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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学家一般都习惯于在政治方面找农民起义的原因。政治虽然是一个原因，当不是全部的，甚至不是首要的原因。站在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压力首先意味着大量多余的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就意味着流民与饥民的增加。人口压力还意味着劳动力的贬值，劳动力一旦贬值，即使没有天灾人祸，生活也将成为问题。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农民们再愚昧，也会选择前者，于是战争不可避免。所以，所谓的阶级矛盾，首先是一个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其次才是社会公正及分配不均等问题；第三是政府对饥民的处置问题。
种地不需要智商，管理种地者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甚至也不需要效率。所以低效与低能是中国传统政府的特色，我们常规的说法是小农经济导致了官僚主义。还有中国政府是靠天吃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西方商业国家是靠人吃饭，靠冒险吃饭，靠交易吃饭，民众的素质决定了商业政府的高效与高智。
中国传统政府关心的另一件事情是人事：雇工偷懒没有，佃户漏租没有，官员贪污没有，农民起义没有。围绕这些人事，政府的牧民政策就是愚民，经济政策就是重农抑商。
政府知道，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来源和基础；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农业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
“革命”一词来源于天文学和几何学，其科学含义是“循环往复”，就象四季更替一样。它在科学中意味着变动中的不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既是开始，又是结束。从革命的原始定义里，我们看到了农民革命的特征与最终宿命，永无止境，开始就是结束。
农民革命的目的——杀尽贪官污吏，走向——建立一个新王朝，以及最终结果——封建社会继续维持下去，决定了农民革命的性质和农民在革命中的悲剧性地位——仅仅充当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而这一切，又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农民的革命，使中国封建社会这辆破车，陷入一种周期性的震荡和规律性的循环之中。他们更换了王朝，但他们没有能更换封建社会的轨道。如果从历史评价角度看，农民起义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其意义又是负面胜于正面。因为它不是将社会引向前进，而只是使历史在周期中轮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明模式里，农民斗争之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统治得以维护的一种手段。
中国的“三农”问题是现在改革中的难点和热点。中国农民为什么贫穷？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人均耕地面积小；二是小农强烈的自私性；三是小农体制与市场机制不兼容。
现代社会是严密组织起来的“社会”，就象交通灯，六亲不认，每个路人都必须服从。在今天的西方，不属于某个社会组织的人，通常被视为“社会垃圾”。只有了解犹如军队一般的西式工厂和公司的劳动纪律，才能体会出什么是社会的“现代奴隶”，也才能懂得西方人为什么深情地向往自由。中国农民并不缺少“自由”，他们缺少的是组织。他们比西方人自由得多。
人是第一生产力，从最根本上说，中国农民贫穷是因为没有能力组织起来，离开耕地改变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中国农民靠农业致富是不可能的，小农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乡村中国将日益步入绝境。唯一的办法是将他们变成城市人。
历史送给我们的机遇是短暂的，不会长久，中国需要赶在农村衰败到崩溃之前把事情逐渐做起来，而不是任由农村的衰败发展到崩溃。
农村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组织退出农民生产环节的事务，农民凭借自发的组织来解决生产中的合作问题；很多人认为，农村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形势一 片大好，农民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总的来看，农民在生产环节尤其是灌溉方面的状况非常糟糕。一种弥散的、难以控制的、破坏性的无序力量，正在快速生长。问题的核心是农村无序的力量正在破坏着建国以来农民组织化的对未来尚存的预期。当前农村的无序，是建国以来农村社会从来未曾有过的危险力量。
“三农”肇始于这样一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农民是顺民，农民问题解决得糟，农民是流民。中国历代王朝都毁灭于流民之手。今天没有“流民”这一称谓，但有另一个称谓叫“盲流”，实际上是一回事。流民越多，社会就越不稳定。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失去农民，就失去了中国。毛泽东打天下的法宝就是依靠农民。
农民问题有多严重？问题究竟在哪里？
首先是观念，这是根本中的根本。观念造成歧视，歧视造成不公平，不公平造成不平等，不平等造成分化，分化造成对抗，对抗造成暴乱。中国虽然是农民国家，但作为这个国家主体的农民却处在社会的最末端。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的观念，深深地在每一个人心中，包括农民自己心中。
中国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对形成这种歧视观念起了关键性作用。中国古代所有的统治者，上至皇帝，下至山大王，都拼命追求土地，野心靠土地实现；土地的攫取靠人口实现。还有就是中国古代的儒、道、佛三种意识形态，骨子里就是愚民的，愚民首先就是愚农民。
建国以后实行的户口政策是对农民最深重的歧视。户口政策延续了历代统治者把农民紧紧地捆死在土地上的思路，使农民的迁徒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莫大的限制。在户口等级制中，农民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翻了船，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也在农民问题上翻了船，只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农民真正休养生息。
真正高明的政治家应当顺应历史潮流，整个中国的潮流是政治体制改革，农村的潮流绝对不可能游离于中国的整体态势之外。政治体制改革不光是党和政府的事情，中国有八亿农民，如果不把他们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中，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成功了也无法生根。
在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很大，但城乡之间腐败的差距却相差无几。腐败已经成为农村不稳定的一个乱源，尤其是制度性腐败。腐败在农村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点：一是农民负担太重；二是权力腐败。被腐败锈蚀的权力仍然是权力，这种权力必然带来绝对性腐败。
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权力换人心。领导要善于疏导民意，化解危机；中国的改良为什么老是失败，就是缺少人民参加。民意如流水，越堵越危险。
“三农问题”是在比较意义上提出来的。之所以要从所有的问题中区分出“三农问题”，在于三农领域与非三农领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个差距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才导致“三农问题”这一提法。所以，在“三农问题”中，我们用以评价三农领域各种现象所用的标准，其实是来自非三农领域。
经过分析，“三农问题”就转化为三农领域与非三农领域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三农问题”的成因，就是三农领域与非三农领域之间巨大差异的成因，“三农问题”的对策，就是解决这个差距的政策措施。
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领域的核心是经济产业。农村与农民是因产业而区分出来的，没有产业的区别，便没有农村与城市、农民与非农业人口的区别。而产业的转移，意味着农民身份变化和农村城市化。因此，“三农问题”实质是产业结构问题，是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但“农民问题”的实质不能说是种田人的问题。实际上农民问题的根源在农村之外，其本质就是中国的公民权不平等，或者说在公民权总体水平不高的前提下，被称为“农民”的大多数中国公民缺失尤其严重。
过去的“农业税”其实既不是所得税、地租或资产税，也与“农业”没有实质的联系；它其实是一种身份性贡赋，或者用舆论广泛比拟的说法，是无优免特权的臣民交纳的“皇粮国税”。
农民问题最根本的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唯一的财富，怎样使土地从理论上财富变成现实的财富，是农村第二步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步改革是解放农民，使农民成为自由人。
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里讲述的一个水渠被废弃的故事，针对曹锦清说的：“中国村落农民，历来善分不善合。善分，并非中国农民的弱点。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善分。中国农民分到家庭而止，西方人分到个人。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的共同利益。因为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建立起超家庭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或者说，村民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但在主观上并不存在。因而他们需要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识别共同利益。” 吴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废弃的水渠所体现的不是农民的愚昧，而是他们的聪明。这里面的成本太高。
如果有人组织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与原来的领导班子的功能高度重合，这样的组织能不能合法存在？这是对现任领导班子的赤裸裸地挑战，这是挑战现政权，是另立中央。不自找麻烦是明智的。
在农村，没有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仅仅靠谈判，靠利益引诱，事情简直就没有办成的希望。反正全村都没有水，靠天吃饭，大家都没有话说。在互相搭便车、集体磨洋工的时代，这是社员非常熟悉的心态。在那条废渠下边，就埋藏着许多利害计算，因为帐算不通，渠道才不通。
水利设施的建设、收费和管理，具有鲜明的公共产品的色彩，因此政权的介入，强制力的介入，实在是便宜高效的上策。在目前的土地分布格局下，主流办法还是手握政权的英雄的介入。
所谓村级民主选举，由于县乡政府的财政压力过大，村级政权负担着替上级政权榨取高额税费的功能，上级政权不敢放松对村级政权的控制权，因此村级民主选举往往流于形式。
民主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公共产品的交换机制，一些事情自己干不了，需要一个公仆替大家办，因此就要一边指挥并监督公仆，一边给他公平的报酬。小农经济很难自发地产生超家庭的合作组织，维持这种组织的费用太高了，谈判的费用太高了，监督的成本太高了，所以不划算。于是这样的组织在历史上就难以出现，出现了也未必可以长期维持，维持下来的往往要凭借霸权，并且难免腐化变质。
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上看问题，村级民主选举这种试验成功与否，形成的状态都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中国的小农经济本身已经不是一种可以长期稳定的生产方式，农民集团与迅速膨胀的官吏集团的关系也不是可以长期稳定的均衡状态。
高度集权和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要求行政权力渗透到乡村的各个角落，把农民全面纳入国家层层委派控制的社会组织系统中。而农民天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