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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匠户会越来越少，最终不足为害，这一等军器监养了那么多闲人，说不定不用王巨提，也会有大臣提出来，有这三利，何乐而不为，又何必急之？
这次召见谈话时间很短。
第一是赵顼现在有一种不自信的自信心理，以为他能掌控住。
第二赵顼以为他最终目标是为了强国，最少能在有生之年将西夏灭掉，那时宋朝压力会大大缓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变法所带来的负作用也可以理解，至少比庆历战争时暴敛强吧。
第三赵顼对王巨同样抱的希望高了，这才急忙地将王巨召到京城担任了条例司检详文字，王巨要去军器监也同意了，不过最少能有什么智慧完善王安石的变法，然而王巨置身事外，这多少让赵顼有些不满意。
因此谈了几句，赵顼就让王巨回去了。
然后吕惠卿的羞侮到来。
地点，迩英阁，实际就是御书房。它是皇帝学习的地方，可能“帝师”们能在授课时夹带一些私货，但肯定不是议论国政所在。就象赵顼这次召见王巨，便是在延和殿的便殿。
人物，“帝师”，有一条要注意，宋朝不是清朝，远比清朝更加尊师重道，一般授课时，都是一对一授课的。
但这次不同……
第四三五章吓一跳
吕惠卿开讲咸有一德，说，商朝司空咎单在伊尹死后，惧商王沃丁废而不用伊尹之法，于是训其事以告之，与曹参遵萧何十分相似，其实则不是。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节国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於象魏（象魏是指古代于宫外建一高楼曰阙曰观，于其处悬示政令）是也。有数岁一变者，则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
赵顼听后额首，这与王巨用穿衣服做比喻差不多，夏天穿单衣，冬天穿厚衣，但不能不穿衣，天冷了加衣服，天热了脱衣服。
这就是一岁一变，一世一变，百世不变。
吕惠卿又说，萧何约法三章，其后则为九章，为什么不守萧何之法？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而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看详中书条例，故有此论也。臣愿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是，则当从之；若光言为非，则陛下亦当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召光诘问，使议论归一。
于是赵顼将司马光召来。
这是外面的传言，不然司马光怎么将迩英阁当成了政事堂与延和殿？
但王巨很怀疑，若是只召了司马光，这个说法能成立，关健这次除了司马光，还是王珪，王珪倒也罢了，他同样是帝师，能进入迩英阁，可除了王珪外，还有吴申等人，吴申可不是帝师。
然而因为“禁中”失密，赵顼勃然大怒，即便张若水也没有打听到真相，所以王巨也不大清楚这次辨论的经过。
反正这次不应当的来了好几个人。
司马光开始辨论：“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周礼》所谓‘正月始和，布于象魏’者，乃旧章也，非一岁一变也。亦犹州长、党正、族师於岁首四时之首月属民而读邦法也。天子恐诸侯变礼易乐，坏乱旧政，故五载一巡狩，以考察之有变乱旧章者，则削黜之，非五岁一变也。刑罚世轻世重者，盖新国、乱国、平国，随时而用，非一世一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臣所谓率由旧章，非坐视旧法之弊而不变也。臣承乏侍经筵，惟知讲读经史，有圣贤事业可以裨益圣德者，臣则委曲发明之，以助万分，本实无意讥惠卿。”
在这里司马光改口了，俺也不是认为旧法不能变，适度地矫正旧法的一些弊病，平国用中典，但不是王安石变法这般的骚动。
并且吕惠卿用的典故也错了。
不过司马光也含蓄服了一软，说俺没有讥讽吕惠卿。
就是这个本实无意讥惠卿让王巨产生怀疑，因为司马光前次对话只说不能变法，并没有讥讽吕惠卿，那么何来这一句。
因此最大的可能，司马光不是赵顼应吕惠卿之意召见迩英阁的，而是吕惠卿前往迩英阁开讲，司马光将翰林院几个学士召集，找了一个理由进入迩英阁，然后象看猴子一样看吕惠卿如何开讲，然后又在中间插话，说吕惠卿讲得不对，议论不当变法，顺带着讥笑了吕惠卿。吕惠卿这才用开讲咸有一德，论变法的正当性。
不过随后司马光感到自己语气不当服软，又说了一句：“治天下就象修居室，坏了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大坏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讲筵之官，皆在此，请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罢之即可，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制置三司，何故？宰相道佐人主，岂能用例，若用例则胥吏足矣，现在臣又看到看详中书条例司，何故？”
宋朝积贫积弱如此，还不算是房子大坏，好吧，北宋灭亡，还有一个江南呢，南宋灭亡，还有几千万汉人呢……
然后吕惠卿说了一句，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事有不便，即当论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方则去，岂可但已（但已，差不多，大概）。
这个但已更莫明其妙了，因此王巨又估计了吕惠卿中间辨了很多，让司马光哑口无言，于是司马光用了一个但已一词。但吕惠卿没有掌握舆论咽喉工具，或者低估了司马光的厚颜无耻，所以这次对话是司马光等人传出来的，不利于司马光的地方，一起消失不见了。
司马光又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说了一句：“前者，诏书责侍从之臣言事，臣立即上疏，如制置条例司之类，皆在其中，不知道陛下有没有看到？”
赵顼答：“见之。”
“然则臣不是不言，或者是言不当而臣不去（不当做侍从之臣）则是臣的罪过，惠卿责臣，实当其罪，臣不敢辞。”
吕惠卿说了什么话，逼得司马光说惠卿责臣，实当其罪，臣不敢辞，外界就不清楚了。
但说明司马光那天被吕惠卿逼得不轻。
当然，俺是帝师，在其他地方是臣，但在迩英阁即便皇上也要尊重的，司马光生生将迩英阁变成问罪场所，吕惠卿同样也急了。
吕惠卿说了什么，王巨没有打听到，但可以想像，现在的局面吕惠卿气愤，司马光下不了台。因此赵顼说：“大家一起开讲吧，何至如此。”
一是为了让司马光下台，不辨了，再辨下去司马光十分难堪，二是抚慰吕惠卿胸中的怒气，你也不必生气了，你当众开讲，司马光与王珪
马上破例也当着几人面开讲。
王珪一看机会来了，说：“光所言，是因为朝廷所更之事，或许是利少害多，不如不更。”
用了一个盖，也就是或许，赵顼年纪青没看出来，王珪看出来了，保守派依然占据上风，所以略偏向了司马光，但也不至于太得罪吕惠卿，说完了，冲司马光使了一个眼色，劝其退下，然后不顾辨论如何，直接开讲《史记》，吕惠卿，俺虽偏向司马光，但也将自己当成了猴子，至少俺比你资历深吧，你还能不能生俺的气？
史书对王珪评价很低，但为何王珪在这个年代里不倒，最后成了首相，这是心机，心机如此！
司马光当时也识了相，于是开讲了资治。
讲完了，降阶（司马光带了不少人过来，皆不是帝师，司马光开讲，他站在赵顼身边，其他人只能站在台阶下），赵顼让大家坐在他眼前的墩子上，其他人看到情况不妙，这是一个机会，请求离开，于是只留下吕惠卿、司马光、王珪与吴申四人，为什么吴申不识相地要留下，请看程颢，他做了吕公著司马光的炮灰，最后什么下场？不过这些人看不穿，想赌想投机。
司马光怎么将这些人召集的，王巨不清楚，但赵顼清楚，赵顼当然也不大高兴，别人就算了，你王珪是“老实人”，在中间插什么脚，因此问：“朝廷每更一事，马上举朝士大夫汹汹，都说不可以，又不能说明具体的原因，为什么？”
为什么？
王安石变法，主要针对的就是财富权利向权贵集中，现在变相地从权贵手中拿出一部分财富，所以大家都不高兴，但王珪能回答吗？王珪嚅嚅道：“臣疏贱，在阙门之外，却不能尽知，使闻之道路（指京城谣传纷纷，大约是吕惠卿刚才说出来的），又不知虚实。”
赵顼逼道：“据所闻言之。”
王珪答不出来了，司马光立即转移视线：“朝廷发布青苗法，兹事非便，今闾里富民乘贫者乏无之际出息钱贷之，等收获让其用谷麦偿还（岂止用谷麦偿还，是用田宅，妻子，女儿偿还！但司马光不会说了），贫同寒耕热耘，仅得斗斛之收，未离场围，尽为富室所夺。他们都编户齐民，并没有上下之分，刑罚之威，只因为富有之故，尚能蚕食细民，使其困瘁，况县官督责之严，臣恐细民将不能聊生。”
吕惠卿说：“光不知此事，青苗钱令民愿取者则与之，不愿者不强也，因此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是可以利民也。”
说不变法，司马光肯定辨不赢吕惠卿，但说青苗法一点不害人，那是不可能的，司马光马上就找到了漏洞，说：“愚民急切之时，只知道取债之利，却不知还债之害，不是县官不强，富民同样不强，可是愚民还是借了。君子严肃详实诚信的律法，弊害仍然很多，要是贪图小便宜的律法，弊害又该是多少？昔日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然戍兵很多，于是命和籴粮食以供之，当时人稀物贱，米一斗才十余钱，草一围才八钱，民皆乐与官府为市，不以为病。后来人口增加，物价益贵，而转运司却守旧价，不愿意增加。民不卖，于是更折以茶布、支移、折变，那怕岁饥时租税免，而和籴不免，至今为膏盲之害，朝廷知道其害民，却以用度乏不能求（刚说了平国用中法，宅屋不危，又说膏盲之大）。臣担心青苗害也象河东之和籴一样。”
听到这里，赵顼终于皱起眉头，实际王巨便讲得很清楚，不动无事，一动有利有害，包括王安石的变法，因此不能以敛财为目标，而是以矫正弊病为目标，减少其害，不过那个黑窟窿还在，怎能不敛财。
司马光算是抓住了问题的重心，只是“用心有些不良”。但青苗法确实是“用心不良”，因此主动替吕惠卿转移话题，说：“陕西行之久，民不以为病。”
司马光答道：“臣是陕西（他是陕州人氏，现属山西，宋属陕西），只看到其病未看到其利，起初朝廷有司都不许，况且立法。”
这就是睁说眼睛说瞎话了，李参那个青苗钱绝对是利多害少，不过过去了很长时间，赵顼不清楚，吕惠卿是后来上位的，同样不清楚，因此不大好辨，赵顼于是再次转移话题，问：“坐仓籴米（是王安石刚出来的一个小法，原来宋朝一部分屯田士兵多出的粮食，还有外戍士兵吃不完的粮食，都是自己想办法卖出去的，卖得很便宜，但总体宋朝戍兵缺少粮食，官府除了赋粮外，还用钱购买，甚至从江南调运，王安石便推出了这个坐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