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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叶平玉是个受英文教育的买办式人物，在华侨银行任职。他可不让林清祥占尽便宜，所以设法把大会压缩成一个只由六个教育团体代表参加的会议。
这个会议的目的，是要讨论如何向政府提呈一份备忘录，要求政府平等对待华校和英校。会议召开之前，已经规定开会那天不进行辩论，也不提出新议案，而是直接对有关建议进行表决。然而尽管事先小心安排，预防会议被操纵，主席却不敢对亲共分子坚决执行会议条规，因此林清祥还是有办法打破条规，违反主席的意愿。他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不仅要求华校和英校具有同等地位，而且要求政府拨款兴建华校，实行六年小学免费教育，承认学生有权成立自治会（也就是每一所中学都设立激进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的分会）。他同意有必要修改学校教科书，以反映马来亚的背景……这是马共的正式政策，目的在于讨好马来亚的马来人，因为马来人占了马来亚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恐怕无法取胜。此外，他要求让华人自己修改教科书，政府不要插手。
当主席力不从心地设法执行会议的条规时，方水双要求代表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发言，主席拒绝。方水双随即直接对听众讲话。当时会场里挤着一些林清祥的支持者，他们发出赞同的喧腾欢呼声，表示彼此团结一致，同时借此吓唬主席。主席不得不就范。于是，林清祥和方水双便控制了整个会场。
在这样的气氛中，礼堂挤满了宗乡会馆的代表和亲共工会的活跃分子，维护华族语言文化的沙文主义者占了上风。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他后来出任南洋大学校长）反对修改中华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他的反对意见受到热烈支持，林清祥被迫放弃了主张把教科书改为具有马来亚背景的建议。除此以外，其他对共产党有利的提案全都通过。林清祥获得了他所要的一切，而且也得到了说华语或方言的团体的传统领袖的支持。
各政党委员会在报告书中，把中华总商会的备忘录放在附录的最前面，却只字不提它的建议。1956年2月周瑞麟在立法议院针对这份报告书发言时，没有人提出异议。这份报告书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佳折衷方案，各党代表都在上面签了字。周瑞麟答应稍后在教育白皮书提交议院讨论时，才针对这个课题展开全面的辩论。全面辩论于1956年4月5日展开，周瑞麟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演讲。他事先跟我讨论过讲稿的内容，还把草稿给我看，我建议的几个要点也加了进去。他说：〃推行双语和三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我们迫切需要在我们的学生当中，培养一种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意识和共同效忠马来亚的精神。〃
有关建议的内容其实很简单。首先，英校也要教授母语……华人学华语、马来人学马来语、印度人学泰米尔语或其他几种印度语文。华校生在小学里必须学英语或马来语，到了中学，两种语文都要学。马来学校的学生在小学也得学英语，上了中学，如果学生喜欢的话，可以学第三种语文。这项建议完全符合人民行动党中非共分子的要求。
在语文和教育的争斗背面，是共产党人也是非共分子争取政治上的发言权和政治权力的另一场斗争。华族商人、宗乡会馆的领导人和中华总商会的巨头都希望立法议院里能有他们的民选代表，能够用流利的华语，而不是用不通顺的英语替华人讲话，希望借此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和财富。他们过去曾经向林德委员会提呈一份备忘录，建议立法议院采用多种语言，结果被拒绝。我们早在1954年11月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以前，便支持过他们的建议。如今，中华总商会又一次提议把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
然而在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的社会里，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能够发挥功能的立法议院和政府，又不至于沦为混乱吵杂的空想计划。世界上，每一个存在已久的社区都有一种主要的语言，凡是移居这个社区的人都得学习这种语言；如果是到美国或加拿大，就得学英语，到魁北克则须学法语。1819年莱佛士开拓新加坡的时候，在第一份市区规划图里，就划分了几个地区，让不同的种族分隔而居，就连华族不同方言群也分开居住。接着英国统治者引进大批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让他们在不同的地区里使用各自的语言而不加干涉。
如今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却给马绍尔带来麻烦。不出所料，在民众的压力下，他在1956年2月9日向立法议院提出这么一项议案：〃本议院认为，为方便口头辩论起见，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应当成为议院的通用语言；议院成立一个遴选委员会检讨各政党委员会报告书，并提出必要的建议。〃马绍尔晓得他这么做可能被指为不切实际。他说有一次一个马来亚人告诉他：〃如果实行多种语言制度，你将把我们奉送给华人。他们会把我们淹没。〃他回答说：〃不过，先生，我们必须接受多数人统治的原则。华人占我们人口的76％。我们不要回避这个问题。〃这是马绍尔的典型作风。他一半是个理想主义者，一半（也许超过一半）是个机会主义者，急于证明他自己比华人更具有华人色彩，从而使华人把他当作他们的斗士，至少让他再做一任。
当时，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极为不利的一点，是无法理解华语和方言，更不用说掌握了。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小时候进入英校念书，准备将来到一所英文大学深造，以便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长大了，最后大学也毕业了，我终于发觉整套价值观基本上是错误的。早在步人政界之前，我就有这样的感受。〃接着我引述尼赫鲁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他由于母语说得不像英语那样好而哭泣。〃我可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我不常哭，不拉扯自己的头发，不乱撕纸张，也不扯掉自己的衬衫，但是这并不表示我在这方面的感受不那么深。我的儿子不准备进英校，他将不会成为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当然我希望他学懂英语，足以跟父亲谈谈天气以外的事。〃
这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我想，这番话对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是中听的。
马来亚共产党很担心政府对华校执行纪律。他们担心政府的行动会使学生今后不再〃被政治集团利用，以不合宪制的手段推翻合法政府〃。更糟的是，通过报纸、杂志、文学作品和电影，英文将在学生眼前展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将以双筒望远镜观察这个世界，而不是单靠一只眼，以华人的望远镜看世界。我必须采取一个立场，使共产党人不能责骂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中国佬。如果我在这个课题上走错一步，就会败在他们手里。如果他们能够证明我喜欢以英语而不是华语作为学校主要的教学媒介语，那么，我就不可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恢复对我的尊敬和支持。
1955年年中，我把3岁半的龙送到南洋幼稚园，这所幼稚园是用华语教学的。一天，我和各政党委员会的委员到学校参观，他以为我到学校去找他，便拿起书包准备跟我一同回家去。他这个举动逗得在场每一个人都笑起来。过后华文报刊登了一张龙在幼稚园上课情形的照片，使华人普遍知道他受的是华文教育。我深信，我也认定三个孩子应当接受祖先语言文化的教育，这无形中给了我一种凭证，使共产党人无从指责我。我那两个较小的孩子玮玲和显扬也跟着龙，先进南洋幼稚园，然后升人南洋小学。后来，龙和扬都考进公教中学，玲则继续升上南洋女中。他们三人完全受华文教育，但因为在家里用英语跟母亲交谈，所以他们讲起英语来，跟讲华语一样流利。他们从6岁起就补习马来文，因此也掌握了马来语。
当时我并不晓得我和芝是多么幸运的父母。后来，我才发觉一个人要能有效地运用两种语文，他的智商至少要达到l10（三语的话则至少要有125）。精通英语和华语两种语文，要比精通英语和另一种欧洲语言困难得多。学习两种语文带来的难题，在往后40年里一直纠缠着我们的教育政策，即使到今天也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也许永远也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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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宪制会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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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绍尔看过我在离开新加坡之前发表的谈话，以为我在暗中破坏。当时他已在伦敦，在向200名马来亚学生发表演说时，对我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而且向学生们发出警告说，我正在把共产党人引进人民行动党，并为共产党在1959年夺取政权铺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但是，我并不是唯一和他闹别扭的人。
马来亚联邦的巫统领袖东姑的个性跟马绍尔正好相反。他言行一致，绝对可靠。他不会自作聪明，也不会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讲。他是一个很纯朴坦率的人，对人的评断一针见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懂得运用权力。他父亲是吉打苏丹。在父亲王权庇荫下，他学会如何使人们遵从他的指示行事。其次，作为一个王子，他也得到联邦九州统治者的绝对支持。这些统治者一致反对1946年英国政府所提的关于成立马来亚联邦的建议。最重要的是，东姑是个名副其实的亲英和反共分子。他年轻时在英国度过九年的学生岁月，其中三年在剑桥大学攻读法科，另外六年设法……但从来不很用功……使律师考试能顺利过关。他的法科学位简直是剑桥给的。他很讲究饮食，善于交际，经常向我谈起当年在英国的美妙时光。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个转折点。英国人发现，他是位能够获得马来人的坚决拥护和得到许多华人与印度人的有力支持的本地领袖。
1955年7月，马来亚联邦举行大选，东姑拉赫曼领导的巫统同马华公会和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组成的联盟，获得全面胜利。接着，东姑和一些同僚便成为英国最高专员辖下行政议会的议员。这时候，马来亚跟新加坡一样，获得有限度的自治。但是，他们跟我们不同点是，他们正同马共游击队作战，只有依靠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的协助，才能够平定叛乱。此外，英国要求在马来亚获得独立之前，必须结束紧急状态。
东姑上任几个月，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便说服巫统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案，保证马来亚最迟得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这加强了东姑对付马共的实力。他向马共提出大赦建议：如果马共放弃武装斗争，他准备宽赦他们。这项建议促成东姑和马共领袖陈平于1955年12月28日在吉打北部靠近泰国边境的小镇华玲举行会谈。会谈只有一天，东姑拒绝陈平的要求，不肯正式承认马来亚共产党。陈平坚持说在东姑的条件下实行大赦，等于要马共投降和蒙受耻辱。因此，他说：〃我们将继续斗争到底。〃东姑则表示他决不让步。
〃结盟〃与〃合并〃
1956年1月，东姑乘搭意大利邮船〃亚洲号〃从新加坡启程前往英国伦敦出席宪制会谈。途中，他告诉记者，马绍尔认为新加坡如果同马来亚结成联盟，就应当享有平等的地位。他不同意马绍尔的看法，假使新加坡获得平等的地位，〃马来亚本士的马来人将会感到惊慌。英国人之所以把两个地区分开，主要就是为了保护联邦马来人的利益〃。不过，他同人民行动党看法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