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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高层叫板的多的是，要想没人和你叫板，你的非行政权威必须要高，就是你的能力、知识、品德、人格的精神力量要大，他才肯跟着你干。下级通常会把自己对未来的期待，放在上级身上。上级下达的命令多数没有错，执行的质量，常常要看下级对上级信服的程度。所以，有人挑战你的权威，还不如检查一下你自己。
老板不喜欢两种人，一种是太有理想，一种是太没有理想的。志向太远大不适宜做具体微观的工作，太没有理想的人，你给多少钱，他干多少事，企业很难带领他们长久前进。
26。10 十
官场三论：升官、发财、死老婆
时下官场有一种现象，其甚嚣尘上流行的口号是“升官、发财、死老婆”。只要稍微做一简要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升官、发财、死老婆的愿望背后正好是对权力、金钱和性欲的期待与召唤。在他们看来，这三者的完美组合，恰可谓美满幸（性）福之人生也！
一、从政者希望自己能够升到一个更高位置，不断追求更高的权力。这一点，实属正常。能够晋升，这是组织对个人能力和发展前景的肯定、鼓励与支持。再说，谋求权力的链条总是在一步一步往前推移：“无政治阶层→政治阶层→谋求权力者→有权者→高位者”。这是政治人对权力追逐的本能反映。
如果不能青云直上，这一过程也就免不了艰辛，在一定程度上亦少不了卑污。培根在《论高位》一文对之有非常精到的论述。“居高位的人是三重的仆役：君主或国家的仆役；名声的仆役；事业的仆役。所以他们是没有自由的，既没有个人的自由，也没有行动的自由，也没有时间的自由。要寻求权力而失掉自由，或寻求凌驾他人的权力而失却统治自己的权力，这一种欲望是一种可异的欲望。要升到高位上，其经过是很艰难的，但是人们却要吃许多苦以取得更大的痛苦；要升到高位上，其经过有时是卑污的；然而人们却借着卑污的手段达到尊严的地位。”
“一切上跻高位的行动都是象登一条迂曲的楼梯一样。”人们之所以愿意如此搏命，正如古希腊谚语云：“地位显出为人”。诚然，用培根的话说，“地位显出有些人的长处，也显出有些人的短处”。因为，他们会想当然地以为，“一个人因有权位而人格增进”，甚而是“人格高尚而宽宏大量的确证”。
二、升官就要发财，甚至发财是升官的必然逻辑。在一个以经济作为评价个人成就主要尺度的价值观念指导之下，发财与当官不可分割地绑缚在一起。有人甚至会说，当官不发财，何来当官？而且升官发财，这也是贯彻邓小平同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嘛！照这样推理，升官了就是应该发财！小官发小财，大官发大财。发财的大小以官职的高低而论。
问题在于，有多少官员走上不归路不是因为权力与经济过度亲密的关系所致？权力与经济联姻，这时就不仅仅是经济决定权力，而且有时也可以是权力决定经济。在一定的情形之下，甚至后者的作用更大、更明显。有多少权力，就有多少经济；有什么样的权力，就有什么样的经济。二者之间是成正相关的关系。
1984年12月27日，任重夷在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市地委书记会议上指出，要特别对钱的问题保持清醒，避免犯错误。“生财、聚财，要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去办。违法政策的不义之财，决不能取。要教育干部和群众，对非法谋财的危险和严重后果，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搞不好要吃苦头。”悲剧在于，任仲夷的警诫与贪官们的行为，这二者之间总是一个难以破解的悖论和解不开的死结。
三、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如果说升官发财是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观念，那么，官做到一定的时候希望死老婆的想法则可以说是近些年的事。死老婆，作为时下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和处事观念而存在，这一点，只要看看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或许即可明晓。
马克思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有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再次强调，“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一点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深奥思想才能了解吗？”
南方某市的一个区的诸多局长的老婆大多是第二任及以上。传统的“升官发财”再也无法满足某些官员的欲望，养小秘、包二奶又有违党纪国法。如果离婚，免不了引起诸如财产分割、难扯纠纷等复杂问题。而这一切都是已经有可资借鉴之经验。因为这样的故事、类似的教训，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说不少，只是故事的主人公不同而已。
一种不会引起太多麻烦的做法就是希冀原配夫人肉体的毁灭（比如身患不治之症而不能久留人世啊、突然发生意外事故啊），或者是解除与其法律上的关系（离婚），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再娶一个十几、二十几、三十几岁不等、反正比自己小几圈的年轻老婆。
为什么希望死老婆？就是因为有替代者存在。而且在男人看来，这一替代者是较原配更值得早日替代、也是更合适的人选。而这一替代者自身亦有这样的想法：相比之下，嫁一个有钱有权有势者敢情是理想选择、也是无可非议的事。
这一思想认同并且愿意从属于这样一种男权制社会：女性处于一种被照顾、被保护、被宠爱的地位。女性一旦作出这样的替代者选择，并且付诸现实，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况。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女人的自愿与心甘。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样一种“内部殖民”，一旦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和最根本的权力观念，势必不利于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男人按天生的权力统治女人、二者之间维持支配与被支配这一关系格局。
从长远来看，这明显不利于维持两性的均衡、和谐发展。恩格斯在1880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指出，傅立叶“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从纯粹的性别来说，男人希望死老婆，从而娶一个年轻的，这也是其内在的情欲在起作用。而且一旦这种情欲得到了实现和满足，又进一步加剧其发酵、成长、壮大……而其邪恶帮凶恰恰就是这些替代者。因此，女人帮助男人满足其情欲，却在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的附庸地位。
质言之，不管是就传统遗传下来的升官发财，还是就近年热浪勃兴的官做到一定时候希望死老婆来说，都说明了我们官场不仅具有传统的特色，而且具备现代的样式。在某种意义上，其传统特色更加突出。自古以来，性与政治、情色与权力，总是难舍难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区别只是在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个人，这二者之间的亲疏而已。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官员所身处的关系无非在于：官员与权力的关系，官员与钱财的关系，官员与情色的关系。我们没有看到的是，社会期待官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关系：官员与普罗大众的关系，官员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官员与法治建设的关系，官员与文明进步的关系……
26。11 十一
我的求官生涯
我大学毕业后就进了局机关。我很年轻，是机关的小字辈。大家见面时常美言我几句，说我有知识有才干，前途无量。一听这话，我心里十分高兴，有一种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感觉。我似乎感到，一个叫前途的东西在我面前正闪着炫目的光。什么叫有前途？搞科研的有了发明创造，当作家的写下了传世之作，当运动员的拿到了奥运冠军。那就是有前途。而在机关工作的人，谋个一官半职就是有前途。在我们局机关，官的起点是副科长，不跨上副科长这个台阶，那就意味着一辈子当小卒，与官职无缘了，也就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所以，一个年轻人一到机关，奋斗的第一步就是弄个一官半职当当。我也不例外。
经多人指点，我明白了，在机关工作要想弄个一官半职，工作干好了那是必不可少的。但关键环节不在这里，很关键的是要拥有一个好人缘，特别是同领导处好关系。好人缘是如何得来的呢，那得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我们老科长常常对我说，一个好汉十人帮，没有大家的支持，你永远不会成功。我觉得老科长说得很有道理。
于是，我开始改变自己不愿主动接近人的书呆子习气。平时不再读书，经常串门到各科室套近乎。小张也是大学毕业，我主动和他唠嗑，发现他和我是一所大学毕业的，我们是校友呀，于是，我们俩就亲近了三分，一论年龄，他是师兄，我是师弟，以后就称兄道弟了。老李是机关的老科员了，虽然没有职务，但是资历很老，我主动与他拉家常，得知他的孙女和我和女儿在一个幼儿园学习，于是，我们作为一个幼儿园儿童的家属，自然有了共同语言，经常谈论一些有关幼儿园的话题，于是两人很快成了知己。
业务科王科长很难接近，架子很大。几次我想同他套近乎，他都表现出很冷淡的样子。我心里盘算，人家是科长一定是瞧不起俺。但我还是不死心。一次，我偶然听说王科长的老婆是北庄西南村长大的，而我的老婆也是在北庄西南村长大的，于是，我回家仔细询问我老婆关于北庄西南村的事情，原来我老婆和王科长的老婆是表亲关系呢，只是长时间不来往了，便生疏了。有道是，亲属不在于远近，关键在于能否走动。于是，我找到王科长，一五一十地把这层关系搬了出来。王科长听了之后，态度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此后我和王科长的关系就渐渐地铁了起来。
对于每一个同事，我都十分恭敬。我知道，这关系到我的命运。在平时，我见到一个同事，就主动说话，笑容绝对灿烂，说话保证好听。特别是春节假期过后第一天上班，我总是早早地来到机关，逐科室向大家问好，有时，问了第一遍不解渴，就再来一遍。时间长了，机关大多数人说我和气，懂礼貌，是一个有教养、有礼貌的好同志。为此，我感到很快乐。
尽管这样，我隐隐地发现，我的为人处世的能力仍有很大的差距。前几年提拔人重视的是资历，我资历浅，自然欠火候。这几年又重视了学历，我参加工作时有大学文凭，就算很突出的了，可这几年，研究生毕业的人多了起来。没有研究生学历就没有竞争力。于是，我便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研究生课程。学习十分辛苦，但一想到自己的前途，就感到这虽苦犹甜。我不断地自我鼓劲，学完研究生，副科的位置就很近了，一想到这，便有了精神。几易寒暑，我终于完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