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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系统，都有其内在的生命周期和惰性。当一个政治系统中既得利益集团逐渐沉淀其中，形成巨大的寄生于系统上的食利集团时，这个系统就会变得效率低下，逐渐偏离原来的目标和功能。当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已经不能完成自我纠偏时，大的动荡就不可避免了——反抗、暴动、造反等各种形式的革命就会爆发，外部力量会摧毁这个系统，并重新组建一个新的系统来行使必须的管理功能（古代政治的定位就是管理，没有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服务功能）。
中国古代许多朝代的政治新政、变法与改革，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系统内部自发的自上而下的修复行为，是为了避免系统被颠覆所做的努力。一般来说，一个比较明智的统治者察觉到某种危机或者想有所作为，是新政和变法的首要条件。实际上，每一个开国皇帝多少都会借鉴前朝灭亡的教训，对前朝的弊病加以改革和变通，使新组建的系统具有一定的生命力。这个时候，新皇帝的威望也比较高，又没有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这时候的新政不会有太大的阻力，而且往往都成为改朝换代之后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新和变，就意味着对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和重新分配：有从中受益者，也有要做出牺牲和让步的——很少有人会主动地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么他会选择反对和抵抗，至少是消极的不合作。更要命的是，这些既得利益者基本上盘踞在政治系统的重要岗位上，其既得利益基本上与其地位高度正相关，而他们的反对是所有改革碰到的第一困难。反对者众多，而且多是原来系统中的骨干力量，而改革派是少数，甚至是孤家寡人，在这样的力量对比前，改革派往往会陷入这样一种循环中：
因为受阻于原来的行政系统，自己很难有现成的队伍和班底，自己的政策得不到有效的贯彻实施，被迫起用新生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政策，想绕开那些象山头一样站立在前进途中的反对派——于是，大量的新人进入政治舞台。
因为改革变法的阻力很大，所以改革者所承担的压力巨大，决策者与新进者都特别想尽快做出成绩：决策者要以成绩来证明自己的政策是对的，新进者要用政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大家都需要成绩来左右舆论和社情，争取更多的支持者，急功近利的心态难以避免。
因为急功近利，急于表现，所以情绪就会激进，措施会草率，动作会变形，失误会增加——受到反对和攻击会更多。
因为有许多新进者，所以政治经验不足，对官场的潜规则不熟悉，仅仅是一腔热血和大胆——而且新进者中的成分也比较复杂，有为理想而献身的，也有以改革之名求进身之实的。
在官场上混，只要不出大的错误和乱子，琢磨好皇帝和上级的心思，也好混。
在中国古代政治历史上，一般来说，每个朝代的政治舞台上多有一个相对的地域中心，因为科举考试的缘故，往往是文化发达的地区在政治上具有较多的机会，或者是跟随开国皇帝打天下的军功集团在王朝的前期发挥主导作用。
古往今来，凡是成就大事者，无不需要一批人追随左右，以及同僚的鼎力相助。那么，人家为什么愿意追随你？眼前的实际利益无疑更能打动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有自己的队伍和圈子，你要用理想号召人，还要用利益团结人。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政治大舞台上，纵然主角更换，舞台却依旧，背景与游戏规则也依旧。这个舞台背景就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官场文化和潜规则，以及由不计其数的中下层官员组成的政治系统。在中国官场形成的一套基本的传统和制度，或者说就是一种基本的游戏规则。只要你登上这个舞台，你就必须遵守这套规则，否则，您就无法表演下去，这不是小层次的取得圈子、山头、派系，而是大格局下的规则、条件、基础，许多政治人物的命运，其实就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
基本的势力集团是：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权集团；以读书人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以外戚和宦官为代表的小人集团；以乱世称雄的军功集团。
这是中国历史政治上基本的势力圈子格局。其中的文官集团是政治生态系统中的基本力量，他们大多是无名之辈，但共同组成了一张政治大网，维系着政治系统的运转。文官制度的演进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命题，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文官制度的正式出现是从西汉时代开始的。秦朝统一天下，建立起中央集权政府，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分，也不再是封建性的诸侯列国并存，而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这是中国政治制度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做官的人要有一定的血统出身，秦汉以前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来自贵族子弟。除了贵族门第外，一般而言，应该是军功集团和财富集团，这是最容易与政治联姻的社会力量。但中国没有选择这样的道路，而是选择了让读书人进入政治舞台。这种做法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西方国家的文官政治制度其实质就是借鉴了中国的发明。
这种政治制度，到汉武帝时期才逐渐定型和成熟。
门第社会的形成，促使掌握政权的士族成为了一个奇怪的新贵族集团。他们唯一的职业是做官，以门第世家的高低，确定官职或者能力的高低。
科举制度的主观目的是选拔优秀人才为好多服务，客观上造成了政权对平民的开放。汉朝的推举制度，一度取得好的效果，但因为缺乏相对客观的标准，最终造成了新兴贵族门第，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社会和政治的发展。
唐朝的科举制度，让政治权力的大门向民间优秀人才开放，使中国的政治系统获得了新鲜的血液和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也缓解了社会矛盾。
但是，千年以后我们回头来看，这种做法也有这样的弊端：它进一步强调确定了“学而优则仕”的原则，使得知识分子除了做官之外基本再无别的选择，使社会的精英人才全部进入政治机构为荣；同时也使得知识分子之外的阶层基本上没有进入政权的机会。它的开放，是对知识分子的开放；它的封闭，是对整个社会多样性的封闭。它有利于维护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却减少了中国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商业社会的可能性。
4。3 关于官僚特征问题
中国自从秦朝建立郡县制大一统的帝王集权专制社会，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官员的宝塔型体制。皇帝是最大的官，其他官员都是皇帝直接或者间接任命的。官员是整个社会运作的轴心，官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统治力量；官代表整个社会的一切，管理社会的一切；官的意志就是社会的意志，官的利益就是社会的利益。总之，一切都是官说了算。“官本位”体制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一代又一代官吏在这种体制中摸爬滚打，耳濡目染，口传身教，逐渐形成了官僚们独有的特色。
一是伪善。官僚们上自皇帝，下至县衙，最大的本事就是善于伪装自己。他们个个都会装出悲天怜人，都会满口仁义道德，冠冕堂皇地表白自己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都有让民众相信他会为众人的利益甘愿奉献自己的力量乃至牺牲自己一切的的本事；都会把自己包装成真理、正义的化身。
二是崇拜权力。有权不仅有理，还有金银财宝、荣华富贵，更可以把荣华富贵传给子孙后代。官僚们为了权力，可以低眉俯首，曲意逢迎，唯唯诺诺，仰人鼻息；可以出卖亲友，出卖人格，出卖自尊，出卖天良；可以助纣为虐，狐假虎威，为虎作伥；可以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伤天害理，残害天良；可以杀父杀子，骨肉相残，相互猜疑。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内部都有过这种你死我活的残酷的权力斗争。官僚们永不满足自己的现状，总是使出浑身解数往上爬，争取做更大的官。盖因越大的权力越能给他们带来得天独厚的既得利益。
三是言行分裂。官僚们大都有一套嘴皮子工夫；说的比唱得还好听，巧舌如簧；但他真要做起事情来，却可以毫不脸红地把自己说过的话抛到九霄云外。对他来说，出尔反尔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四是自骄自贵。官帽不管是跑来的，还是买来的，只要戴上了，就马上觉得自己伟大起来。因为“官本位”社会 强烈地昭示人们：凡是官，必有高尚的道德，高深的学问，高超的才干。一代又一代的误传下来，不但所有的官吏都认为自己有才有德，连老百姓都真的误信他们是国家栋梁。所以，官僚们便理所当然地自骄自贵起来。于是，他们说的话就成了真理，容不得别人批评；他做的事，即便被实践证明是犯罪，也要文过饰非，绝不认错，更谈不上认罪。在官僚们看来，他们的面子比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更重要。他们被自己的既得利益蒙昧了心窍，思想僵化而腐朽，顽固地相信自己对世间的一切判断都是正确的，而别人任何形式的建议、批评，都是别有用心、不怀好意的。
五是欺压百姓。官僚们都知道他们的权力是上司给的，与老百姓无关；所以对其上司则奴颜媚膝、阿谀逢迎、俯首听命，甚或送上金钱、美女；而对百姓则横眉怒对、如狼似虎、肆虐一方而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凭借老百姓奈何不得的官霸一方的权力，随意荼毒百姓而逍遥法外。
官僚的特征还有欺上瞒下、好大喜功、夸耀政绩等等。
官场，是官僚们为保官、升官进行各种活动所形成的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场所，它不仅充满了忠君意识，更充满了相互欺骗、相互利用、相互欺诈、相互勾心斗角的黑暗虚伪之风。在官场混得越久，心灵变得越卑污黑暗，为人变得越奸诈狡猾，手段变得越残忍毒辣。
官僚做官，你有没有道德、学问、能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后台；自古以来就有“朝中有人好做官”之说。凡做官者，寻找强大的后台是在官场生存的要务之一。凡是官僚都心知肚明，有了后台不仅升官有望，且可放胆为官：巧取豪夺、贪污受贿、鱼肉民膏、作威作福。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度给除了皇帝以外的所有官员，不仅提供了直接的后台，还提供了间接的更高一级的后台。所以，官僚们视民意为粪土，把百姓当猪狗，因为老百姓奈何他们不得。
在官场，大官有自己的大山头，中官有自己的中山头，小官有自己的小山头，可谓有官必有山头。何谓山头？即官僚们以某官为核心结成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建立山头目的何在？争权夺利，以保荣华富贵。在上为官者任命下属官员，首先考虑的是把自己的人安插在重要位置上，以便自己掌握更多更大的权力。谁是自己的人？在上为官者心中自有标准：谁最会揣摩、意会、实践自己的心事，谁最敢为自己赴汤蹈火，忠心不二。在下为官者，为了能做更大的官，捞取更大的既得利益，不惜奴颜媚膝、卖身求荣、投其所好；自己的作为是否坑害了老百姓，是否有损做人的道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得到上司的青睐，上司的欢心、上司的信任。这是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制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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