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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博弈的时代已经到来，但我们缺少一种能够容纳这种博弈的容器。这是孙立平认为利益博弈的另一个显著特点。面对博弈，我们缺乏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必要准备，缺乏博弈所必需的舞台和规则，这是最可怕的。在利益博弈时代到来之时，公权很少改变，正常的博弈规则很难建立起来，整个博弈过程就不能不是一个畸形的过程。
畸形博弈的几个特征：
一是政府成为利益主体。当政府成为利益主体的时候，或者说与市场中的其他利益主体结合到一起的时候，政府就成为当事一方，这时候公正往往免谈。
二是利益主体不均衡。中国的两极分化为什么能走到今天，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同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不一样。而能力的不一样，在于权力的不一样。正是公权的进入，这样一个非自然非市场的因素，才使两极分化走到今天，以致利益主体的失衡发展到精英寡头化的程度。
三是在利益主体高度失衡的情况下，利益博弈往往蜕变为利益掠夺。
畸形博弈导致的最后结果，无疑是社会风险的增长。
有一个规律：所有博弈事端都发源于单纯的经济利益，而不是挑战意识形态，也不是反对各级政府。只是当利益冲突不能得到妥善解决的时候，当私产安全、生命安全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时候，冲突才会升级，矛头开始转向基层政府，并向上蔓延。他认为利益冲突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也绝不存在什么所谓的政治危机问题。但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利益冲突，只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构成威胁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这才可能导致矛盾的激化。
导致利益冲突的另一个原因是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不均衡，如土地开发权的集中等。问题不在于利益总量的大小，在于公权介入后就把私权挤走了；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冲突时，往往是整体利益独大，个体利益被忽略，这才是要命的事情。作为政府官员，往往只考虑地方财政增加收入，只考虑公权的需要，而很少换位思考，为民众的个人利益考虑，结果就导致了抵制，导致了冲突。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有巨大的成就，奥妙就在于权力的高度集中，资源的高度集中。有巨大的制度性节约成本，因此集权不是弊端，恰恰是我们的制度优势。经济学家钟伟认为：集权是有效率的，也可以带来繁荣，但人民需要的不只是繁荣，更需要可以分享的繁荣。如果只要效率，只要繁荣，而不考虑人民的感受，那么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社会变革。历史证明，只强调集权的效率和集权所带来的制度节约，资源成本可能是节约下来了，但比资源成本代价更昂贵的社会成本却会积累起来，最终导致严重后果。
建构博弈机制的必要前提，是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种调整应该从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入手。很多东西应该由公共财政来买单，和谐社会的建设不能只靠精神投入，也是要拿钱来投入的。
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调整，包括权力层面的调整。中央政府应该加大权力下放的幅度。因为所有的权力为你所有，所有的问题也会归到你的头上。与其如此，不如通过适当分权，让地方政府为中央政府分担一些责任，从而为中央政府赢得更大的灵活性。
政治学者杨鹏认为：利益分化也包括了体制内部的利益分化，其结局不只是社会多元，也包括了体制内部的利益多元，更导致体制内部的各利益群体的独立化。体制内部的独立性团体，都借助普遍的公权力来谋求自己的利益，都借助合法伤害权来谋求自己的利益。许多所谓的公私冲突，说到底还是私人之间的冲突，只不过有一部分人可以利用公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另外一部分人则成为牺牲品。
一个和谐的社会，并非是不存在任何矛盾或者利益冲突的社会，但一定是重大矛盾能够得到有效化解、各种利益关系比较协调的社会。这是我们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出发点。
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而利益差别则是社会矛盾产生的基础。
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是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深层次意义上说，改革的本质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在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来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城乡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收入分配不公、失业率居高不下、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然势群体权益受损等问题引发的矛盾随之突出起来。
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越来越明显，各种矛盾必将进一步显现，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能否得到妥善处理，直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必须深入调查研究，科学地把握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利益关系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一个时期以来，之所以在经济形势持续向好的情况下，社会稳定压力不断加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社会分配关系失衡、机会不均等及相应的社会心理失衡。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和推出改革措施时，必须统筹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必须增强大局意识和长远观念。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要以其他诸多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如果不从全局出发，或者只从局部出发看问题、解决问题，就可能导致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更多的问题接踵而来，加剧社会利益矛盾。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必须着力于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决策素质。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四大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
当前我国各种关系基本协调，政局基本稳定，社会基本和谐。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基本协调、稳定、和谐的前提下，人民内部各类关系和矛盾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新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在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同程度地普遍得到实惠的情况下，人民内部一些关系与矛盾趋于复杂与紧张，存在某种不安定的隐患、不和谐的因素，影响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社会差别问题
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别，以及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社会差别呈继续拉大的趋势，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层表现，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存在不和谐因素的深层原因。
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反映在分配领域，集中在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上。差别即是矛盾，差别持续拉大引发矛盾加剧。
社会成员分化和流动问题
阶级、阶层发生分化，一些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产生了，社会成员流动性加大，构成结构重组，呈多元化利益格局，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表现，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存在不和谐因素的重要原因。
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和组成发生深刻变化，领导阶级内部关系多样化。在公有制经济，领导者、管理者、经营者与生产者之间存在差别和矛盾；工人阶级内部分为不同的群体；少部分拥有较多财产的职工与普通职工或贫困职工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脑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的比重越来越大，收入逐步提高，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与体力劳动者的差别也在拉开。
科学分析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正确认识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新变化，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正确处理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
群体性事件问题
近些年突发的群体性事件，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表现，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存在不和谐因素的集中原因。
群体性事件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数量不断上升，规模不断扩大。十多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也大幅增长。引起原因大多是物质经济利益问题。居第一位的是生活待遇问题。属于政治性问题不多，物质利益诉求是主要的。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大多数是普通群众。
除以上问题外，少数领导干部的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政治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问题，民族宗教冲突问题，都会引起复杂紧张的矛盾，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诸多表现。正确处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处理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宗教冲突，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与过去相比，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并碰撞、摩擦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表现出新动向、新形式、新特点。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王伟光指出，利益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根子，利益矛盾是人民内部其他各类矛盾产生的根源，是影响、制约、导致各类矛盾发展的主导性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说到底，就是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王伟光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键是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
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是一个由许多矛盾构成的多层次、多领域、多类型的纵横交错的复杂系统，这些矛盾分别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表现出来。除了根源性、主导性，人民内部利益矛盾也具有群体性、非对抗性、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对抗性等特点。
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时毛泽东就认为“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采取正确的原则和方法。
首先必须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从总体上说，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的非对抗性矛盾，坚决防止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式，可以概括为：
第一，主要用经济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得失矛盾。利益矛盾就是得失矛盾。毛泽东同志提出主要用经济方法处理得失矛盾的原则。
第二，主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是非矛盾。人民内部在思想政治上的矛盾就是是非矛盾。毛泽东同志认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争论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讨论的、批评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来解决。他把民主的方法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公式。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党内和人民内部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的手段，不能采取强迫命令、压制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