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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留下的恶习之一就是官场上特别讲资历讲资格。
政敌分两种，一种是公开的，双方都清楚；另一种是隐蔽的，潜在的。
官场是由一级级台阶组成的金字塔，越往上走淘汰率越高。即便是幸运者，等到大权在握，也是华发丛生，年老体衰，已经不能享受人生了。要在仕途求发展，必须走捷径。
职务带来的权力和社会的尊敬，将因职务的消失而消失，在自然规律面前，谁也无法抗拒。
中国从来就是个人治国家，法律从来都是政治的婢女。中国官场的高层人物几乎没有谁是纯粹从司法系统出身的。中国不象西方社会，从政官员中学法律的占有很大比重。如果从长远观点考虑，必须寻求一个机会转入党政系统，成为一方的行政长官或者党务首脑。
司法系统的局限性太大，党政系统在中国这个社会中才真正是海阔天空。
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要有地位权力；要保住或者拥有地位权力，就不能不对地位权力更高的人妥协。感情上的亲疏在用人问题上体现得最明显。
自己失去了直接拥有权力的条件，创造拥有权力的人就是最好的办法。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一把手都是关键人物。
一把手对副职的分工，一般都能反映出对副手的亲疏。
当干事的时候开始追逐权力，当科长的时候开始使用权力，当市长的时候开始享受权力。追逐权力的时候，是对权力的一种痴迷和热切的向往；使用权力的时候，是对权力的一种支配和适度依赖；享受权力的时候，权力便成为一种精神套餐。
作为一个男人，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不是金钱，不是女人，而是权力。喜欢权力是男人的天性。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权力？原因就是权力的本身就是用来享受的。如果权力不用来享受，那么权力还有什么用呢？还有谁会喜欢权力呢？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就能概括权力的特征吗？那为什么总有不少人在有了权力以后又不能为人民服务呢？在权力范围内的一切都是享受，独断专行是一种享受，发扬民主也是一种享受。
享受权力的方式是与个人嗜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工作中感受到的是威风与尊严，这种威风和尊严就是权力的滋味。这一切都是权力和地位所决定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不服气也不行，当了领导就服气了。所以有时候，一个人要真正理解领导的行为，只有自己当了领导之后才能全面理解领导。
除了职位本身赋予的权力之外，还能超越权限办事，这就是正常权力外的附加权力。
别看秘书无职无权，但连接着各级领导，与各部门也能顺利搞上关系。
在官场这个圈子里，凡是上去的人都兴高采烈，可下去的人却没有几个承认自己无能，承认自己平庸，绝大多数都自我感觉良好。
7。3 关于一把手的权力
在中国，各级“一把手”都拥有绝对的权力，特别是在任命干部和财务方面；特别是越高级的干部越拥有绝对的权力，形成“一言九鼎”的格局。权力制衡真空，贪官一手遮天，监督制约苍白。
贪官一言九鼎可怕，而一言九鼎“正当”更可怕。在给他人谋取政治利益的时候，都是在职权范围内进行，对干部的调整、使用都是按组织程序办理——而正是都在“职权范围”和“组织程序”内，贪官创造出一个“组织部提单子，书记定调子，考核组走场子，整个程序是花架子”的繁荣“官市”。
一言九鼎不仅“可行”，而且“正当”反映出的本质是社会政制体系存在缺陷，对公共权力运行轨迹的钳制有疏漏。“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这样论述权力的使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我们时下所见的疯狂追逐和无限滥用权力的“官市”情形，无疑不脱于此。他开出的处方是“要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一种权力的边界，必须由其他权力设置，当任何权力运动都会碰上其他权力来有效过问，一切权力就都成了相对权力。如果在社会政制设计上，能形成这样的公共权力结构，便找不出什么权力是绝对的权力，就不可能出现一言九鼎，制度性防腐反贪的关键在这里。
如何推进“以权力约束权力”的社会政制格局，就是民主和法治两大杠杆。因为无论怎样的社会政制设计中，权力网络都必呈“金字塔”型，天然具有自上而下的专制倾向、各级各处“一把手”说了算的人治冲动。所以，社会政制改进完善的关键，是发展立足主权在民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力量，以及维护谁也不能凌驾践踏的法律尊严、司法权威。
中国属于腐败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调查显示，吏治腐败高居榜首，司法腐败紧跟第二，其余才是经济腐败及其他各类腐败。
在各种腐败形式中，“一把手”犯罪现象最为突出。“一把手”腐败频生当然不是偶然，地方“一把手”往往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于一身，从提拔任用干部到大额资金的使用，从动用公款游山玩水到报销各种本应该由私人付出的费用，无不是“一把手”说了算，上下级关系成为人身依附关系，地区的权力演变成某些个人的权力，这就导致了那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一把手”体现了权力高度集中而又缺乏监督的极权体制，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公仆”内心中的腐败之欲，使握有权柄的人几乎个个为所欲为。更可怕的是，这种环境不可能激发人们内心中的善，为善也极可能不为该体制所容。比如，你把红包交给组织，就违背了官场游戏规则。
同西方国家的贪官污吏相比，中国的贪官污吏不仅不会因为腐败而产生负罪感和忏悔意识，相反还会有一种心安理得的“成就感”。做官腐败，表面上在中国也受到舆论和道德的谴责，实际上却是许多中国人向往的生存模式。
河北成安县近年来推行的“通透式办公”使得成安县和成安县县委书记王晓桦成为全国知名的“民主大县”。
成安县县委书记王晓桦在2003年5月推出的县委今后决定干部任免时，将采用秘密写票、投票的票决制，不论职务高低，县委常委每人一票，选票面前人人平等。此举一出，全县哗然，须知，在多年形成的官场规则中，任免干部的人事权向来是不容他人染指的核心权力，问不得、碰不得、了不得。过去提拔干部，一般都是书记一个人定盘子，先在书记和副书记参加的碰头会上统一意见，再拿到常委会上口头或者举手表决。
可以说，一把手一人说了算的“惯例”，是滋生人事腐败的根源所在。多年以来，干部任免在许多地方成为密不透风的高度机密，决策过程也往往成为幕后的暗箱操作。在王晓桦看来，权力的公开透明不能光靠政府。党委更应该带头，而党内民主的核心就是干部选拔问题。
县委书记王晓桦认为：“党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而不是个人权力。权力垄断和暗箱操作是腐败的根源，必将导致权力资本化的产生。”
“政府的权力透明和党委的权力透明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党委权力不透明，那么行政权力透明只能是一种形式。如果只推行行政权力公开透明，党委权力却暗箱操作，那么行政权力的公开化、透明化只会是昙花一现。”
“选拔、任免干部是党委最重要、最核心 的一种权力。近年来，媒体暴光的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的腐败案例很多，为什么会有买官卖官现象？我认为，当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里时，权钱交易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过去的情形是，党内集中变成了一把手对集体意见的综合，这使得集体意见常常带有一把手个人的主观色彩。所以党内迫切需要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变成可操作的具体机制，而现行的干部任免条例却缺乏可操作性。”
“阳光是腐败的克星。将一把手的权力仅仅限于一票之内，从而消除了一把手将个人意图转化为集体意见的可能性，具有了从根本上预防人事腐败的功能。如果有人非要买官跑官，就必须打点所有的常委和委员，权钱交易的难度和成本就大大增加了，自然就降低了腐败的可能。”
“一把手必须登高望远，必须出于公心。自我限权削弱的只是狭隘意义上的个人权力。如果将一把手的权力看作公共权力的话，那么自我限权反而会起到强化的效果，使这一权力更加有效，更加有威信。”
提拔干部权属于权力中的权力，在买官鬻爵已经成为国之大患、严重威胁到党的生死存亡的今天，成安所创造的党内民主机制意义十分重大。干部的选拔、任用应当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不允许个人或少数人专断；但在实践中却往往走了样，党委集体管干部成了党委书记管干部，民主推荐变成了一把手独占干部提名权，民主集中制变成了“一言堂”。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形成了不可小视的帮派力量。而普通干部看到一把手说一不二的权威，自然从中发现了快速升迁的捷径，这是买官卖官难以避免的根本症结所在。
当官帽只能凭自己的本事去争的时候，此举对官场上那些潜规则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阳光政治所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是最宝贵的社会资源。
但是，成安“新政”推行三年来，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地方得到成功复制。原因在于：成安“新政”的实质是扩大党内民主，尤其是一把手的“自我限权”。成安“新政”触及的又是最为敏感、最有油水的干部任免问题。对一些买官卖官已经见怪不怪的地方来说，如何能接受这种自解权力、自断财路的做法？中国特色的干部任用制度，权力可以带来无法估量的实惠——金钱、美色、权欲、成就感等等。主要领导人无人事决策权，谁还要争权力？很多地方不愿意效法，因为成安“新政”首先限制的是一把手的权力，这恐怕是最根本的原因。在同一个执政党体系内，实行的是同样的干部选拔机制，为何会出现不同的选拔理念和选拔手法？为何你搞你的阳光推荐，集体票决，我搞我的领导提名，暗箱操作？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构建起更为民主、科学的干部选拔机制，进而奠定全面割除买官卖官等官场积弊的制度基础，这样，成安“新政”才不会沦为昙花一现。
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令当官成为一种责任，而腐败则充满风险。有了这样的健康的官场机制，公共权力的廉洁和高效才有希望。
在成安“新政”的改革路线图中，改革的核心是人事，作为一把手的县委书记则是改革的逻辑起点与原动力。在这一态势下，人们仍然要追问：县委书记何来人事改革的权力？县委书记究竟有哪些权力？基层执政党权力体系如何实现合理的分工和制衡？下任县委书记有没有进行“反改革”的权力？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无论是改革者还是反改革者，实际上都没有有效地影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