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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此事不难。
只要刘湘自己闹个“莫须有”的乌龙事，老蒋就正好顺水推舟，来个“确有其事，却查无实据”，堂堂的蒋委座，总不能当民国版的秦桧，以莫须有定人罪吧，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成了皆大欢喜。
话好说事却难做。
刘湘可是川省主席，还兼任着川康行辕主任，也算有头有脸之人，如何闹这个乌龙事情呢？
唯一办法就是刘主席突然身亡，无论是真死还是假死，别人都无法追究了，因为刘湘即使还活着，但是名声却死了，哪怕再苛刻的酷吏，都不会再多说什么了，毕竟杀人不过头点地。
若发生在另一时空，最后还真的只有这么干了。
那时不但南京有人在暗中捣蛋，还有北上山西抗日的川军部队，也闹了一个大乌龙，他们在出川之前，就将武器和装备都埋藏起来，到山西后还又偷又抢的，实在是不像话，宛如一支土匪军队。
因此，各地的长官很不待见川军，连老百姓也把他们当土匪。
一说到赈灾贪腐之事，大多认定川军自己真贪污了灾款。
为了平息此事，刘主席只好“摆乌龙”了。
赈灾贪腐之事，牵连甚广，一旦追查到底的话，必然导致川军上下猜疑，甚至连过去几十年，在内战时所积下的恩恩怨怨，也会在一夜之间爆发出来，最终民心、军心一夜丧尽，导致六十万川军，还没真正出川抗日，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实在是华夏抗战之悲哀。
刘湘与老蒋都是爱国之士，深知倘若不尽快平息此事的话，最后只会好了日本鬼子。
个人的荣辱得失，反而不算什么。
不过对于刘亦诚来说，却不是多大的事，因为这厮是文科生出身，没事最喜欢翻阅历史书，现在所出现的许多事情，其实在古代都已经出现过了，甚至有了比较成熟的应对办法。
他即刻向刘湘说了三条对策。
其一，马上出动川军体系的军警，将最嚣张、最恶劣的几个贪腐份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问罪，对于这些犯罪份子，尽量以实事求是为准则，争取“从严、从权、从快”的处理掉。
但是一定要勿枉勿纵，因为这是一场争取民心的政治战，万万马虎不得。
最后将一应罪犯送交南京的司法部门，将该事件的负面影响，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同时尽力宣传川军出川抗日的英勇事迹。
其二，将救灾所花的实际款项，列出一个清单，送交南京国民政府的同时，在各大报社刊登出来，欢迎实业部与财政部进行监督，并将所有说不清去向的款项，一律归结于军火买卖，或抗日征兵所用。
其三，雇佣专业的笔杆子撰写文章，营造有利川军的社会舆论与氛围，向外界承认川军上下，确实挪用了救灾之款项，不过是遵循宋代的赈灾办法，即“灾年募兵法”与“以工代赈法”。
以上两法还是宋代之初，宋太祖所倡导的救灾办法，虽然后来造成了北宋的“冗兵”之危，但是效果确实是立竿见影。
“以工代赈法”，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由政府出面，向灾民提供一些临时的就业机会，比如修筑道路桥梁，或比如垒建城池沟渠，让灾民得以挣钱糊口，不至于为了活命而为非作歹。
而此法的最大好处在于，既能保持灾民的人格尊严，还能让救灾之事能够长久下去，此法的倡导者正是宋代名人范仲淹，也就是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那位。
至于“灾年募兵法”，就比较高深了。
每当某地有了灾荒时，政府官员怕有人当李自成或张献忠，于是干脆将该地的青壮年，即时的征召入伍，这样一来，既避免了这些青壮年参与造反，还为当地的军队增加了兵员，而且这些人一旦当了兵，军饷足以养家糊口，而且宋代初期的名相富弼，就是此法的倡导者。
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会失传呢？
当然与宋代的衰落有关。
后来有人将两宋的灭亡，归结于“冗兵、冗官和冗费”，其中冗兵一项，正是源于“灾年募兵法”。
到了元代就不必多说了，这事对他们来说太高深了，还没等他们真正想明白，就出现了“一个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到了明清两代，也别想这美事了，连堂堂七品县令，都拿不到几两饷银，当兵的与当叫花子差不多，在康乾盛世时，英国特使马嘎尼，在笔记中提到，“满目的贫穷与野蛮，当兵的在捡垃圾吃”。
到了民国就不一样，民智已经开化了。
何况1937年5月25日后才拨的款，真要下放到灾区，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而且一个多月后，就爆发了“七七事变”，因此将一部分的救灾款项，挪用于抗日救亡的事业之中，也是说得通的。
何况川西军火的实际价位，一直是个秘密。
只要刘湘与刘亦诚自己不说，外人还真不知道个中的内情，将去向不明的款项，一律算入武器装备的费用之中，也就天衣无缝了。
另外，这俩人还知道一个不算秘密的秘密。
为川省赈灾所发行的债券之中，百分之八十的份额，是通过孔财神牵线，卖给了山西的土财主们，换而言之，只要在山西的抗日战场打好了，此事也就平息了。
当刘湘的大难题一解开，川军上下哗变的事情，也就风消云散了。
六十万即将奔赴战场的川军，也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出川了。
刘湘为了感激刘亦诚的支持，决定亲自给四十七军，师级以上的军官们，一一的单独写信，要他们与刘少将精诚团结，在即将爆发的石家庄一战中，打出川军的威风来，不要让全国人民为此失望。
军长李家钰、副军长罗泽洲、参谋长魏粤奎，以及104师长李青廷与178师长李宗舫，尽皆有份，连全体官兵也有一封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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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四十章 已抵获鹿
刘主席能如此帮他理顺关系，刘亦诚真是感激不已。
想当初他与刘湘之间，曾经为了川西兵工厂一事，闹得差点兵戎相见，后来的“茂县风波”更是人尽皆知，甚至震惊了整个南京政府，从此“川西小霸王”，倒成了人们教育小孩子的反面典型。
现在终于都过去了。
刘湘也垂垂老矣，数十万川军虎贲，也即将出川抗日，过去的种种恩怨尽付于笑谈中，因为全面抗日之事，才是大家的共同目标，大家究竟有什么本事，都在抗日的厮杀之中见分晓。
1937年10月4日，侵华日军再次发起了全面攻势。
三十多万华北日军兵分三路，在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的指挥下，疯狂的进攻我绥远、山西、河北和山东等地，各地求援的电报早已堆积如山。
而淞沪一带的日军，也在海军军舰的全力补给下，兵力再次恢复到20万左右，让淞沪战场上的压力倍增，好在日本海军仍旧遵守前约，仅仅帮着搞搞运输而已，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南京所得情报也确实很准确，华北日军进攻的重点，还真是平汉线与津浦线的北段。
至于山西的忻口战场，依旧是以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为基础，加派了山冈重厚的第109师团，以及关东军的察哈尔兵团与蒙疆兵团，总兵力达到了十二万，对忻口防线的守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让山西的阎锡山也是一夕数惊。
10月5日，华北日军的第一与第二军，在寺内寿一的指挥下，对河北的首府保定，发起了全面进攻。
日军在此战所动员的兵员，高达二十三万余人，而华夏所应战有商震集团、宋哲元集团、刘峙集团等华北精锐，总兵力接近三十万，在表面的人数上，我军似乎还略略有些优势，但人心浮动、节节败退。
10月10日，日军的第六师团，在重炮第二旅团的掩护下，以战车部队为先导部队，率先攻入保定城内，下午日军中将香月清司乘火车到达保定，并将第一军司令部设于其中（现直隶总督署博物馆）。
10月11日，华夏军队退出了保定战场，河北省会保定沦陷。
此战我军伤亡5万余人，商震集团和刘峙集团遭到重创，而宋哲元集团正闹着分家，一部随商震等人退往正定，一部随冯玉祥退往沧州与山东，全国军民却激愤哗然，示威游行时有发生。
此次保定保卫战中，前后历时不到一周。
华北日军一共动用了4个师团，200余辆坦克或装甲车，300多门火炮，100余架战机，而日军方面，所公布的参战兵力为九万余人，伤亡总数为一万余人。
二三十万华夏精锐，竟被九万鬼子打成了狗，直让南京上下，乃至整个华夏为之震惊不已，让世人不得不重新打量中日之战，甚至有人严重怀疑华夏军队的战斗力，以及在淞沪战场上的“辉煌战果”。
唯有《大公报》说了一些公道话，“（保定之战）乃抗战之激烈，牺牲之悲壮，在平汉线为最甚者”。
随着保定的沦陷，老蒋等人也急了。
由于商震集团与刘峙集团均被重创，导致定州、正定与石家庄等，平汉线上的战略要地，根本无重兵可用，已直接暴露在鬼子的兵锋之下，如果日军之第一、第二军顺势南下，石家庄沦陷几成定局。
然而，更为糟糕的是，石家庄一旦失守，整个华北将无险可守，日军将通过井陉天险（太行八陉之一），直插忻口防线的侧后方，到那时，不要说山西与太原了，就是邯郸与长治都难以保全。
10月12日，保定的日军集群一分为二。
日军之第一军，以第六、第十四师团为核心，沿着平汉线北段继续南下，攻击目的直指正定与石家庄，而日军之第二军，以第十、第十五师团为主力，沿着津浦线北段东进，兵锋直指沧州与德州。
10月13日，平汉线上的重镇之一，望都县沦陷。
定州县与新乐县危若累卵，同时此地距离正定县，不过九十多公里，而正定县与石家庄不过是一河之隔，如果日军前锋全力推进的话，三日之内，必然抵达正定与石家庄，即使南京想调整军队也来不及了。
接到如此噩耗的老蒋，简直心急如焚，在南京小营中坐卧不安。
此时一机要侍从，突然推开房门，送进一张紧急电文，上面只有了了的几个字，“已抵获鹿，川西101厂”。
委座顿时松了一口大气。
说到河北省会石家庄，很多人都略知一二，但是说到获鹿县就没几个知道了，在20世纪初期，石家庄还是该县的一个小村落，那时的获鹿县，是“通燕赵、连三晋”的货物集散地，是河北知名的旱码头。
随着正太铁路的兴建通车，日进斗金的旱码头开始东移，石家庄逐渐取代了获鹿的地位，成为河北中部的交通枢纽。
1906年，正太铁路为了避免在滹沱河上重复建桥，干脆在石家庄与京汉（平汉）铁路相连，将正太铁路起点由正定改为石家庄，从此石家庄成为两条铁路的交汇点，正式成为铁路枢纽和商品集散地。
1907年初，平汉铁路与正太铁路相继通车，但给当地的行人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伤亡事故时有发生，因当时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