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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山岭一定要守住，否则部队将成为砧上鱼肉，任人宰割。”
29日，敌刘建绪得悉我中央直属纵队将要渡过湘江，即以四师兵力，从全州倾巢而出，直扑觉山一线，战况空前激烈。
杨成武事后回忆这场战斗时，这样描述战斗的激烈：
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去，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天动地。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还不能压倒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轮番冲锋，不给我们空隙，整整地激战了一天。敌人死伤无数，我们也减员很大。
30日，红一军团展开全线阻击，战至下午，敌湘军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在飞机的掩护下，相继攻占米花山、尖峰岭、美女梳头等阵地。五团政委易荡平牺牲，四团政委杨成武身负重伤，红一军团被迫退至珠兰铺、白沙、水头、夏壁田一线，组成第二道阻击线。
林彪一下阵地，就问：“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渡江了没有？”
“没有。后续部队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路，还没到江边哩。”聂荣臻告诉他。
参谋长左权没好气地说：“怎么这么慢？”说罢，他叹了一口气，又说：“抬着那么多破家当，怎么快得了？唉！”
30日深夜，月光再度升起。林彪、聂荣臻、左权等红一军团首长彻夜未眠。他们冷静分析了战场上的敌我态势，给中央军委拍去一封火急电报：
……由觉山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以发挥，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兵力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
12月1日凌晨，朱德下达紧急作战令，命令红一军团坚持原地抗击来自全州之敌，“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以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两小时后，为保证前一命令的完成，中央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名打电报给红一、三军团：
1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胜负关系全局，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电报语气之沉重，措辞之严厉，为历来所罕见。12月1日，林彪给部队下达了一道死命令，“誓死不让敌人突破白沙河”。于是，红一军团在江岸，二十多里的战场上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杀。起伏的树林间，尸身狼藉，杀声阵阵。时近中午，一股敌人迂回到了军团指挥部门口。警卫员邱文熙跑进来大声报告：“敌人摸上来了！”
正在吃饭的林彪和左权吃了一惊，连忙放下饭碗。聂荣臻有些不相信，问道：“你没看错吧？”
邱文熙急得直摇头：“你看嘛！”
聂荣臻顺着他的手势向远处一望，果然是一股敌人，手端着清一色的奉天造刺刀，明晃晃地直逼过来。“快撤！”林彪、聂荣臻、左权等赶紧分头向山隘口转移。
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林彪雷霆大怒，“妈的，这是拿兵团首长的性命开玩笑，要追究责任，查一查，看这股敌人是从哪个缺口进来的？”
“是西城。”作战参谋回答。“西城”是红一师四团的代号。
“大军突围，要严守纪律，”林彪那泛青的脸冷森森地对军团政治保卫局长罗瑞卿说，“你亲自到四团查明原因，要是他们临阵退缩或有意纵敌，就执行军法，提着耿飙的头来见我。”
罗瑞卿提着大张机头的驳壳枪，怒气冲冲地带着执行小组来到四团阵地，耿飙一见，心中暗叫，“糟”。“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谁在作战中弯一下腰，也会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在战场上，尤其是战斗失利的时候，保卫局长找上门来，大半是不妙的。
果然，罗瑞卿三步并作两步跨到耿飙面前，用驳壳枪点着他的脑袋，大声问，“西城，格老子怎么搞得？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罗瑞卿腮部有一伤口，是二次反“围剿”时在观音岩负的伤，由于愈合不好，留下块很醒目的疤痕，加上说话时严厉的神情，显得有点“咬牙切齿”的样子。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耿飙委屈地说，“你看嘛，全团伤亡过半，政委负伤，我这当团长的已经拼开了刺刀，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一个团抵挡十多里的正面战场，结合部失守，也是战士全部牺牲后才发生的。”
“好，我相信你一次。”罗瑞卿态度稍稍缓和，又问：“指挥打仗为什么要披毯子，这像什么样子？”
耿飙的警卫员跟罗瑞卿很熟，忙解释，“罗局长，你弄错了，我们团长正在打摆子，是我给他披上的。”
“哦，”罗瑞卿这才收起驳壳枪，有些后悔，温和地说，“刚才有股敌人从你们这儿冲过，直插军团指挥部，林彪军团长和聂政委险些当俘虏，你们说玄不玄？”
耿飙听了伸伸舌头，“哎呀，差点闯大祸。我们将功补过。”他亲自组织突击队堵住缺口，又用一个营的兵力兜击突进来的那股敌人，防线才恢复稳定。
在红一军团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三军团和五军团也在湘江东岸同追敌激战五天五夜，损失惨重。1日正午，中央纵队渡过湘江。被剥夺了指挥权的毛泽东望着满江血水和两岸堆积的红军尸首，喃喃自语道：“罪过，罪过！”
湘江一役，红军损失过半，由出发时的八万五千人减少到不足四万人。红军广大官兵中对现有领导的怀疑和不满经此次失败更加激烈，达到了极点。
湘江战役之后，红军进入湘南山地。饥饿与疲乏，无停顿的行军，长距离的奔走征战，使红军官兵怨声载道。一场关于红军行动方针、权力和人事的斗争也在最高领导层中进行着。
1934年12月11日，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攻占通道县城。毛泽东提出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前进，以免被正在等待红军北上的敌军一口吃掉。14日，红一军团二师六团攻占贵州黎平。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意见，并确定以遵义为这一新根据地的基础和中心。
毛泽东被冷落两年后，第一次受到尊敬和信任，这标志着博古、李德时代进入尾声。
博古本人对于日趋严峻的局面一筹莫展，他整天拿一把手枪在脑门上比划，嘴里呢喃着：“这样一下，就完了，就好了。”当时广大的红军将士都在迫切要求撤换现有领导，一向态度隐晦的林彪也因为湘江一役使红一军团受损过重而对博古、李德颇有怨言。
黎平会议后，一军团奉命抢渡乌江天险，林彪、聂荣臻率一师，军委率二师分别在江界和回龙场两地同时渡过。在行军途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等人来到一师，恰巧军团司令部刚宰了一口猪。大家一起“打牙祭”，这是长征途中难得的享受。吃完饭后，毛泽东等人正要出门，碰上李德进来。毛泽东往里一指，告诉李德说：“里面有饭，进去吃吧！”没想到这么平常的一句话却很快变成了“毛主席说李德是饭桶”，流传到各军中。
1935年1月2日，红一、二两师渡江成功，接着打开遵义城。遵义是黔北首府，贵州第二大名城，这里汉、苗、黎各族商贾云集，市面十分热闹。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所占领的第一座中等城市。
从1月14日开始，林彪、聂荣臻奉军委指示，将部队日常工作交给参谋长左权和政治部主任朱瑞，专心致志地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15日晚饭后在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内宣布开始的。二十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各军团军政主要首长参加会议。他们围坐在一个小铁火炉周围，正中三把椅子上坐着博古、周恩来和毛泽东。博古很高很瘦很黑，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像一个“黑面木偶”。他是会议的主持者，又处在被审查的地位。他在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所作的总结报告中，一再强调客观原因，推诿责任。与他相反，作为军委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一开始就坦率地承认了自己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很快便获得了与会者的谅解。
毛泽东一改过去总是等到最后才发言的惯例，第一个站起来作了长篇讲话。他批评李德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导致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毛泽东十分策略地避开政治路线，不提政治错误，只提军事错误。他的发言博得热烈的掌声。接着，王稼祥、洛甫、朱德、聂荣臻、彭德怀先后发言，表示支持和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没起多大作用。这一点，遵义会议时为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是这样认为的：
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会议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他实际上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在会上，基本上是一言不发的。
聂荣臻也说，“林彪没发什么言”。
遵义会议整整召开了三天。散会后，林彪并没有按照会议的要求向全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十几天后，红一军团才从其他部队获悉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遵义会议精神过了十几天后才传到红一军团的原因，时任一师师长的李聚奎这样认为：
一方面，因为一军团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之前，已进到离遵义五十公里以外的桐梓、松坎地区，且遵义会议一结束，我师就作为先头部队奉命向赤水方向前进，军情紧急，来不及向我们传达；另一方面，参加遵义会议的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因脚打泡，化脓未好，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军，没有回到前方部队；再一方面，不能不说同林彪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暧昧有关。
虽说林彪在参加遵义会议之后就回到了部队，但却没有及时给我们传达。
在遵义会议上遭到无情批判、成为众矢之的的红军“太上皇”李德想起了一向对他很尊敬、很友好的林彪。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了指挥权之后，李德提出到红一军团去随军行动。这个要求得到批准。李德拉着驮满了特殊食品的一匹马，兴致勃勃地来到红一军团，没想到受到了林彪冷冰冰的接待。寒暄之后，林彪指定军团管理科科长照顾好李德的生活，说完便不再理他，一摔手离开了李德。这使李德十分恼火。二进遵义时，翻译伍修权去看他，他一肚子气没处发，见伍修权拿了小桌上的一个核桃，勃然大怒：
“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和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
遵义会议红军虽然解决了领导权问题，但军事形势仍不乐观。国民党在短时间内调集了近四十万兵力，组成了“铁壁合围”式的几层包围圈，封锁了乌江、金沙江，企图再次将红军聚歼于此。
红军能否跳出包围圈，取决于极端灵活的战略战术，要用反复穿插的曲线行军调动敌人部署，诱使蒋介石让出或减少江防兵力。为此，毛泽东重执帅印后，于1935年春指挥了他称之为“一生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