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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再普通的华夏士兵，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家人与生活，有父母有子女的人，这种无谓的战争不打也罢，刘郧决定代表石家庄的军队，接受日军的“有条件投降”。
不过他不要什么虚名了，一切只要实际的结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受伤的日军”可以安然离去。
什么是受伤的日军呢？
那就是丧失战斗力的鬼子士兵，比如缺胳膊少腿，比如重伤未愈，比如失去了两根大拇指的伤员等等，当然还有文职人员、医护人员，以及受到南京“特殊赦免”的军事人员，可以不算在此等行列之内。
刘亦诚如此阴狠的方法，倒是令老蒋茅塞顿开。
对啊，那些重伤未愈的鬼子士兵，即使留着也是一大祸害，华夏军队又没有日军那么凶残，还可以用这些人来练练刺刀，反而还要花费宝贵的医疗资源，去救治这些罪恶滔天的侵略者，现在正好借着华北议和的名义，将他们扔回日本本土去，那才是上上之策。
文职与医护人员都属于非战斗人员，当然要单独考虑。
至于“特殊赦免”也好理解。
一个师团又三个旅团之中，光将军的数量就不止十个，何况在这些被围困的日军之中，应该还有不少来镀金的皇亲国戚，若是一股脑儿全杀了，也确实不太好，这些可都上好的交换人质，不能浪费不是。
想要南京特赦，也好办。
那就让日军总部自己开个清单，与南京谈好了价钱再说。
老蒋可是炒股票的高手，没有三倍以上的赚头，你看他与你做交易不，而且由于东北沦陷、平津沦陷，很多革命志士都被日军所逮捕，也正好乘此良机，将他们一一的营救回来，其中就包括吴佩孚的旧部及其家人。
至于“失去大拇指的伤员”，老蒋就有点闹不明白了。
在旁参议的白上将眼睛一转，立马向他解释了一下，一个普通人若是没有了大拇指，今后就拿不稳刀枪了，自然就很难当兵打仗了，刘郧这也是故意让普通日军有空子可钻，可借此方式逃脱被俘的命运。
不过代价就是——永远损失作战的能力。
老蒋想好了之后，即刻向二十二集团军发报，命令他们暂停进攻，如果当日上午12点之前，还没发来新的命令，邓锡侯部、李家钰部、孙震部等华夏军队，应即刻发起最后之攻势，活捉土肥原贤二等敌酋。
事实上，日军上下远比老蒋要急。
老蒋还以为要洽谈好几个小时，然而还没到上午的10点钟，日军大本营与近卫内阁，就全盘接受了南京的条款，华夏毕竟已经照顾了大日本皇军的颜面了，可以让土肥原等将军们，带着文职人员、医护人员和一应伤兵，悄悄的从新乐县“突围”到定县。
至于正定县城内的日军，早就没了中佐以上的军官。
对于日军大本营而言，已经没有什么“营救”价值了，正好命令他们“勇敢”的战斗到最后一人，一来彰显大日本皇军的“武士道精神”，二则掩护此次不体面的秘密议和，杜绝其他日军争相效仿的可能。
1937年11月6日中午，上百架轰炸机袭击了正定县城，将数千日军炸得死伤枕籍，剩余的根本不用坦克部队进攻，就主动的投降了，根本没有“忠勇”到哪里去，华夏军队以极小的代价收复了正定县。
50年之后，在此战幸存下来的小野田二郎，当时还只是一个二等兵，曾告诉采访他的记者，“士兵们奋战了好几个昼夜（争夺石家庄），却突然遭到大队战机的轰炸，以及坦克装甲车的袭击和围攻”。
“后来，不但第二十师团败了，第十四师团败了，连号称‘第一主力’的第六师团，也被挡在了大沙河以北，他们在正定县城之内，为天皇陛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尽忠职守，无愧大和武士之称号”。
相比正定县城的惨烈，新乐县城就和谐多了。
当土肥原等特殊人员“突围”之后，所剩余日军就主动的投降了，一次性投降了近三千人，加上之前在平原作战时的俘虏们，共有六七千日军俘虏，让整个华北日军都丢尽了脸面。
整个石家庄会战，从10月16日凌晨，河边支队突击新乐县城为开端，到11月6日下午，华夏军队重新收复新乐县为结束，前后历时21天，华夏投入的总兵力高达12万，其中以第22集团军、川西独立旅为主力，以保定会战下来的各个残部，以及附近区县中的民团为辅助，打赢了此次大型会战，总的伤亡高达五万多人。
22集团军折损过半，各部杂牌兵更是丧失殆尽。
日军投入了华北派遣军第一军，与德川好敏航空兵团全部，以及第二军一部，总兵力高达13万，最后第十四师团、第11旅团、以及第一、第二重炮旅团等，若干部队遭到了全歼。
至于加强了装甲兵部队的第二十师团，也在野战之中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若非第十师团及时援手，恐怕也难逃全歼的命运，与之同时，也导致日军之第十师团，平白损失了数千人马。
因此总的算来，在此次石家庄会战中，日军阵亡了三万六千余人，若再加上俘虏的人员，以及受伤的人员，总数将会突破六万余人，这是从七七事变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日军的伤亡高于华夏军队的现象。
更要命的是，华夏军队一次性打垮了三个常设师团，对于骄横跋扈的日军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集体认为是华夏军队在“伪造战果”。
不过当外界记者在平津一带，找到第一军司令香月清司，以及华北派遣军司令寺内寿一，想详细采访此事时，直接被宪兵与便衣特务找借口暴打了一顿。
而日军的新闻发布部门的答复是，“此乃是军事机密，无可奉告”。
直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时，才爆出了此次会战的真相。
老蒋很喜欢第22集团军，不但兵员与装备优先补给，还将该集团军一分为二，增添了一个36集团军，由李家钰当司令，而孙震正式接任22集团军司令，下辖的各个师一律扩编为甲等师。
邓锡侯上将，正式出任第一战区副长官，专门统率这两个集团军，重点是捍卫石家庄一带的安全。
鉴于石家庄的重要性，由老蒋出人出钱，由川西出武器，为邓锡侯等部队，筹建了三个重炮团，每团有二个重炮营，共有122毫米口径的重炮一百余门，152毫米口径重炮五十多门，另外由巩县兵工厂出人，扩大云盘山的临时兵工厂，切实解决守军的子弹和炮弹问题。
立下功勋的郭祺勋少将，则被老蒋晋升为中将师长，直接挂名在联合集团军下，担任204师师长，同时功劳显赫的川西第四飞行联队，也被收编为郑州空军总队，划归美龄姐的空军委员会直管。
联队长宋杰克也被晋升为空军少将，统帅郑州一带的所有空军，当然同时还是得听从刘少将的命令，不然一旦断了飞机零件和后勤补给线，就等着找地方去哭鼻子去吧，川西的这些先进玩意，在别的地方可是造不出来的。
由于刘亦诚和陈子良建功颇多，又是老蒋的门生故吏，自然要去南京军委叙职，比如谈谈人生、谈谈感想之类。
此时如火如荼的淞沪战场，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与尽头。
从战场的兵力分布上来看，仿佛是华夏军队略略占优，其实已经难以为续了，老蒋也接到了确切情报，日军即将再投入二个军，那么日军在淞沪的总兵力，将会超过40万，南京诸将为此都有些惴惴不安。
因为以华夏在淞沪一带的实力，绝对无法对付四五十万日军，所以华夏军队将不得不准备战略性撤退。
至于究竟只是如何一个撤退法？
老蒋与白崇禧等人，还要与其他人商量一下，比如刘郧与吴佩孚。
对于刘少将在石家庄的突出表现，蒋委座等人也“心中有数”，认为他是受了吴佩孚的“教唆”，因此吴老总也在去南京叙职之列。
11月7日下午，刘亦诚等人乘一专机，直飞南京紫金山机场。
由于日本海航的消极怠工，导致日军陆航部队一直萎靡不振，根本不敢袭击华夏的首都，因此刘少将等人的飞行过程还算安全，没有丝毫的战争紧迫感。
淞沪上空更是一贯“很和谐”。
往往日军陆航一起飞，就会被华夏空军发现，随后就有战机过来“打招呼”。
好在华夏的同行“很礼貌”，一般不会击落他们，让他们有充分的“借口”，继续滞留在淞沪战场上，与华夏的空军继续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导致日军的海军航空兵，没有任何借口“参战”。
对于自视甚高的吴佩孚，老蒋固然是很不喜欢。
但是此番石家庄会战，吴老总也确实出力甚多，许多防御与进攻的作战计划，都出自他的手笔，而且与土肥原贤二还是师兄弟，无论土肥原怎么蹦达，就是脱离不了吴师兄的手掌，这次可算是将这个日本师弟给坑惨了。
因此老蒋即或再不喜欢他，也会客套寒暄一下的。
看到洒脱大方的吴老总，老蒋有些僵硬的脸上，终于挤出了几丝笑容，这俩人在北伐时是老对手、老冤家，现在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之下，终于又走到了一起，所谓“劫波之后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蒋吴俩人彼此握握手，谈谈过去的风闻趣事，渐渐的也就自如了。
随着各种误会冰释之后，他们才发现彼此都已经老了。
早在1933年1月18日，上海各团体曾经派代表，劝慰段祺瑞、吴佩孚等北洋老人，勿受日本鬼子利用，要以有用之身为民族尽忠时，其中以段祺瑞为代表，很快应蒋委座之请南下，而吴佩孚却岿然不动——仍滞留在北平。
1934年11月2日，老蒋等南京政要亲自飞往北平，与何应钦、宋哲元等人，商议平津的政军之要务，以及如何应对日军的步步逼近，在黄郛之的宴会席上，与吴佩孚本人也曾有一面之缘。
可惜来去匆匆，俩人反倒因此横生了不少的误会，此次正值石家庄大捷，倒是正好逐一的详谈下。
以前吴老总与老蒋，总是彼此看着不顺眼，主要还是沟通上的问题，这次得到了详谈的机会后，这才发现彼此都是一路人，都希望华夏民族强大起来，无论军阀也好，还是独裁也罢，都留于后人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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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五十七章 重商主义
石家庄失败之后，日军加快了反击的步伐。
11月8日，日军的第十军与第十一军，正式在各驻地逐一装船就绪，原本归关东军统辖的日军第四师团，也正式划归到华北派遣军之列，而华北日军则全面收缩战线，以防华北一带的华夏军队反扑。
连战火横飞的忻口会战，也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实力受创的第六师团，则暂时退守河北保定，而第十师团则退出德州，坚守沧州一线。
与之同时，得到补充后的第十四、第二十师团，也被一起划入日军第十一军序列，与第十五师团，台湾步兵旅团，以及第1后备步兵团等，共同组成杭州湾的登陆兵团，司令官正是朝香宫鸠彦亲王。
与另一时空相比，第十五师团的情况略有差别，该师团原本是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