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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卖家急需现金而汇票期限未到时，他可以把汇票拿到商人银行家那里去打折出售，这就是汇票贴现。商人银行家以折扣价吃进汇票，然后坐等汇票到期收取 全款，从而获利。这个折扣价其实就是隐性的利息，折扣越深，利息就越高。当时的天主教严禁放高利贷，所以汇票贴现成了放高利贷的变通办法。当票据交易非常 活跃时，汇票基本上可以随时变现，其功能几乎等同于现金。在18～19世纪的英国，在银行券、支票和信用额度等新工具开始大规模流通之前，汇票实际上成了 货币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汇票的期限往往和货物运输的时间相匹配，如果货到了很久而汇票期限仍未到，就相当于买家赊账时间过长，占用了卖方资金，同时，承担买家支付担保的银行风险也相应增加。
考虑到由于轮船航速提升，欧洲与中国的海上运输时间大为缩短的情况，另外也不愿过多承担风险，所以丽如银行才提出压缩汇票期限。不过，压缩汇票期限等于收缩了信用规模，提高了买家的资金和信用门槛，其效果相当于拒绝了很多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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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你的地盘我做主（3）
这个同业间的协？议，给汇丰银行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扩张客户资源的机会。当其他银行拒绝购买6个月到期汇票时，在沙逊巨大资金的保障下，汇丰银行逆向 操作，大量收进。手持6个月汇票的商人们走投无路，只有到汇丰才能做贴现，自然折扣更多。汇丰只需持有汇票到期就可收到全额资金，收益当然更为可观。同 时，汇丰将自己承兑的4个月的汇票高价抛给那些抢着收货的竞争对手，从而获得低买高卖的套利空间。半年下来，汇丰的汇兑业务便由920万两白银迅速上升到 1300万两白银。不到10个月，其他几家银行便不得不向汇丰“投降”，重新走上6个月期票的老路。
在这场汇票大战中，汇丰银行旗开得胜，表明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这一头衔已经？易主。汇丰自此成为远东外国银行界的新领袖。
汇丰的另一项独门暗器，是大量吸收中国储户存款，特别是中国达官贵人阶层的巨大存款。在清末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中曾经？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清 政府的一个藩台，奉命到上海查办一个被参官僚把赃款存在汇丰银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着八抬大轿，带着一些随从直奔汇丰银行而来。但当他来 到银行门口，却被挡了驾。守门的说必须从后门进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银行后门，站了半天，结果还是没有人理睬他。后来，他才知道，汇丰对中国储户在那 里的存款严格保密，拒绝中国官方进行任何调查。没有办法，他只得以“外国人不准查账”回复他的上司，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汇丰银行依靠大英帝国的势力，拒绝清政府就其客户的任何款项进行调查。因为有了这个特权，当时许多军阀、官僚、地主就以汇丰为最安全的财富保险库，把历年搜刮来的赃款统统送了进去。
由于汇丰银行被港英当局视为“我们的银行”，因此备受优待和庇护，享有权力极大的发钞权。1872年，港英政府准许汇丰发行票面1元的小额钞票。随 后，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并迅速流通于华南各地。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报》刊登1874年2月四大英资发钞银行——丽如、渣打、有利和汇丰的 钞票发行额，在实发的350万元钞票中，汇丰的钞票占到了51％以上。
此时的汇丰银行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发钞银行、港英政府的出纳银行、所有在华同行的结算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的英格兰银行”。
被沙逊驱逐出鸦片贸易的怡和洋行此时变得更为现实，面对汇丰的强势，怡和新的领导人凯？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积极地考虑与汇丰的关系。在后来联手剿灭胡雪岩的战役中，双方达成了更多的默契。
然而罗斯柴尔德…沙逊集团对于汇丰银行的期许，并不仅是让其充当管理在华外国银行的银行，而是要让其成为管理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银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
要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就必须能够管理与控制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这就是中国的钱庄与票号体系。而这时的清政府恰恰还能够依赖自己的钱庄和票号体系 维持运转。钱庄与票号同时还为中国的对外贸易进行大量融资，控制着中国广大民间经？济的财富之源。国际银行家也只有控制了中国的钱庄与票号体系，才能真正 实现对中国的金融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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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钱庄：为什么没能发展为国际金融帝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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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金融机构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山西帮的票号和宁绍帮的钱庄。通俗地说，票号玩的是票，而钱庄玩的是钱。
无论是早期的威尼斯、热那亚，还是后来的荷兰、英国，金融与贸易几乎都是孪生兄弟，相伴而生，相互促进，相互借力。欧洲最早的金融机构几乎都源于商号，在商业活动中，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最终导致了专业金融服务与商业贸易活动的分离。中国的票号发展也不例外。
票号源于山西，而不是经？济发达和航运便利的沿海地区，确实令人觉得奇怪，但仔细想来却也合乎情理。晋商号称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他们走南闯北的魄力 和吃苦坚韧的精神，使其很早就在中国商业版图中脱颖而出。晋商足迹遍天下，早在清朝初年就形成了南北两大贸易体系——粮船帮和骆驼帮。前者奔波于各省江？ 河口岸，后者远涉万里，足迹直达蒙古、莫斯科，成为中国茶、丝、布、粮、铁等商品最大的贸易商，建立起中国最早也最为庞大的贸易网络。
与犹太金融家族崛起道路不同的是，晋商的票号汇兑网络脱胎于纵横上万公里、从业数十万人的庞大的国内国际贸易网络，而犹太金融网络则发轫于金钱兑 换、存款放贷、票据交易等纯货币业务。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强大的网络辐射能力所形成的规模效应和快速便捷优势。当网络优势一旦确立，则后来的竞争对手几 乎难以插足。这也是后来南方的钱庄始终无法在远程汇兑业务领域超越山西票号的核心原？因。缺乏足够庞大的网络致使钱庄规模普遍偏小，最终难以形成类似犹太 金融业的庞大国际金融帝国。
在货币本位、中央银行之后，金融网络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第三大支柱。
由于晋商贸易网络覆盖面庞大，在交通极不发达的时代，资金往往一年才能周转一次，严重制约了生意的扩大。同时，远程运送现银时间过长，路途也不安全，因此客观上需要一种便捷的远程资金调动方式，这就是票号起家的核心业务：远程汇兑。
最初的汇兑业务只是为了方便。例如，山西平遥的“西玉成颜料庄”在四川、北京、山西等处设立了分庄，北京的亲友要将一笔银子汇到四川，只需将银子交 予北京分庄，然后北京分庄写信通知四川分庄，而在四川的亲友可到当地分号取到银子。没想到这一汇兑模式一出现，立刻引来了大量业务，而且人们愿意为这样的 服务缴纳1％的手续费。颜料庄掌柜雷履泰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潜在能量巨大的商业模式，立刻放弃了传统的颜料庄生意，于1823年前后，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 “日升昌”。
鸦片战争前，中国贸易总额就已高达每年3亿两白银，如果其中1亿两白银需要远程汇兑，其利润将高达100万两白银。经？过几年的经？营，日升昌票号 在专营汇兑、存放款业务中获得了巨额利润。据说从道光到同治50余年的时间内，财东李氏从日升昌票号获得的分红竟超过200万两白银。受日升昌票号成功的 鼓舞，山西商人纷纷设立或改营票号，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山西票号基本垄断了当时清朝的汇兑业务，获得了“汇通天下” 的美誉。
票号主要业务是远程汇兑。其发展呈现出由北向南扩张，由山西向四方辐射的基本态势。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 陆30多个城镇设号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中期则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号集中的四大中心。光绪前 期，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多家，构成了一张巨大的金融网络。无论是商业，还是政府，或者私人的资金，最终由于票号快速、安全和便捷的特点，无不纷纷 涌入这个辐射全国的金融高速公路系统。到20世纪初，全国22家主要票号汇兑总金额大约为亿两白银，利润总额约820万两白银，大约相当于清政府 一年财政总收入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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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钱庄：为什么没能发展为国际金融帝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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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的汇兑网络形成了巨大的金融网络优势，在此基础之上，原？本有希望发展成为类似于犹太金融家在西方所奠定的“金融高速公路体系”，从而垄断信用 与资本流通的大动脉。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缺乏地利，没有在国际国内贸易的中心——上海，建立自己的总部，从而使决策远离了最具增长潜力的 贸易金融服务的中心，丧失了主导新兴的商业汇票交易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机会；二是没有能够创造出类似欧洲的战争债券和国家债券的融资系统，仅仅将业务局限在 汇兑领域，固步自封，最终被外国银行和官办银行逐步侵蚀了作为生存根本的汇兑业务。
金融市场，尤其是形成国家融资的核心力量——国债和各类票据的交易市场，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第四块基石。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票号与钱庄，都没能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
钱庄的起源非常类似于同时代犹太金融家族的主营业务：货币兑换。
世界犹太金融家族的核心力量几乎都能从德国找到他们的源头。德国作为现代金融家族的发源地是有原？因的。从地理位置上看，德国是欧洲东部和西部之间 的连接点，特别是柏林，更是处于欧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枢纽的位置，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客商都云集柏林。因此形成了欧洲的各种货币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从罗 马帝国开始，柏林就是货币兑换的中心。到拿破仑占据这一地区之后，对货币兑换的需求变得更加旺盛。两千年深厚的金钱买卖经？验的积累，与现实货币兑换迫切 的市场需求，使德国成为了犹太金融家族繁衍壮大的天然沃土。
中国钱庄的兴起也不例外。自明代确立银本位后，一直实行银两与铜？钱并行的流通局面，银两与铜？钱之间的比价随行就市。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