真使您感兴趣，”巴图林若有所思地说。
“我不打算昧心说话，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你所知道的许多事情使我很感兴趣，”古罗夫说，不知不觉地改称你，“福金使我很感兴趣，顺便提一句，请你同谢苗·彼得罗维奇商议商议，他是个高级特工。”
古罗夫看见，在提到福金时巴图林的太阳穴上的青筋颤抖了一下，但是密探用那平静的噪音从容不迫地继续说：
“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我不准备教训你，每个人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的配手。但是我向你警告，福金会使你处于受攻击的地位，就像以棋阵为转移去任意摆布象棋棋子似的。他是个政客，而在政治上只有一个法则：获胜的志向，谁也不注意牺牲。我不存心离间你和上级的关系，我只是叫你注意他的本质。”
“而你，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正在给我准备奖品。”巴图林讥讽地回答。
“未必，”古罗夫冷冷一笔，“你和我一同工作，这是非常冒险的事业，所以古罗夫这个人物人人熟悉，他在所有特工机关里表现得突出，引人注目。但是你可以问问我的敌人，被我长期关押的刑事罪犯们，许多人不喜欢我，仇视我，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对你说，古罗夫上校作出了承诺之后会自食其言。当然，我是你的敌人，我们的目标各不相同，但若你能帮助我，我本人就在这所住宅中把手枪还给你，这个针对你的案子也会自动地了结。我向你作出军官的应诺。”
巴图林听到的有关古罗夫的一切情况证明他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但是少校还不能立刻跳过壕沟站到另一边去。这个密探心里明白这一点，他心平气和地说：
“去干自己的事吧，或者带上一瓶酒和她单独地谈谈。我不尊崇那些不加思索地乱蹦乱跳的人们。我不催促你快走。你知道尤里雅处在危险中，福金找不到她。虽然他存在各种缺点，但他却是个明白事理的男人，他一定会有信心。他已经放弃了某种意图，即借助小姑娘去影响戈尔斯特科夫、阿连托夫和杜波夫的想法是不实际的，错误的。福金不得不寻求别的通路。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我不询问你什么，也不请你写什么。我们会面了，谈了一阵子，澄清了既成的局势，我们分手了。你需要多少时间，五天，一星期？你晓得我的电话号码，你挂个电话，我们就见面，商谈一会儿。”
巴图林是个有经验的侦察员，但是他不曾预料到这种结局，有几分手足无措。
“那么我可以走吗？”
“不用说，祝你一切顺利，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古罗夫站立起来，把少校送到门口。
当密探回到房里的时候，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在桌旁忙碌，他斟上几碗咖啡茶，准备好夹心面包。
“喂，你觉得他怎么样？”古罗夫问道。
“鬼才知道，可我一点也不相信他。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把你出卖的。你，列夫·伊凡诺维奇，是个王牌侦察员，真正的为首征召者。你以最高的水平带领一个团体。但少校是个已经成熟的人，他是一条毒蛇，谁也不能把他变成一只忠诚的警犬。他以后会兜圈子，耍滑头，拍马屁，等待时机一到，他就拼命地咬你一口，溜之大吉。”
“你有这样的看法吗？”古罗夫有几分绝望地说，“我好像觉得在他身上得到了某种进展。”
“当然，取得了某种进展，但是过了一天以后，又会故态复萌的。哎，你怎么会有这样幼稚呢？”斯坦尼斯拉夫甚至两手举起轻轻一拍，表示惊讶。可以欺骗、收买、引诱和强迫一个成年人，而要改造他是不可能的。不能把坦克变成播种机，前者是用以消灭敌人，后者是用以振兴农业的。”
“你倒蛮不错，你是聪明的，”古罗夫忧郁地说，“我应该怎样去打听谢苗·彼得罗维奇·福金从事什么活动？有什么志向？”
他把小汽车停在库图佐夫大街，他走进一家商店，又走进另一家商店，买了一些食品、果子汁和一瓶伏特加酒，再走过街区，拐进院子里，然后到了大门口，坐电梯登上五楼。福金稳当地走着，他非常熟悉这条路。房门包上一层结实的铁皮，他按了一下门铃，房门几乎是霎时间敞开了。
“你好，伊戈柳克，你又不睇睇观察孔，”福金心里想生气地说话，他很笨拙地拥抱了那个身材匀称的少年，少年拿起了中校的一个手提包，走进了套问。
“你，谢苗·彼得罗维奇，还没有关上电梯门，而我已经知道谁来了。我们残废人，都是一些灵敏的人。”
“别再说了，伊戈尔，你知道我不喜欢，”福金把食品拿出来了，“别作孽，你算什么残废人。唔，一只眼睛差点儿……”
“鸡蛋都没有。你自己才半疯半癫的，像我这样健康的小伙子，真是漂亮极了。”伊戈尔有点儿结结巴巴地说。
“你看见，从战场上经常运走一些怎样的人。”福金装作生气的样子，“是的，你受苦了，但是可以说，遭到一点儿损失，还算走运。”
户主伊戈尔·斯美尔诺夫是个淡黄头发的男人，身材匀称，约摸二十二岁，用一对浅蓝色的大眼睛瞅着福金。因为伊戈尔有一只眼睛实际上失明，小伙子的目光难以猜测。初次认识时福金无论如何也不习惯这种目光。中校仿佛觉得小伙子比正常人看的东西多得多，能看见福金是老实地说出的东西，只能是在他酩酊大醉缓说出的罢了。
“我还算走运，谢苗·彼得罗维奇，因为你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收留下我了。如果有人把你派到很远的地方去服务，那么我将来怎样生活呢？光靠我的抚恤金只能糊口，不至于饿死。这里有个朋友给我挂电话，说他忘记了肉类的香气。啊，没有肉吃我能活下去，可是裤子穿破了，鞋子裂开了怎么办？”
“得啦，得啦，没有人会把我派到什么地方去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会没有活路。你在我面前代替尼古拉，他牺牲了，你可以自称是我的儿子。当你还活着，你就不会过贫困的生活。”
伊戈尔那只没有毛病的眼睛开始骨碌骨碌地转，嘴撇起来了，他两肩发软，有些驼背了。
“打死那只狗！”他开始喃喃地说。
福金心里明白，伊戈尔的疾病发作了，中校把少年单薄的身子抬起来，放在沙发上，从书架上拿起一个小药瓶，把药滴在一块糖果上，塞进少年的口里面，他想，当这个少年独自一人时，他要怎么样才能摆脱疾病的折磨呢？
第八章
伊戈尔出生于莫斯科的普通家庭，这样的家庭在首都总共有几十万户，甚至有一百万户。父亲是个工程师，母亲在小学教书，家里生活不富裕，但也不至于挨饿。像大多数莫斯科人那样，他们一直靠工资活命，经常去操办东西，而“购买”这个词业已从语汇中完全排挤出去了。操办了象牌印度茶，操办了二十卢布两罐的罐头闷肉或香肠，香肠不仅没有香肠的香味，而且根本没有气味。
这有什么可讲的，成年人在这极其幸福的时代还清楚地记得，尽管有些人开始忘记了。柜台上的充足的商品刺激着他们，可谓为百货俱全，只是缺乏你必须挣得的金钱。人们在往年不是去挣钱，而是去领钱，谁也未曾说“工钱”，而是说“工资”。微薄的卢布发给每个人，这不取决于，你的工作做得好，或者做得坏，或者根本只是前来应卯而已。
除开父亲和母亲之外，伊戈尔尚有外公，母亲的父亲。在八十年代初，外公有五十五岁左右，但他看起来远远在六十开外，因为他进行反苏宣传，坐了五年牢。他曾经是个文学家，甚至是作家协会会员，自然他很快就被开除出作家协会。他所写的是一些普通的描写日常生活的故事，无疑地没有鼓吹任何人，总之极不问政治，但他和那些进行“叛乱性”谈话的同事有交往，甚至开始出版自己的杂志，那些人一下子被逮捕起来，没有进行特别审查，就把他们这一伙关进了班房。他们之中没有闻名的和有天才的人。审讯悄悄地，不知不觉地结束了。那时候的伊戈尔记不得出了什么事，又因为年幼，所以他不会深思熟虑。父亲被开除出党，伊戈尔未被接收入团，但他小学毕业了，生活跟平常一样。外公悄悄地，一声不响地回来了，劳改营里的事从来不讲。他们在家里不进行政治性的谈话，父亲只是有时喝醉了，声音又低又不清楚地说些恶毒的话，说什么下等作家真讨厌，使一家人终身残废。外公不做声，在某处当个看门人，八十年代中期在睡梦中沉默地辞世。
无论是外公的被捕，无论是他的去世对伊戈尔都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他快要念完十年制学校，稍稍从事体育运动，常和少女们相会，备受她们的欢迎，实际上常常不在家里，只是回来住宿。
戈尔巴乔夫执掌政权，生活在起变化，父亲被提升职务，现在他的被开除党籍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功绩。从前他文静稳重，不引人注目，而今开始高声谈话，议论政治，时常提及岳父的名字。一九九三年伊戈尔被传到兵役委员会，但是医生们说了什么关于他的肺部的情形，于是上级准予延期服兵役。
父亲还年轻，他是个健康的男人，有一次他同伙伴们一起多喝了几口酒，尽管原则上他不是经常喝酒而且喝得很少，而在那次则出现了心肌梗塞，父亲在医院待了一个礼拜，后来又出现第二次心肌梗塞，人就死了。正如埋葬外公那样，悄悄地埋葬了父亲，尽管在葬后酬客宴会上人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