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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是全军公认的“最守纪律，最负责任”的政治委员，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周围的同志，特别是林彪。
8月中旬的一天，红一军团指挥部。当电台报告左路军迟迟不肯向巴西地区推进时，林彪、左权、朱瑞等人都沉默了。聂荣臻对他们说：“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一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上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要不，我们可就要完了。”他转身又以郑重的口吻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
“不见得吧？”对这位比自己年长7岁的政委，林彪说话总是那么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不冷也不热。
“不见得？我告诉你吧，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当政委，把你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把我们调离原作战部队，这意图不是很明显吗？”聂荣臻说。
“你这是宗派主义！”一向说话模棱两可的林彪，这次一点也不含糊，反驳聂荣臻的提醒。
“这怎么是宗派主义呢？”聂荣臻没有想到林彪口中突然飞出一顶“宗派主义”的帽子，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从会师以来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我们应该想一想，保持警惕，这是个路线问题。”
“既然是路线问题，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张国焘的路线错了？”林彪把聂荣臻逼到了关口上。在当时，得罪权势炙人的张国焘是件十分危险的事。
聂荣臻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我看张国焘的路线是错的。”
林彪却不能冷静，他高声说道：“你说他的路线不对，那他们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
对林彪的这番话，聂荣臻十分气愤，他按捺不住感情，“霍”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声说道：“人多就对，那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是正确的吗？”
似这般激烈的争吵，在林彪、聂荣臻之间，尚不多见。似乎为了证明林彪的错误，没等林、聂争论完毕，张国焘便开始动作了，一场关系党和红军命运的斗争又在草地荒原中展开来。
彭德怀最先察觉到危险。当灾难还在萌芽状态时，他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彭德怀在《自述》中说：
我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的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张国焘）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泽东、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一处住，先一两天到达上下包座（松潘西北百余里），三军团后一两天才到达阿西、巴西，离前敌总指挥部约十五里至二十里。我到宿营地时，立即到前敌总部和毛泽东处。其实我是为了到毛泽东处，才去前总的。这时周恩来、王稼祥均害病住在三军团部。
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在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处，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这时杨尚昆已调其他工作，三军团政委是李富春。三军团准备了电台，编了密码，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把电台密码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作了。
事实证明，送密码本给红一军团，这是在事变发生前极为关键的一着棋。电台与密码将一、三两个军团重新联络成一个首尾相应、交替掩护的战斗整体，一旦出事，即可行动。
林彪在毫无思想准备和丝毫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被推到了这场斗争的最前沿。这也是他的幸运。如果从容地让他进行选择的话，他很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
红一军团（这时改称红一军）到达阿西后，9月上旬，林彪接到几份相互矛盾的电报，这使他估摸不定一、四方面军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9月5日晚8点，陈昌浩发来电报，宣布“右路军七天整理计划”，指定红一军就地休整；
——9月6日下午3时，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发来电报，命令“1军主力应集结俄界，派队向罗达侦察前进”；
——23小时后，彭（德怀）李（富春）又有电报飞至：
林、聂：
…………
内情复杂，1军应在原地休整，特别注意体力恢复。
彭、李
7日14时
一会“休整”，一会“前进”，一会说“内情复杂”，一会又要“注意恢复体力”，林彪有些捉摸不定。他疑惑地望着聂荣臻，问道：“这捣的是什么鬼？”
聂荣臻对于红军统帅部里发生的情况虽有所知，但并不知晓内情。他沉思一会儿，对林彪分析说：“说不定张国焘想动手，那样中央就身处危境了。”
为了应付突发事变，林彪、聂荣臻向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发出了一封探询式的请示电报：
我军久滞番地，部队日益减员，应乘岷（县）、西（固）敌防薄弱之时突出为妥。目前迟迟不进，究拟如何？
9月8日，林、聂电报到达巴西时，巴西情况已如箭上弦，千钧一发。
早在9月3日，张国焘电告中央，噶曲河水上涨，无法涉渡，建议放弃北上计划，全部红军向西南方向的川康边界推进，后又提出了“我们要南下”的口号。
9月9日，张国焘向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王（稼祥）提出“最后通牒”，逼中央就范：
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左右两路（红军）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
如何？
同日，张国焘致电陈昌浩，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迅速南下，如果毛（泽东）林（彪）彭（德怀）不执行命令，应立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武力解决”。
密码电报指明“该电由陈昌浩亲译”。事也凑巧，当电报发来时，陈昌浩正在一个政治会议上讲话，结果电报由译电员译出后交给叶剑英转陈昌浩，并说明这是密电。叶剑英当然知道此话的涵义，他根据军队保密守则没有展开电报稿。他走进会场，将电报递给陈昌浩。
陈昌浩有个特点，当他讲话讲到兴头上时，不喜欢人家打岔。他见叶剑英递给自己一份电报，便瞪了叶剑英一眼，说：“等一会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无奈，叶剑英只好退回一个座位上。无意中，他的目光扫过电文，顿时怔住了。“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武力解决”，这意味着一场火并将要发生。如不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叶剑英当机立断，借口上厕所，离开会场，疾步赶到离会场约二百米处的毛泽东住所，将电报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吃了一惊，脱口而出：“势头来得好快！好猛呀！”就在两个小时以前，彭德怀曾根据一些迹象判断，张国焘有可能胁迫红一方面军南下。
事不宜迟，毛泽东等人火速脱险，来到红三军团住地——牙弄。在与周恩来、王稼祥商量后，决定火速拔营，离开险地。叶剑英则暂留一步，俟机从陈昌浩处弄出作战地图。
“马上给一军团发报”，危境中的毛泽东又一次想起了林彪，他亲自口授了电文：
林、聂：
行动方针有变，你部在原地休整，待令出发。
毛泽东
9月10日凌晨，叶剑英带地图率中央二局赶到牙弄。“出发！”彭德怀下达了命令。整个红三军团和中央机关闻令开拔，部队如同影子一般在月光下悄然移动，很快便无声无息。
下午5时，红三军团到达拉界，距红一军团住地俄界尚有一天的路程。这时，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联名向红一军团发出了通报情况的一封电报：
林、聂：
（一）张国焘违背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退，中央已去电申斥（不得下达）；
（二）中央今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拉界，明日到俄界；
（三）拉界到俄界里程、沿途情况、给养条件如何望立报，并请准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宿营地。
彭德怀李富春
接到电报，林彪几天来的疑惑终于明白了。他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是咕哝了一句：“又闹翻了。”
9月12日，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领导随三军团到达俄界，并在此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张国焘得悉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后，急忙打电报给林彪等军团军政首长，希望以前煞费苦心的策动工作没有白做。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后悔之无及。
…………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的。
望诸兄细思吾言。
张国焘的电报此时打来，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彭德怀、聂荣臻、李富春自不必说，一度对张国焘颇亲近的林彪也不能不对这封电报嗤之以鼻。
因为，毛泽东就在自己身边。毛泽东看了张国焘的电报，付之一哂，说道：“让历史裁决吧！”
中央红军脱险北上，进抵腊子口下。腊子口是进入甘南地区的险道要隘。倘若腊子口打不开，中央红军往南不能返回，朝北走不过去，进退不得，将陷入绝境之中。
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毛泽东交给了林彪。林彪立即给刘亚楼、黄、陈光、肖华发报，命令他们迅速占领哈麻、里朵作为北上据点，准备进攻腊子口。随后，林彪、聂荣臻冒雨赶往腊子口下。从山下往上看，山口宽约三十米，两边是悬崖陡壁，无路可通。山口下面的两座山峰之间，是一条深不见底，水急浪高的沙河，河上横架一座木桥，把两山连接在一起。
为了阻止红军北上，甘肃军阀鲁大昌在木桥和山口处布置两个整营的兵力，山后囤积了大批粮草和弹药。距此不远，岷州城内随时有援兵增援腊子口守敌。
“事关全军命运，”林彪一咬牙，对杨成武说，“腊子口是座刀山，你们也要给我上。不然，我们还得退回去。”林彪批准了四团的作战计划，即杨成武率一连人直攻木桥、隘口，王开湘带一连人迂回敌后，策应杨成武进攻腊子口。
进攻腊子口的战斗从9月16日入夜时分开始，一直打到17日凌晨才结束。杨成武指挥的正面部队发起六次连续冲锋，最后在王开湘的侧翼部队掩护下攻克了天险腊子口，穷追溃敌三十五公里。
腊子口一役，缴获粮食十万斤，盐巴两千斤。这对于已经饥疲不堪的红军来说，可谓是无价之宝。
腊子口得手以后，林彪立即将战况报告尚在里朵寺等候消息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他自己即和聂荣臻一起赶往哈达铺，准备迎接毛泽东等人。
9月19日，林彪一行抵达哈达铺。这天，一位名叫曹德连的连指导员奉命去邮局寻找敌人的报纸。在邮局，他找到了一大摞国民党《山西日报》。报上，有一则阎锡山进攻陕北红军的消息。
曹德连把报纸送到了军团部。林彪和聂荣臻看到这则消息，大喜过望。他们深知这则消息在红军统帅部中的价值。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