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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更操蛋，夫子说的，君明则出，君暗则隐，王安石是君明则出，也不能点出来哪，赵顼能高兴吗？况且还有富弼呢。
第三条，王安石居然给小赵上课时想坐下来讲，他到底想干什么？“将屈万乘之重，自取师氏之尊”，“真不识上下之仪，君臣之分”。
帝师是坐着讲还是站着讲，官员早就说明确了，司马光也坐着讲过的。这一条翻将出来，司马光何以情堪哪。
第四条，王安石上任以来，“事无大小，与同列异议”，如果事情做得很好，就把美名自己要了。如果发生了什么错误，就把责任归到领导那里，让老大当冤大头。
事实是其他三个老大是苦病老，议都没得议，何来异议？岂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第五条，王安石判案简直是随心所欲，“与法官争论刑名不一”，比如那件阿云案，王安石就“挟情坏法，以报私怨”。
这又是没影子的事，难道王安石与那阿云有一腿，或者报那一个怨？司马光？两人现在不是没有翻脸吗。
第六条，王安石“初入翰林”，就“称弟安国之才”，请小赵赐王安国进士。对人“小惠必报，纤仇必复”。当上参政以后，则“卖弄威福，无所不至”，有小人“奔走门下，唯恐其后”，阴结朋党，“怙势招权”。
王安石是赐了进士，然而条例司现在只有两个官员，一是小苏，二是吕惠卿，吕惠卿不好说了，但小苏进了条例司，难道也是奔走门下？
第七条，宰相不视朝，王安石任意“逐近臣补外”，“意示作威，耸动朝著”，以“专威害政”。
王安石是逐近臣补外，可其他几个宰相得视朝啊，其他三人病老苦，王安石比吕诲更苦逼，当真中书里不做事吗？
第八条，王安石气死了唐介。他联想道：王安石能气死一个，就能气死第二个，如此下去还了得！
第九条，王安石鼓动章辟光“进危言以惑圣聪”，“意在离间”，“朋奸之迹甚明”。
这一条就更奇怪了。
当年赵曙在闹濮仪，高滔滔与赵顼都不大认同，赵曙闹得越欢，内宫反而越团结。特别赵顼带头，兄弟三感情好，与两个太后关系也不错。因此两个太后对两亲王也十分重视。前年赵顼继位。
著作佐郎章辟光上书，岐王赵颢也渐渐年长，不适宜呆在内宫，让赵顼最好将赵颢迁于宫外开辟王府。这也是好心话，沾到这个皇权，不要说兄弟了，即便父子也往往会反目成仇。
然而高滔滔大怒，认为章辟光是在离间赵顼兄弟。赵顼为了让母亲高兴，便派人将章辟光抓到大牢里关了起来。实际赵顼也不想处理章辟光，但母亲在气头上怎么办？这一拖拖了两年多，赵顼看到母亲气早消了下去，也将这件事差不多忘记了，于是将此案交给中书审问。
王安石看了一下案情，立判章辟光无罪。
本来就没有罪吗，即便说错了，人家也是为了赵顼好，为了宋朝宁。
但正是这个案子引起了吕诲恼火，他坚持章辟光有罪，是离间皇上与亲王。好吧，为了团结，最好将赵允让的几十个孙子一直重新搬到皇宫，那才叫热闹与友爱呢。
实际闹将开来后，现在的高滔滔也都一笑了之了，你一个吕诲就是舔高滔滔屁屁，人家也不会领你的情。
第十条，王安石“居政府与知枢密者同制置三司条例”，意图“兵与财兼领之”，“掌握重轻可知矣”，其所作所为，“实动摇于天下也”
只有这一条说中了，王安石在集权，可这个集权是赵顼准许的。
按照惯例，御史在朝堂上弹劾宰相，宰相是不能还嘴的。
不过私下里可以向皇上申诉。
但还用得着申诉吗？王安石也气着了，俺气出病了，请病假。他这一请病假好了，中书彻底罢工。
赵顼不得己，将曾公亮与王安石喊来问话，问王安石怎么办。王安石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于是出吕诲于邓州，苏颂写制书，他问曾公亮这道制书怎么写，曾公亮只说了一句话：“章辟光治平四年上书时，王安石在金陵，吕惠卿在监杭州酒税，如何得教？”
苏颂会意了，于是草写：党小人交谮之言，肆罔上无根之语。
赵顼看到这一句大惊，这句批上了，吕诲算完蛋了，苏颂无奈道，乃是曾公说的。赵顼也无语。
但这个十条大罪，让王安石终于失望了。
于是他推荐吕公著接替吕诲为御史中书，由翰林学士到御史中丞，严格来说，是平级调动。但没那么简单，因为吕公弼是枢密使，按照规矩，吕公著做了御史中丞，吕公弼就得要下去。
这是有意相逼吕公著，我初来京城，孤身一人，巴结你，你可以不睬我，但我现在是参知政事，继续巴结你，你凭什么高高在上？
然而吕公著就是高高在上，甚至默认吕公弼主动辞相，他就是不接过王安石送来的橄榄枝。
吕韩范，吕！
这才是大宋眼下的第一豪门。
王安石没办法了，也不能再拖了，变法开始！
第四〇二章在等着
王安石先将薛向调为淮、浙、江、湖六路发运使。
王安石哼哈二将一衙内，哼哈二将，吕惠卿，韩绛，一衙内，王雱。实际这说法也不大对，还有两人，薛向与王韶，若没有薛向，王安石没那么快将宋朝经济扭转过来。至于王韶作用那更不用说了。
王韶这条线王安石暂时还没有搭上，但还有其他几个助手，小苏，章惇，大程，吕嘉问，这也是寿州吕家子弟，王安石好不容易争取过来的，还有周敦颐。大程与周敦颐名头太大了，可实际他们在政治上表现很丑陋，之所以依附王安石，全完是一个政治投机者，想上位的。
这个也无妨，实际想上位才是根本。当真为了国家命运，才跟你混啦？
有几个人能有那高尚的情操，那么都不用变法了。
后来一一反水，有政治问题，也有王安石问题，没有及时给他们最想要的东东，更高的官职！
薛向南下，第一条变法开始，均输法。
它针对的就是开封。
这是这时代最繁华的城市，相当于后世的北京与上海结合体，一是权利政治中心，二是经济中心。不仅担负着京城几百万百姓的供给，并且它还是这时代最大的中转枢纽。
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然后再转销到其他各州县，比如杭州来的货物，到了京城脱手，但不是在京城卖，往往去了河北陕西辽国西夏。
因此相国寺北面的金帛行往往一笔交易，能达到几十万几百万贯钱。所以樊楼那一顿几百贯几千贯的昂贵酒宴照样有人吃，而且五大酒楼，一到傍晚，楼楼客满。
这些生意大部分是商人自发行为，还有一部分是朝廷干涉。以前朝廷便设立了一个发运司，将南方的柴米油盐运到京城，然后转销出去，或者库存，或者发放，并用多是民生用品。还有一处发运司，陕西三门白波发运司，这个主要调济陕西货物的，不常设。
然而这个发运司有一个最大的弊病，那就是职权很小，是执行机构，非是决策机构。说通俗一点，他们手中没有主动采办的权利，而是三司发下一道命令，上哪儿买什么，才能去购买。关健三司官员都在京城，这个问题也不要紧，要命的是官员耻于言利，也不去做调查，凭空想像。
然后问题来了，这边没有货，但三司偏要发运司去购买，导致用高价买回来，那边有货，三司不让发运司购买，于是货烂掉了都无人过问。糟糕的是在后面，因为三司官员不喜欢做调查，凭想像去下命令，调来的货物往往京城早就有了，但没关系，反正东南角那么多库房呢，于是放在库房里积压、腐烂。那边京城里紧缺的货物，发运司却没有买回，导致京城越缺就是越缺。
所以这条改革就是权利转移与下放。
从三司手中将这个权利转移走，进一步架空三司，这个大采购与三司无关了，全部下放到了发运司手中。
让发运司派专人察看，京城那样缺，那样多，购买缺的那样，停购多的那样货物，那么运来的货物就不会产生积压与浪费。然后再派专人到各地察看，哪里出产，哪里不出产，朝廷就会以最低的价格将货物采办回来，并且救了百姓的急，平稳了物价。
具体就是八个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让开紧缺价高地区，在便宜地区购买所需物资，这叫徙贵就贱。如果多处丰收物贱，就到距离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这叫用近易远。
应当还不错的。
但为什么掀起了那么大风波。
汉武帝用兵财政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均输法也救了急，起了作用，然而为什么成了救急之策，也就是渡过危机会迅速取缔了，不能长久？甚至吵得比宋朝不弱。
这里面有一个大奥秘。
这时候也到了初秋，内藏库经济稍稍转好，赵顼七凑八凑，准备凑五百万贯，给薛向经营。
反对的人来了，先是司马光，说了一大通，但没有说到关节上。
他正等着，不过现在还没有到他发力的时候……
上书的用意也不过是提醒大伙，王安石做事了，变法了，你们还不出手吗？
先是因为阿云案，侍御史刘琦与监察御史钱凯与王安石发生了冲突，司马光上书反对均输，于是两人立即附和，说薛向是小人，假以货泉，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
王安石气得不行，我还没有开始呢，你们就开始反对了，但人家是言臣，干的就是这个活计，王安石无奈。
然而机会有的是。
刘述兼判刑部，与刑部丁讽又将王安石的新律法推翻了。王安石这一回真的愤怒了，这个小阿云，就那么招你们恨吗？你们还有没有一点仁慈心？
因此让开封判官王克臣追劾刘述之罪，刘琦与钱凯便大骂王安石与陈升之。
攻击两大宰相，好了，一起下吧。刘述知江州，贬琦、凯监处、衢酒税。
曾公亮怀疑判得太重，王安石说道：“蒋之奇亦降监。”
但钱凯也不是好惹的角色，他现在不敢再骂王安石了，于是将怒火发泄到另一个人身上。孙昌龄与王安石关系不错，钱凯即将外出之时，当着众人的面指着孙昌龄骂道：“平日士大夫未尝知君名正，以王安石昔居忧金陵，君为幕府官，奴事安石，乃荐君及彭思永得举为御史，今日亦当少念报国，奈何专欲附安石求美官！我视君猪狗不如。”
说着上马走了。
孙昌龄也没有长脑子，钱凯一激，于是上书说王克臣阿奉当权，欺蔽聪明。
王安石气得无语，也将孙昌龄贬到蕲州做了通判。
一下子又弄走了五个大臣，能安静了吧。
然而王安石内部开始窝里反了，小苏上书道，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故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终是法术不正。
这里王安石终于出现失误。
实际可以坐下来慢慢交流的，只要将朝廷财政困难说出来，并且再说一下，它是临时之策，也许小苏会理解。
但王安石根本就没有与小苏沟通，或者他根本就不想它成为临时之策，而是想成为长久之策。
所以小苏很失望，他的思想是以节流为主，就是节省支出，若是真正的开源，比如木棉司，他同样也会欢迎。
然而这条理由到了赵顼哪里，赵顼不认同。
什么法术不正，只要将财政充盈起来，管它是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