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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改革成功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力主改革的秦孝公本人。纵观当时所有诸侯国的国君，几乎找不到一个像秦孝公一样，具有如此坚定改革决心的国君。他能够给予改革者全力支持和毫无保留的信任，这是任何一个改革者在其他国家，都无法得到的。
这种毫无保留的支持，无可复制的信任，来自于秦孝公个人的性格，更来自他独特的身世。
秦孝公的家世很特殊，他原本不是秦国王室的正统继承人。他的家族是秦国王室宗族中较偏的一支，秦孝公的父亲公子连，早年就因为主张改革，触动了国内旧贵族的利益，被赶出国境。后来公子连不屈不挠，利用秦国发生政变的机会突然回国，在经过苦战后夺取了国君之位。这次政变凶险万状，当时的守旧派已经部署了军队埋伏在边境，准备随时杀掉他，好在军队中支持他的军官临阵倒戈，这才铤而走险夺权成功。公子连即秦国历史上的秦献公，他在位期间废除了野蛮的殉葬制度，制定了五家一伍的保甲制度，并且开始初步推广郡县制，在全国设立了四个县来试点。可惜他的运气很不好，这时候的秦国，东面面临魏国的威胁。此时魏国正处于魏文侯改革后最强大的时期，秦国在对魏国战争里，连战连败，丢失了整个西河地区。改革时代的参与者们，大多没有长远眼光，对改革的看法一向都是功利的，秦献公对外战争的失败，也成为保守派质疑改革的理由。公元前362年，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秦献公在忧愤中死去，21岁的儿子渠梁即位，就是后来缔造了秦国变法的秦孝公。
秦孝公虽然年轻，但是家族的传承，父亲为改革辛苦奔忙的一生，他早就了然于心，而他也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改革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着秦国的强大，更关系着父亲的遗愿。所以，秦孝公在登基后，连续多次发布了求贤告示，希望能招揽到推动改革的人才，他将给这个人才毫无保留的信任，让他帮助自己缔造一个强大的大秦帝国。他很快等到了这个人才——商鞅。
对于秦国这个有着特殊成功条件的国家来说，商鞅，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人物。商鞅原名公孙鞅，是卫国贵族的后人，在西奔秦国之前，他曾经在魏国相国公叔座身边做谋士，那时正是魏惠王登基的早期，身为相国的公叔座，许多重要的谋略，其实都来自作为他高参的商鞅。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商鞅真正接触到了当时战国最强大国家的核心行政机构，他的施政经验和视野，都来自于这段时光。从师承上说，商鞅承袭自李悝的法家学说，对李悝的《法经》非常推崇，并且精心研究，在漫长的思考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施政改革理念。这样一个有深厚理论积淀和丰富施政经验的人物，才是改革者中的最好人选。
商鞅来秦国之前，有两个偶然因素，让他差点来不了秦国，一是长期欣赏商鞅才华的公叔座，临终前将商鞅推荐给了魏惠王，如果魏惠王能够认可公叔座的推荐，那么恐怕就没有强大的大秦帝国了，但魏惠王却认为公叔座老糊涂了，对商鞅的才能嗤之以鼻。第二个意外，是老谋深算的公叔座深怕商鞅不被魏惠王所用，将来势必成为魏国大敌，因此劝说魏惠王，如果你不肯用商鞅，就一定要杀了他。商鞅知道后只是冷笑，他既然不听你的话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来杀我。事实也正如商鞅所料，魏惠王根本没拿商鞅当盘菜。不用也不杀，任他自谋生路去了。
这两个偶然，也包含着一些重要的信息：第一，经过在公叔座身边数年的锤炼，商鞅已经锻造出了深不可测的心机，对于他人心术的揣测，早已做到料事如神，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才能承担起那场惊天动地的变法。第二，魏惠王并不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以他看人的眼光，即使听了公叔座的话重用商鞅，也不会长期地信任商鞅，这样一个刚愎自用的君王，根本不可能给商鞅以施展才能的平台。
所以这时期的商鞅，将希望寄托在秦国身上，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当时的六国里，赵国和韩国还没有大规模的变法，齐国是宗族当道，商鞅更不具备邹忌那般讽谏的本事，自然是去不得。至于南方雄心勃勃的楚国，吴起的例子也摆着呢。所以，秦国，是胸怀大志的商鞅唯一的出路。商鞅，是志存高远的秦国仅有的选择。
公元前361年，商鞅来到了秦国，见到了求贤若渴的秦孝公，经过3天的攀谈，商鞅以其学说打动了秦孝公。公元前359年，秦孝公颁布了变法令，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这场改变战国历史的变革，从此开始了。
【二】
商鞅变法，从一开始就注定荆棘密布。在变法令颁布以前，秦孝公曾召集群臣讨论，结果引来了旧贵族们的集体反对，大臣甘龙等人极力阻挠商鞅变法，而商鞅也不是一个好惹的人，当场与甘龙等人展开了辩论，一番唇枪舌剑将反对派驳得哑口无言。明火执仗的反对，就此变成了暗流，无数的明枪暗箭，在商鞅变法的路途上等着。
但商鞅不惧，他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长年的沉浮，让他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变法要成功，必须采取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抓住事物的核心矛盾下手，快刀斩乱麻。所以商鞅采取的第一个政策，就是要变法，先变人。所谓变人，就是要树立改革者的绝对威望，让他获得大多数人的足够的信任。完成这个目标谈何容易，你商鞅是谁？秦国有几个人认识你？难道还要一个接一个苦口婆心地劝说，或者是上大街上作报告？
商鞅的办法简单，不用作报告，不用劝说，立一块木头就行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南门立木”事件。商鞅在乐阳城南门竖起一根3丈长的木头，并挂出布告：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口，就给他10两黄金。这事在当时，就好比今天突然接到“恭喜你中奖了”的手机短信一样，很难让人相信。木头不重，路又不远，凭什么奖10两黄金？立了一上午后，奖金已经翻了好几倍，涨到了50两黄金，这时候来了个傻小子，壮着胆吭哧吭哧地把木头抬走了。结果商鞅二话不说，当然兑现奖励。南门立木的典故就这样不胫而走，所有秦国人都知道了一个事实：这个商鞅，说话是算数的。
商鞅的威望就这样树立起来了，然后他趁热打铁，出台了第一阶段的变法内容。事实证明，商鞅不但口号很响，胆子很大，做事更是现实。他第一阶段的变法内容，都是最初级的改革，包括废除传统奴隶制的世袭制度，设立军功授爵制，奖励士兵的作战积极性；实行编户制，建立封建制的基层农村制度，奖励耕作；鼓励小农经济发展，规定家庭里有两个儿子以上的，儿子成年后必须分家另过，这样就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国家的税源也扩大了。
商鞅的这几条政策，是吴起、李悝等人施行过的，大多没有什么新意，其中的一些，还是对秦献公时期变法内容的补充，比如实行编户制、奖励耕种。但这样做却是很现实的，像秦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生产水平低的国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必须要立竿见影提升经济水平，才能真正收拢人心。另一个原因是商鞅坚持要变法先变人，变人的第一步，是要树立个人的威权，第二步，就要把国家大多数的老百姓，牢牢地抓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这样旧贵族对变法的反对，才能成为空谈。变法就这样推行开来，作用也立竿见影，秦国的经济水平飞速提高。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大量引进，秦国的农业、畜牧业都迅速地发展起来，小农经济群体的扩大，更造成了大量贵族的破产和财产的萎缩，世袭制度的取消，让国家节约了开支，有更多的钱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能立竿见影，另一个原因就是商鞅够狠，他在建立编户制的同时，规定了保甲连坐制度，即一人犯罪，多人受株连，用残暴的国家机器，来打压一切反对变法的力量。这是之前所有的改革家在变法过程中，都未曾使用的方式。一是他们不会得到这样强有力地支持，二是他们本人也不够狠。
商鞅却够狠，比如有一次在渭水河畔，他一次就杀掉了700多个破坏变法的旧贵族，这其中真正有破坏变法行为的只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被株连的亲族，甚至还有邻居，整个渭水清澈的水面，刹那间被滚滚鲜血染红。连秦孝公的儿子，商鞅也绝不姑息。当时太子的两个老师鼓动太子反对变法，诽谤商鞅，商鞅得知后，做主把两个老师处以酷刑，一个割鼻子，一个脸上刺字，如此一来，整个秦国都吓得打哆嗦了。他连太子的面子都不给，自然谁的面子也不会给了。没办法，老老实实跟着他混吧。
【三】
商鞅第一阶段的变法持续了7年，到了公元前352年，变法的成果已经非常显著，秦国上下出现了仓储丰厚的景象，老百姓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甚至出现了披星戴月劳动的情景。在国家税收方面，大量自耕农的出现，使政府的收入大为增加，国库财大气粗，旧贵族势力遭到了残酷镇压，一时很难对变法形成威胁。变法带来的巨大实惠，已经在秦国上下深入人心。
内政顺利的时候，秦国军队的力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奖励军功制度的出台，使原本彪悍尚武的秦国人，作战的积极性更加高涨，打仗不用动员。从商鞅变法的第三年开始，秦国就陆续的在河西地区发动攻势，多次击败魏军，原先秦国对魏国战争一边倒的惨败局面，这时候开始攻守易行。原本对秦国采取攻势的魏国，也不得不改变政策，对强大起来的秦国以防守为主，转而把注意力转向东边的中原诸侯国。对于正在上升期的秦国来说，这一事件尤其重要，它使得正在蜕变的秦国，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获得了充足的成长空间，秦国收复西河失地，东进中原，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
商鞅变法的第二阶段，从这时期开始。公元前305年，商鞅再次颁布了变法令，因为变法的卓越成果，此时的商鞅已经成为手握秦国大权的大良造。在秦国国内，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原本明枪暗箭的反对派们，现在已经无人敢掣肘。
商鞅第二阶段变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废除井田，开阡陌，这就彻底断绝了奴隶主贵族的经济命脉，打碎了奴隶主贵族对庄田的垄断，勤力垦荒的自耕农们，只要足够勤劳，就可以把原来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划到自己名下，国家法律会为他们提供绝对的保护。第二个方面，就是正式确立秦国的地方行政体系，即郡县制度，全国划分成41个县，县的长官县令，由中央直接任免，这样对地方的控制权，也牢牢地抓在了国君的手里，原本画地为牢的旧贵族们，从此彻底成了死老虎。第三个方面，是统一度量衡，整合国民经济，建立国家对商业贸易的绝对管理权。度量衡的统一，使国家有了统一的税收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