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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在尚书台中安置自己的心腹，这些才俊除了向老臣讨教治国之道，更能够通过皇帝直接接触到“三公九卿”以及各地呈报上来的奏本，观察各项政策的利弊得失，从旁学习，形成自己的见解，从而快速熟悉朝局事物。一旦皇帝掌控朝政，这些人便能迅速派上用场，稳固权力的同时，也有了一帮可靠的助手。
不过前霄明帝之后，尚书台这个机构就成了当权的外戚、宦官的眼中钉、肉中刺，在他们的联合打压之下，皇帝再也无法利用尚书台培养心腹，使得大霄王朝的皇权旁落。刘义臻入京之后，由于他身兼丞相和大将军之职，大权独揽，尚书台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三天前，张忌傲与其父张师起入宫叩谢皇帝时，“无意间”提及了前霄明帝的往事，一下子令皇帝有所感悟，当即就决定在任命三位高官的同时夹带一些“私货”，而将群马司并入光禄寺，也可以算是对张忌傲的奖赏。至此之后，张氏父子已经真正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日后的朝堂上，他们张家必然贵不可言。
做出这两个决定后，皇帝一扫大朝会失败以来的阴霾，全心投入尚书台人员的遴选工作。刚开始当然不能太过明显地表露自己的意图，尚书令、左右仆射等人自然是找那些有贤德、又有能力的老臣来担当，至于那些被皇帝看中的青年才俊，等待时机逐步安插进去即可。
当然那些善于捕捉朝廷风向的人也对此趋之若鹜，朝廷一公布设置尚书台的消息，立马就有些权贵托各种关系举荐自家子弟进入其中。姑且不论皇帝、文官和外戚三方博弈的结局如何，重建尚书台就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皇帝已经着手培养新人，未来全盘接手权力。更何况进入尚书台能够接触朝廷的决策核心，获得的见识、阅历远超一般的中下层官吏，这也是进入其中之人日后能够被迅速起用的必备条件。
皇帝发出的这个信号对中太尉杨坡来说绝对是个坏信号，他敏锐地意识到皇帝的最有可能先接手的，就是以自己为首的“文官集团”目前掌控的权力，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他已经六十七了，按照惯例，“三公”级别的高官在七十岁前必须要让出权力，以防其年老昏聩、或者突然离世对朝政造成混乱。三年的时间不算长，但已足够皇帝培养一批新人来取代自己。
崔正对此倒没有杨坡那么敏感，毕竟皇帝是自己的外甥，而且他还有崔太后做后台，在朝中的经营时间远长于皇帝，到时候杨坡一下台，他未必没有与“帝党”一争高下的本钱。
然而最忧心忡忡的仍然是崔太后，儿子的举动完全超乎了她的预料，她怀疑是张师起、张忌傲父子给皇帝出的这个主意，因为从大朝会到宣布设立尚书台，很明显这对父子获得的利益最多。而且从这两人的任命上看，很明显皇帝有意在“武功”方面有番作为，只怕他将来掌控朝政之后，国家大政将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崔太后虽然表面仍然不动声色，却暗中命人加强了对这对父子的监控力度。
朝局中的这些变化也很快被秦骧捕捉到了，令他略感意外的是皇帝竟然光明正大地重建尚书台。但细细一想，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自己与张忌傲的那番对话看上去完全戳中了皇帝的心思，他效仿前霄明帝的做法，也绝非偶然。
不过针对这个新的局面，最先动起来的人就是中太尉杨坡，因为不论皇帝是否设立尚书台，时局的走向对“清流”一派非常不利，所以他不得不早做筹谋，为这一派守住权力。
正月二十二日，经过了数天的谋划，中太尉杨坡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里面的内容简单概括来说，就是“乞骸骨，归食邑，告老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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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
第55章 恒阳东郭氏
杨坡给皇帝上的辞官奏疏自然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来这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但是皇帝仔细算计了一下，觉得还是不能操之过急，因为他设立尚书台的决定才刚刚下达，杨坡的举动很明显就是应对皇帝培养心腹的策略。
首先，如果皇帝批准了他的辞呈，中太尉之位空悬，能够递补上来的除了外太尉丁式程之外，就是跟随了杨坡数十年的长史、左右丞等人，而这些毫无疑问都是他的心腹，是根正苗红的“清流派”。其次，即便丁式程顺利递补，但此人对于太尉府的运作毫无经验，实权肯定旁落到杨坡一党的手中，那这个太尉府实际上仍然是由杨坡在幕后运作，他辞官不辞官，根本没有区别。
最后，如果皇帝没有合适的人选占据这个关键职位，那“外戚”一党必然想法设法推举自己人上位，到那时，“帝党”岂能坐视“外戚”一党继续做大，两派提前决裂，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他们“清流”一党正好从中渔利。
所以，杨坡的这个奏疏上得异常巧妙，因为无论皇帝如何决断，“清流”一派似乎都没有什么损伤；相反，他们“清流”稍微往后一退，“帝党”就得直面“外戚”，然而皇帝并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因此，皇帝最保险的选择就是竭力挽留杨坡，让他继续执掌太尉府，直到三年后他不得不退位，彼时，皇帝安置在尚书台的心腹们做好了接手实权的准备，那样才算是万无一失。
然而杨坡的去意异常坚定，无论皇帝如何挽留，他都坚辞不出，后来干脆闭门谢客，任谁来都不见。如此一来，这招“以退为进”搞得皇帝很是头疼，只能纡尊降贵，亲自来到杨坡的府邸，将其请出，并做出了“永受公禄”的承诺，许诺他可以一直担任中太尉的官职，直到他死亡。
这样一来，杨坡的权位就更为稳固了，他的地位也因皇帝的“躬亲拜访”而显得更加尊贵，在朝堂上，他们“清流”一派的气势天然就压了“外戚”一头。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杨坡算计到了皇帝的顾虑，才能一击成功，成功为“清流”派续命。皇帝虽然受到了打击，但他心中反而愈发坚定了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尚书台的班底组建工作也很快有了进展。
弘文六年二月二日，这一日在民间称为“龙抬头”，因这一日后雨水渐渐增多、春意愈发盎然而得名。不过这一日对于大盛王朝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新的太仆卿、宗正卿以及大将军正式上任，并且尚书台的主要构架及人员名单宣布确定。
按照皇帝与丞相府、太尉府、御史监察院商议的结果，负责尚书台日常事务的主官为“尚书令”，由原丞相崔宪担任；下设“左右仆射”两人，分别由原廷尉卿东郭旭和原太仆卿柳万乘担任；“仆射”下各设“左右丞”二人，再下设“六曹”（礼曹、兵曹、工曹、民曹、刑曹、吏曹）以及尚书侍郎若干。“仆射”以下人员名单并未确定，不过有些职位皇帝已经心里有数了，安放进去也只是时间问题。
原本尚书台的组建无需经过“三公”的同意，但由于要使用到国库的经费，御史监察院提出也要将尚书台的官员一并纳入监察之中；皇帝思虑了再三，还是决定就尚书台的构架问题与“三公”进行协商，最后才形成了上述的方案。
按照皇帝与“三公”敲定下来的方案，尚书台有参政议政之权，但无实质的施政之权，因而这个新设立的衙门并不能对时政有决定性的影响。但这样的结果也已经达到了皇帝的目的，毕竟设立尚书台的初衷就是为自己培养人才，而不是要立马就夺权。
闻到朝廷风向的世家子弟、寒门士子甚至于地方官员都对尚书台中的官职趋之若鹜，他们心里都明白，这将来就是一个仕途晋身的捷径，而且在尚书台中能够接触到国家大政、朝廷决策，最关键的是能够接触到京中的重量级官员，以及当朝天子。尚书台就是一道“龙门”，只要进入了其中，不怕日后没有机会出人头地。
正因如此，对于入台之人的筛选就极其严格，这一点从尚书台设立之初就已经制定下来。入台要经过数道关卡：首先是“品德”和“才学”，这条是针对白身士子而言的，他们要先经过朝廷的同一考核，得到“孝廉”或者“茂才”的认定以后才有机会进入尚书台；其次是“政绩”，这条是专门针对地方官员而言的，如果在任上没有做出过什么成绩，或者主持地方事务时出过纰漏、受过弹劾，那也不能进入尚书台；最后要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统一考试，称为“殿试”，以时政策论为主，又分笔试和面试，两项测试获得皇帝认可之人才有资格进入其中。
除了“殿试”，“品学”和“政绩”的考核就交给了御史监察院，可以用最短的时间从“泥沙”之中淘换选“金子”，皇帝也不用花太多的精力在选择人才的事情上。当然，皇帝的这个决断在有意拉拢御史监察院，使其彻底倒向自己这边，而不至于被丞相府或者太尉府所拉拢——毕竟，御史监察院的设立初衷就是替皇帝监察百官，若是被权臣控制住了，那皇帝就真没有什么威严可言了。
从大朝会到如今，周沐的举动仿佛都有意在向皇帝靠拢，以他为首的儒生、“中间派”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御史监察院的二号人物、下御史白德虞在上司周沐的影响下，也开始尽心竭力地皇帝服务——宣布成立尚书台的诏书下达后不久，他就从考核杰出的地方官员中遴选了十二人的名单交给皇帝，以备选用。
同时作为“中间派”的廷尉卿张士信也主动向皇帝举荐了身在廷尉府中的郎绾入尚书台。郎绾是皇帝登基之初就已经看中的人，张士信的这个举动很明显是在向皇帝“表忠心”，有些在为未来打算的意味。不管怎么说，儒生和“中间派”的靠拢可以防止“文官”和“外戚”的进一步坐大，也有利于皇帝稳固建立自己的势力，这对刘彦钊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
实际上儒生和“中间派”在弘文朝初期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首先，能被“清流”势力认可的或是些老资格的高官，或是有家世做依托的高门子弟，想要挤入这个圈子难度有些大；其次，“外戚”是在崔太后的一手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在这过程中也打压了不少儒生和“中间派”；第三个原因，就在于皇帝身上，从他登基初期的情形看，刘彦钊纵容崔太后扶持崔氏一族，这在儒生和“中间派”看来不是明智之举，所以他们本身对皇帝是明主还是昏君有所疑虑，因而迟迟不敢聚拢在他的麾下。
然而如今不一样了，皇帝在大朝会上的表现，以及设立尚书台的举动都清楚无误地向世人表达了要夺回大权的决心，这也使得儒生和“中间派”对皇帝有了信心，有了期待，才会明里暗里地帮助他壮大羽翼。
朝堂上的这些变化都逃不过秦骧的眼睛，他也没有料到当日对张忌傲的一番话竟然会激起这番波澜；不过朝局的这些走向只会对自己的计划更有利，他作为看客又何尝不乐观其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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