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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有的只是利益搏弈。在这种搏弈中，双方都有权去寻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关键看双方有没有利益共同点、彼此利益重合的地方有多大，以及搏弈双方的处境和力量对比。如果双方的利益非常一致，或者重合的地方很多，且双方处境相当，那么，搏弈的结果就会趋向均衡，这种均衡对双方来说，都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
经济学里有句名言：资本是有嗅觉的。只要有利益的地方，资本总能知道，并且千方百计地进去获取利润。很多地方的房地产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房地产的价格不断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而人为提升的结果。
有的人政治嗅觉相当敏感，要是事先被他嗅出了什么味道，他就会立刻采取措施，变被动为主动。所以，高手往往不从政治上入手，而是从经济上入手，使对手疏忽大意，以为只要自己政治上不出问题，就不会有问题。但他忘了一点，有时侯政治也会以经济的面貌出来，这就要犯错误、吃大亏、栽筋斗。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一个重要的、流行的理念是“算政治帐”，于是导致了很多违反基本经济规律的荒唐和严重的浪费。如今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算帐的方法似乎完全被颠倒了过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经济帐掩盖政治帐和道德帐。
中国的特色之一，就是政治话语在经济生活中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商场上的权力和金钱是紧密结合的，表面看起来好象遍地都是生意，其实真正的资源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不惜一切代价，如果不惜一切代价，这个代价太高。
从经济力量的角度看，资本的话语权越来越不容忽视，商业价值、社会价值、权力价值之间的制衡与互动机制已经体现。
一味追求效率的结果，就好象以最快的速度爬上梯子，然后发现架错了墙。
公有制在名义上是人人所有，实际上是人人都没有。这就造成人人都想占有这种现象的滋生。
试点推广模式是中国改革经验的金科玉律之一。改革开放的许多难题都是通过试点、试验田、特区逐步解决的。试点模式一般被认为稳妥郑重。但是，试点思维本质上不过是计划经济与中央集权的产物。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领导单纯当干部不搞经济不行，出不了政绩；知识分子单纯搞学问也不行，财力、物力不支持，出不了成果。只有领导与学者相结合、学问与权力相结合，才能如鱼得水、如虎添翼。
市场经济的核心，其实就是两个字：一个是“买”字，一个是“卖”字；在市场经济的天平上，包括人，都是可以卖的。
垄断霸王的巨额利润，实际上就是每个老百姓的生活成本。竞争格局只是一种伪市场化的表象，背后的“利益同盟”才是垄断的本质。
一个企业家，一切思考都以利益为前提，政治正义之类的东西，并不是影响他决策的重要因素。
在现实中，最初是企业求银行贷款，当银行向企业投入大量资金以后，关系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是银行求企业还息。至于还款，银行连想都不敢想，，因为这已经是显而易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要企业不破产，银行就烧高香了。开始银行是企业家的老爷，而一旦贷款到了一定规模，银行就会变成企业的儿子。再说，银行是国家的，风险也是国家的，与银行具体的信贷员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贷给谁都是贷，只要给点好处就能打倒，太容易了。
17。2 关于官商问题
官商关系的历史考察。
中华帝国从宋朝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表面特征之一就是工商业的繁荣。在明清两代出现了以前没有的大商帮，晋商和徽商为其中声望最显著者。
工商业者为中国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这些一点都没有改变人们对商人的鄙视，其中原因很复杂，最让人不能容忍的就是商人和官员之间的暧昧关系。
明清以来的商人大多数有很强的依附性，由于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财富没有法律保证（甚至连道德保证都没有），因此他们大多数有依附于某个官僚，依附于腐败政治的倾向。骤然壮大起来的商人，在腐烂的政治环境中左右逢源，翻云覆雨。由于“钱能通神”的格言屡试不爽，他们无所忌惮地收买官员，攫取财富，他们的财富与其说来自于他们的生意头脑，不如说来自于他们杰出的交际能力，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一种垄断性质的生意，只要拿到政府的特许证，就可以财富滚滚而来。
商人们利用贿赂官员来牟取发财的特殊机会，保护自己的财产，这也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但是这种方式其实到头来并不总是有效，即使有效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成本。
从1865年到1890年，满清政府总共创建了21个军工企业，创办人几乎都是地方的督抚。这些企业只不过是这些督抚的另一个衙门而已。对这些企业的控制权，是与这些地方督抚的权势直接相连的。控制这些企业，是成为一方霸主的有力资本，因此大员之间常常为争夺这些企业的控制权而产生纠纷。
而近代新式企业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这种局面。如果没有地方大吏的保护和扶持是建立不起来的。没有一个官方的保护人难以筹措到大额的股金，在传统的社会中，也得不到能与外国资本和旧式企业竞争的特权，躲避不了来自官方的勒索；依附于官僚，自然也就难免来自官场的骚扰和腐蚀，由于各督抚都把这些企业作为自己的私人势力范围，所以新式企业成为督抚安插亲信的肥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总是带有严重的衙门气息。
企业中贿赂公行，任人唯亲，冗员泛滥，正所谓“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依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
进入民国以后，在中国丧失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后，企业与政治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一方面企业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他们操纵政治，为军阀提供财政支持，两面三刀，朝秦暮楚，甚至可以左右政府的产生和政策方向，如上海的总商会可以影响舆论、控制市面；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极为虚弱，任何一个军阀随时都可以前来勒索，威逼企业家，甚至绑架杀害，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更不要说能够建立正常的秩序和竞争规则。
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企业家在利用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的时候，一定不能让这种关系危害到企业的制度理念，所以对于政治，企业是利用，而不是被同化，这之间主客关系的区别看似极为细微，但在实践中这一差别却将决定企业的命运。
会馆演绎的官商故事
官商之间的事儿，从来都是大事。自秦汉以来，封建制基本上见了鬼，皇帝要靠官僚来治理整合国家，从此以后，中国社会的两大最有势力的群体，一是官，其中包括候补和退休的，一是商，其中包括半农半商和半官半商，他们之间的事，小得了吗？不过，在一般人看来，官商之间，没有什么好事，提到“官商”后面跟着就是“勾结”，勾结之后，自然是坑害老百姓，损害国家利益。
官商勾结，是官主动还是商主动？谁是主犯，谁是从犯，这个问题，在有皇帝的年月，答案一向是清楚的，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大家都认定商家一方，是罪恶之源，就像亡国都怪那些倾城倾国的美女一样，板子不由分说，都打在老板的屁股上。即使到了今天，前几天刚看的一个黄纪苏写的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依然是批官的时候，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商之时，乱棍齐下，既狠又黑。在这些人看来，世道坏，就坏在商人黑心趋利，把官老爷连带老百姓都带坏了。
尽管我不相信商人都是邪恶的逐利之夫，但在官商关系上，的确商显得要主动一些。问题是，商人为什么非要巴结官？道理很简单：在官与商之间，官是绝对的强势，不仅握有公共资源（可以通过商来分享），而且享有福人祸人的权柄，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也是百里侯，人称“灭门县令”。纵使富埓王侯，一个有权的小吏，也可能让你阴沟翻船，身死财空。反过来，商人，则处于绝对的弱势，不仅权势上无法与官抗衡，连自家的身份也带有道德上的污渍，在有“市藉”的时代自不必说，身份上就是准贱民，在有了正常的法律地位之后（明清），士农工商，商依然排在四民之末。
商人勾搭官府，到底是出于分享公共资源的动机多些，还是出于自保的动机多些？这还真是个问题。
不管哪个原因多些，反正只要做买卖，就得跟官府和官员打交道，赶集买菜也就罢了，只要有个固定摊位，哪怕卖包子，也得对衙役老爷陪个笑脸，忍受人家时不时白吃几个包子。大一点的商人，跟官府打交道，途径当然有很多，但跟今天比起来，却有太多的限制，王朝政府对商人的道德岐视，无形中增大了商人与官员沟通的难度。官员接受商人的吃请，包括同赴妓馆青楼，都可能受到都老爷（明清之际的监察官）的弹劾，上门送红包，更是风险巨大，因为官衙就是官老爷的私邸（在任上的地方官，都住在衙门里），难保不让人看见，即使让自己的属下知道了，也大事不妙。这些书吏和衙役，原本就不是自己带来的，都憋着找正印官的茬，做成把柄，便于操控，为自家舞弊提供机会。因此，在那个时代，商人勾搭官员，双方必须是熟人，至少得经过熟人的介绍，这样做起来才保险。
一个新入道的商人，怎样结交官员呢？一则可以经过已经结交了官员的前辈商人做中介；一则可以通过资助家乡的儒生，看哪个有出息，是绩优股，先投资押宝；一则可以培养自己家的子弟读书，然后一步步考上去，为官为宦。除了这些一个比一个效率低的渠道之外，明清之际，官商之间，还存在着一种非常有效而且特别为官员（尤其是京官）所喜的交往渠道，这就是会馆。
那时的北京南城，是会馆的天下。大一点有以省为单位的，比如湖广会馆、山陕会馆、安徽会馆、江西会馆等等，江西会馆据说在民国还第一个备有发电机，建有西式洋楼。小一点的则以县或府为单位，如绍兴会馆、南海会馆、新会会馆等，感觉上都是地缘的圈子。
建会馆的都是商人，会馆的运作，也是商人支持，不过，会馆却跟商业关系不大。建会馆，目的是为本地进京赶考的举子提供吃住的——记住，是免费的吃住。北京的会馆，最早出现于明朝中叶，因为是为了给赶考的举子，提供吃住的方便，因此也叫“试馆”。由于发现这种会馆（试馆）对于联络京官和培养举子（候补官员和正选官员）跟商界的感情特别有效，于是会馆越办越多，到了清朝，凡是本地商业稍有规模的府县，都在北京设有会馆。会馆的建设，有各地在京的官员参与，但资金基本上来自商家（因为明清两代，官员俸禄很低，京官捞钱的机会不多，不大可能有此财力，即便有，由于京城目标明显，也没有人敢公然露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