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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与我（2）
十月中旬我和宝哥（葛小宝）到印尼登台，母亲陪我同行，前后总共二十一天的时间。我心里百般不愿和李敖分开那么久，但当时的酬劳很高，我和宝哥各唱几首歌，主持人访问几句，说些笑话，轻轻松松一天可以净得台币十万元。于是我们一站又一站地马不停蹄，每到一站我都和李敖通长途电话。二十一天下来我花了十万台币的电话费，李敖也打了台币八万元。宝哥每天都问我：“你的敖今天怎么样啊？”母亲那时还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阶段，她认为台湾唯一配得上我的男人只有李敖。
二十天好不容易熬过了，回台湾时李敖亲自到机场接我，记者显然守候已久，看见我们立刻蜂拥而上，当时我们的恋情早已轰动海内外。回到世界大厦的新家，发现李敖不但帮我们安装了新的热水器，买了新的录影机，同时也打点了楼下的管理员，他的周到和仔细令母亲非常满意。只要母亲不阻挠，我的两性关系一定顺利些，这一点李敖是非常清楚的。不久我们决定同居，那时李敖已经准备送刘小姐一笔钱，请她到美国“观望”一阵子。我把衣物都搬到金兰大厦，两个人开始过起试婚的生活。
当李敖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中情势很安全的时候，他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宠女人的男人之一。每天早上我一睁开眼睛，床头一定齐整地摆着一份报纸、一杯热茶和一杯热牛奶。那时他早已起床（他的生理闹钟每天都按时把自己唤醒），一个人在书房里集中精神搜集资料、做剪贴，开始一天的写作活动。他的生活方式像一部精准的机器，在例行公事中规律地运作着，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电视、不打麻将，可以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而只有工作。他认识的人不少，但深交的朋友几乎没有，我问他为什么不多交些朋友，他说他对人性抱持悲观的态度，就算最亲信的人也可能在背地里暗算他。我当时的生活和外界的来往仍然频繁，他因为我的关系生活圈子稍微扩大了一些，否则他可以足不出户，窗帘遮得密不透光，连大门都不开，甚至曾经在墙壁上打过一个狗洞，让弟弟李放按时送报纸和粮食，过着自囚的生活。他的才华和精神状态令我时常在崇拜和怜悯的两极中摆荡。我想带给他快乐，不时地放些我爱听的音乐，跳我自己发明的女巫舞，在他面前嬉戏。那种时刻我确信他是快乐的、不设防的，他脸上自然流露的老实和羡慕，透露了这些讯息。他告诉我他的脑子里只记得denny boy这首歌，其他的就完全不熟悉了。
在感性层面李敖抱持的是传统未解放的男性价值观，似乎只有性这件事是优于其他各种感受的。然而他的性，也带有自囚的成分，即使在最亲密的时刻，他仍然无法充分融入你的内心。多年的牢狱生活，他已经太习惯于意淫，但意念是物化的，因此在最基本的人之大欲上他是相当物化的，精神层面的展现几乎完全被压抑了。换言之，你感觉不到他内心深处的爱；似乎展现忘我的爱对他而言是件羞耻的事。如同许多在情感上未开发的男人一样，性带给他的快感仅限于征服欲的满足。那是一种单向的需求，他需要女人完全臣服于他，只要他的掌控欲和征服欲能得到满足，他对于那个关系的评价通常很高，这点你可以从他的回忆录中饱览无遗。我的幸与不幸都在于我很早就性解放了，而且第一个涉入的两性关系无论在身心灵任何一个层面，都曾经是深情的、融入的。但是从父权的角度来看，女人具有丰富的两性经验的确不是件好事，人一旦有了比较，确实不容易认命。两性之爱很难没有条件，它是人类唯一的第一手经验，也是人能达到至乐最快速的途径，所以它容易使人上瘾。正因为它带来的快感太过强烈，你很难不对它产生期望。
只爱一点点（1）
每当我期望和李敖达到合一境地时，却总是发现他在仰望天花板上的那面象征花花公子的镜子，很认真地欣赏着自己的“骑术”，当时我心中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白天他写作，我喜欢坐在他的大腿上和他撒娇，逗他开心，晚上入睡时我喜欢搂着他，和他相拥而眠。这样的示爱举动不是单方面的事，它需要流畅的回应与共鸣，但李敖在示爱上既保留又腼腆。你别看他在回忆录中把自己写成了情圣，甚至开放到展示性器官的程度，其实所有夸大的背后都潜存着一种相反的东西。研究唐璜情结的精神医学报告指出，像唐璜这类型的情圣其实是最封闭的，对自己最没有信心的。他们表面上玩世不恭、游戏人间而又魅力十足，他们以阿谀或宠爱来表现他们对女人的慷慨，以赢取女人的献身和崇拜，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是不敢付出真情的。对这样的心态诠释得最好的，我认为就是李敖自己在牢里所写的一首打油诗《只爱一点点》：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这首诗的后面，李敖又说了一些他对爱情的观点，替唐璜情结做了进一步的诠释。他说：“我用类似登徒子（philanderer）的玩世态度，洒脱地处理了爱情的乱丝。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
上述的观点确实是李敖的精神指导原则。但这个指导原则完全是建筑在二元对立上面的——只能有快乐，不能有痛苦；只能有秩序，不能有混乱；可以潇洒地玩世，但不能有人性的挣扎。
一向自视为超人的李敖在人生观上其实并不超越，他和众人是一样的。他虽然以“智者之爱”作为期许，但从古至今凡能全观的智者都觉察到二元对立便是人性中的颠倒及各种病态的根源，对立性愈大，病情愈重。
多年来李敖以他的文笔、才华、博学和发展到某种程度但离究竟还远的观察及强势推销，成功地在自己身上铸造了一个神、一个时代的叛逆英雄、一个五百年来的白话文豪，于是如我等意志薄弱、叛逆、自认为独特又心怀救赎之梦的读者，便如他所愿地把他当偶像一般开始崇拜。然而偶像是只适合远观的，一旦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所有琐碎的真相都会曝光，因此在同居者的眼中既没有伟人，也没有美人。
与李敖同居除了深刻地感受到他的自囚、封闭和不敢亲密外，还有他的洁癖、苛求、神经过敏以及这些心态底端的恐惧。譬如我在屋子里一向不穿拖鞋，喜欢光着脚丫到处走，因此脚底经常是灰黑的，李敖对这件事的反应就非常强烈。灰黑的脚底对他来说简直是一项不道德的罪名，连离婚后都时常向人提起，当做打击我的话题。另外他对别人的排泄物要求也颇高，如果上大号有异味，又是另一项值得打击的罪过。我记得有一回我的妇德突然发作，想要下厨为他烧饭，但除了为don煎过年糕之外，母亲一向不准我进厨房，因此那一天当我把冰箱里的冷冻排骨拿出来熬汤时，我并不懂得先化冰的手续。我兴高采烈地把排骨往开水里一丢，正准备熬排骨汤时，李敖气急败坏地冲到我的面前，暴跳如雷地对我说：“你怎么这么没常识，冷冻排骨是要先解冻的，不解冻就丢到开水里煮，等一下肉就老得不能吃了，你这个没常识的蠢蛋！”他说得没错，我确实是个缺乏生活常识的人，在母亲的掌控下我没进过厨房，没上过菜市场，也没去过邮局，连支票怎么开我都不知道。李敖说话总是振振有词，但也总是轻忽了据理力争背后的情感才是人性最宝贵的品质。他的暴跳如雷和言辞中的鄙视令我觉得那锅排骨汤比我的存在重要多了，于是我转头走进卧室，拿了几件衣物放在箱子里，一语不发地回家了。李敖后来心软了，把我从世界大厦接回金兰，两个人又重修旧好。
还有一天我把洗干净的切菜板搭着纱窗晾干，李敖走到厨房时看到这个动作，又是一阵歇斯底里的嚣叫：“你看到没？这片纱窗已经松了，这么重的切菜板搭在它上面，不久就会把它压垮的。然后板子会从十二楼掉到地面，再加上重力加速度，这时如果刚好有人走过，他的脑袋一定会被砸出脑浆来，那时我们就得赔大钱了。”他无远弗届的危机意识令我目瞪口呆，我心想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于是收拾收拾衣物拎着箱子又回世界大厦了。如此来来回回地往返于世界和金兰之间不知有多少趟。
有一天我很沮丧地走出金兰，李敖的邻居看到我的神色不对，于是好意地对我说，他们和李敖已经做了好几年的邻居，可能比我更了解他一些。他建议我不要以常人的标准要求他，应该把他视为一个需要帮助的坐过牢的病人，可能还容易相处一些。经过旁观者的提醒，我开始确定李敖是需要帮助的。然而我不是医生，他又那么强硬，我能帮到什么程度呢？从那天之后我开始学习以冷静的态度面对他，我发现他确实有些反常的身心现象。譬如他非常怕冷，冬天一到，他身上穿的衣裳多到令我笑弯了腰——他通常要穿两件卫生衣加一件毛背心，再加一件棉袄，外加一件皮袍，头上还得戴一顶皮帽。台湾的冬天哪有这么冷啊，这身行头到东北还差不多。我问他为什么需要全副武装，他说老天爷会暗算他。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在受预备军官训练时，大伙儿有一回行军到坟堆里夜宿，清晨快天亮时他突然被一股寒气冻醒，冷得浑身直哆嗦，自此以后每到冬天他都严阵以待地怕被老天爷暗算。
只爱一点点（2）
李敖除了有“寒冷恐惧症”之外，还有“绿帽恐惧症”。占有欲和嫉妒是人之常情，但李敖的占有欲是超乎常人的。他的歇斯底里倾向总是令我神经紧张，我记得曾经在一个星期内全脸密密麻麻地爆满了青春痘。我和他很少有户外活动，有一天我需要出去慢跑，促进一下血液循环。慢跑了一小时后我回到金兰，李敖问我出去做了什么，我据实以告，他听了很不开心地说我出去慢跑一定会跟路上的男人眉来眼去，所以不准再跑了。
有一天我在他的抽屉里无意中翻到一本旧笔记本，字迹狭小而歪斜，内容看起来像是一个感情受重创被女友抛弃之人所发出的仇视女性的怨言。虽然李敖后来练就了一手胡适体的好字，但我猜想那个旧笔记本上的字迹应该是他早年的。不久我找到一个机会询问他的友人有关他早期情感经验的真相。他的朋友告诉我李敖在台大时曾经为罗姓女友的离去服过三次安眠药，但是都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