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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的西军忙于围堵刘党贺，不断抽调桂林、全州一带的兵力，和湖南之间渐渐脱节……
楚军后方的几个省，此时也进入全面动员的高潮。
多尔衮和孙可望都说汪克凡穷兵黩武，其实并没有说错，事实上，楚军自从湖广崛起，这几年来一直在不停的打仗，很多时候并不是自己想打，而是形势逼人，不得不打，打到后来又收不住手了，只好一仗接着一仗打下去。
比如南京会战初期，汪克凡的本意只是袭扰江南，削弱清廷的实力，可是后来仗越打越大，等到全歼济尔哈朗之后，楚军顺势攻占浙江，攻占福建，攻占南京城，甚至反攻到江北，一下子收复了半壁江山，汪克凡在战前也没有想到。
南京会战结束后，汪克凡也想缓一缓节奏，打稳根基，就命令主力部队进行休整和改编，只派二线部队渡江北伐，田见秀的北伐第一军，王进才的北伐第二军，焦琏的北伐第三军相继出征，虽然声势浩大，其实投入并不多，汪克凡的主力精力还是放在内部整合上，消化刚刚占领的广大地盘……可是在这个时候，西军却突然叛乱，随即攻入湖广，清军也趁火打劫，同时发起反攻，楚军又被拖入一场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不得不进行全面动员，以应对这场战事。
由于连年征战，楚军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巨大，在清军和西军的两面夹攻下很有些吃力，于是一边抵抗，一边撤退，接连放弃了湖北和湖南，暗中却在积聚实力，等到耗尽西军的进攻动能后，突然派出西征军千里挺进贵州，一举扭转战局。
仗打到这个份上，汪克凡又有一种收不住手的感觉了。
谭啸和周国栋攻占贵阳后，楚军已经对西军实现了大规模的反包围，形势极为有利，这个时候，如果任由孙可望退出湖广，撤回云南，才是真正的贻误战机，汪克凡有意命令汪晟和刘芳亮等部，放慢反攻的节奏，不要对西军逼迫太紧，同时却在后方进行全面动员，准备把孙可望一网打尽。
打仗首先得有钱，汪克凡的手头却并不宽裕，他的解决办法简单粗暴，对南直隶、浙江、福建、江西和广东这几个省临时加征一次性的战争税，同时开动印钞机，大量制造银元，印刷军票，以弥补巨大的财政缺口。
为了避免社会动荡，汪克凡宣布进入全面动员之后，就对南直隶、浙江、江西和福建北部实行军管，对万元吉和苏观生也采取高压政策，严令他们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税赋任务，否则严惩不贷。
江南地区富甲天下，比北方各省富裕得多，汪克凡加征临时战争税，虽然搞得民怨沸腾，但是老百姓实际上还能承受，汪克凡又明确表示这是一次性的临时加税，以后不会再收，无论士农工商，只要交纳战争税后，可以凭借收据抵扣明后两年的税收，胡萝卜和大棒双管齐下，大多数老百姓只好接受现实，老老实实交了钱。
第二卷 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第三零二章 来时容易去时难
汪克凡的战争税和田税挂钩，自耕农和佃农的负担并不算太重，真正闹得厉害的，还是那些坐拥千亩良田的地主，以及拥有功名的士族缙绅。汪克凡明确宣布，国难当头之际，所有人都有义务交纳战争税，无论秀才、举人还是进士，都按自家田产征税，不再享受免税的优待，政令一出，就引起了江南士绅的强烈反弹。
然后，他们就遭到了汪克凡的残酷镇压。
抄家充军是标准待遇，越是闹得厉害的，越是让你人财两空，汪克凡在江南士林中的形象一夜间变成了敲骨吸髓的贪婪奸臣，可是不管怎么说，这笔钱还是足额收上来了。
除了有钱，打仗还得有人，汪克凡利用这几个月的时间大力扩编军队，楚军原有的辅兵大批转为战兵，又在江南数省大量招募和征抽壮丁，补充辎重部队。
楚军的辅兵都是按照战兵的标准训练的，利用以前几次大战中缴获的武器装备，陆续编练了三万多人的新军，送到湖广前线。与此同时，楚军第一次在民间征抽壮丁，一开始是十丁抽一，后来又发展成五丁抽一，加上自愿的募兵，总共征集了十几万的青壮辅兵，经过几个月的基本训练，也被分配到各个部队中。
粮食、弹药、武器、药品、牲口、车辆、船只、帐篷、军服、鞋袜、甚至油盐酱醋……各种各样的物资陆续送到湖广前线，汪晟的实力越来越强，一边和孙可望进行蘑菇战，一边又做好了总攻的准备。
孙可望对此一无所知，只把希望寄托在刘文秀身上，等着他得胜回师，再和汪晟决一雌雄，可是这个时候，贵州方面突然送来消息，贵阳之战以西军惨败告终，刘文秀兵败身死，十五万大军烟消云散，王尚礼、卢明臣、包胜亭等等一干将领或者战死，或者被俘，苗振宗和周武定等人叛变投敌……
孙可望如遭雷劈，实在不敢相信这个惊人的消息，返回军营的时候竟然摔下战马，受了一点轻伤，作为一员久经沙场的老将，孙可望当年行军的时候甚至可以在马背上睡觉，现在却当众摔下战马，都是因为刘文秀战败的后果太严重，以至精神恍惚，神不附体。
“这肯定是误传，误传！刘文秀不会这么容易死的！”
孙可望抱着侥幸心理，希望这份战报是假的，最起码刘文秀还活着，还可以主持云贵大局，率领西军残部守住云南，可是冯双礼很快又送来一份更加详细的战报，其中还有周国栋开棺验尸的细节，确认消息无误后，孙可望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晚上谁也不见。
第二天一早，孙可望终于开门出屋，对惶恐不安的众将艰难说道：“我军已然战败，传令各部，准备退兵吧。”
众将早就想到会是这个结果，都是默默无语，却又听到孙可望恨恨说道：“刘文秀昏聩无能，断送十五万大军，断送我千秋大业，诸位以为应当如何惩处？”
众将大惊失色，一起苦苦劝说，孙可望才打消了把刘文秀拉出来鞭尸的念头，但他还是命人起草了一份新的战报，在战报里不点名的批了刘文秀一通，把战败的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众将越发心寒，各自领命散去，同时派人给李定国、白文选和其他各个州府的西军传令，让他们做好撤退的准备。
刘文秀虽然带走了三万五千甲兵，但是李定国又派来了一支援军，再加上数量庞大的辅兵和辎重部队，西军在湖南就有十几万大军，而且分守各个州府，突然决定撤退，肯定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之前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楚军却已紧紧沾了上来，想走也走不了。
汪晟几乎和孙可望同时接到贵阳大捷的战报，紧接着就发现西军各部异动频频，明显是准备开溜，立刻命令楚军发起反击，对西军贴身紧逼，不让他们轻易溜走，同时派出吕仁青和滕双林两支精锐主力，向西军纵深大胆穿插，进攻益阳和安化。汪晟还对他们两个下了死命令，必须在五天之内攻占益阳和安化这两座县城，截断孙可望的退路，否则就降职当旅长去。
这怎么可以？
同样是楚军老八营出身，谭啸和周国栋已经当了军长，吕仁青和滕双林如果降职当旅长，以后简直没脸见人了，他们两个干脆立下军令状，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任务，不当旅长当小兵，然后就率领部队从岳州和长沙之间冲破西军防线，向西奔袭二百里，对益阳和安化发起猛攻（益阳近一些，在洞庭湖南岸，到湘阴只有几十公里，安化的距离远一些，但在这个年代也属于长沙的郊县，后世则属于益阳市）。
这个时候，西军处处分兵，处处防守的缺陷就暴露无遗，吕仁青和滕双林已经深入西军腹地，西军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把他们消灭或者赶走，附近的三座大城市里，长沙被汪晟的主力盯着，不敢轻举妄动，岳州距离九江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和金声桓等部激战，没有多余的兵力救援益阳，常德处于后方，兵力相对空虚，因为堵胤锡死守常德，城墙也在激战中损毁严重，见到吕仁青和滕双林攻势凌厉，自身尚且难保，更是不敢轻易出兵来救，被吕仁青和滕双林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先后攻占益阳和安化。
同一时间内，汪晟率楚军主力强攻湘乡和湘潭，因为周围的小型据点已经被楚军扫荡一空，所以这两座孤零零的县城都没有坚持太长时间，就被楚军轻易攻克，如此一来，就把长沙和衡阳的西军彻底割裂开来，用汪晟的话说，他现在就是一个一肩挑两城的挑夫，一头是长沙，一头是衡阳，两座城池都被他装进筐里了。
张家玉等部则在南线发起反攻，从耒阳出发，先后攻占常宁、祁阳等县，威胁永州府的府城零陵，把湖南南部的西军和衡阳割裂开来，战局至此，湖南西军被分割成几个部分，眼看就要被楚军各个包围，各个消灭。
楚军的反攻如此凶猛，再次出乎孙可望的预料，他和汪晟打了大半年的仗，彼此已然知根知底，李定国的援兵赶到湖南后，西军已经可以和楚军抗衡，可是汪晟哪来那么多兵力，竟然在几个方向同时发起反攻，对十几万西军完成了战术分割！
花了好几天的时间，随着各处的情报陆陆续续的汇总，孙可望才搞清其中的原因，原来汪克凡在后方进行了全面动员，又扩编了三万多战兵，十几万辅兵，大部分都送到了湖南前线，以至于汪晟又取得了兵力优势。
孙可望感到很绝望，汪克凡占据富甲天下的江南，人口钱粮都非常充裕，说扩军就扩军，几个月的时间内就能扩充十几万军队，这对西军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早知道现在这个结果，当初就应该听从白文选的劝告，放弃长沙、衡阳和岳州，向湖南西部收缩，现在说走就能走，既可以尽快回援云南，也不会搞得这么危险，这么被动。
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孙可望自知又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但是很快就原谅了自己，把责任都推到刘文秀身上，如果刘文秀能够打赢贵阳之战，西军现在遇到的所有问题都不成为问题，汪晟哪怕扩军十几万，西军也仍然可以与之一战。
可惜的是，刘文秀已经兵败身死，剩下的现实问题，都要孙可望自己面对。
随着汪晟的反攻，形势对西军越发不利，多耽搁一天就多一分危险，因为刘文秀全军覆没，湖南西军的士气一落千丈，打败汪晟已经不可能，云南的祁三升也不知道能坚持多长时间，孙可望知道必须尽快撤退，破釜沉舟，在所不惜。
……
云南方面，祁三升回到昆明后，把昆明的一万守军派往曲靖，当做拦截楚军的第一道防线，同时抽调其他州府司卫的西军，赶来昆明，当他们陆续赶到后，被祁三升分别部署在通往昆明的各处关卡要隘，层层设防。
昆明位于云南的东北部，距离贵州很近，和普安府之间只隔着一个曲靖府，这一点对西军很不利，好在曲靖和昆明之间有几处天险，关索岭，兔儿关（又名兔耳关），都是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随着各地的援兵陆续赶到，祁三升和高文贵渐渐恢复了信心，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