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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天的各种体验，恰好系统地驳斥了纽约是个〃机械的现代化城市〃的陈词监调，这是欧洲先锋派美学家们希望当作反艺术的纯洁范例强加给我们的。不，纽约不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或者说至少它不再是这样的一座城市。纽约不喜欢现代主义。
由公园路的一所房子（它的立面就开始强烈地显示着反现代主义的精神）起，我开始了一系列的午后鸡尾酒会。这幢楼是新的，一队配备着黑烟论的工人把过于白的墙壁涂成能显得年代久远的色彩效果，使它们具有那种特殊的巴黎色调；而就在这时，欧洲的建筑家们、勒·柯布西埃们和其他一些人则在发现浮华的新材料方面碰破了头，为了模仿所谓的纽约光彩。他们没把这些材料弄黑。刚一进入电梯，我就注意到这一惊人的情况：并没用电照明，只有一只粗大的蜡烛作为全部的照明设备。在楼梯间深处，挂着一幅相当熟练的埃尔。格到柯的复制品，四周用西班牙红天鹅绒边饰装演着。我觉得这种天鹅绒是真的，可能是十六世纪的。而这并非一切。这个套间也没让我失望，在这儿可以看到哥特式的东西、西班牙文艺复兴的东西、一幅达利的作品、两架管风琴··、…
整个下午，我用来参观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其他套间和旅馆的房间。我们从一处鸡尾酒会到另一处鸡尾酒会。有时，好几。个鸡尾酒会在同一大楼里举行，这造成了一些动人的混乱，我不通英语的情况更加重了这些混乱。找从中得到这样一种总印象：纽约是座无电的城市，人们只用蜡烛来照明。在用电灯照明的场合，处处都用路易十六式灯罩，羊皮纸手稿或贝多芬乐谱来抑制电灯的光线。
晚上，我参观了一座疯狂的电影殿堂。它装饰着从（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到卡尔波的小雕像等最不同的青铜艺术品，装饰着从讲述小故事的绘画到用令人惊异的镀金城脚板件的油画。一股泉水从一群最恶俗的白留中涌出来。另外还有一些管风琴、一些管风琴、到处是一些管风琴……
睡觉前，我由～位戴着大礼帽的非常讲究礼节的公谊会教徒陪同着，在圣莫里兹的酒吧里喝了最后一杯威士忌。我碰到他时，他正在哈莱姆区的肮脏夜总会里偷偷地花天酒地。他再不愿离开我，讲着法语，让我猜他想向我吐露的一个秘密。加拉也预感到这一点，因为她天真地跟他说：
〃我确信你生活在一种同超现实主义者相近的精神状态中。〃
这个人轻松了起来，向我们讲了他是某个完全独创的通灵论派系的公谊会教徒。他的每个朋友都不了解这个秘密，但由于我是个超现实主义者，他打算向我泄露这个秘密，因为他明白我会理解的。多亏了最近的一种发明，这个派系的成员与死人讲了话。这种谈话只能在死亡后的四个月内进行，在这段时间内，死者的灵魂留在死亡的地点。加拉问了一些更精确的情况。这位通灵论的公谊会教徒等的就是这个，以便能进一步说明：
〃我借助一个橡胶吸盘，把一个小的铜号固定在墙上。就是这样，从我父亲死后两个月来，我每夜在睡前跟他讲话。〃
我让他明白同死者谈话的时间临近了，我们该分手了……
在纽约的第二夜，我在睡前通过想象重睹了与美国初次相会的各种细节。不，一千次不，纽约的诗意并不存在于他们曾想使我们理解的那种事物中，尤其是不存在于洛克菲勒中心的严格直线条建筑中。不，纽约的诗意是古老而又激烈的，就像世界的诗意，就像永远不变的那种诗意……
连续许多个早晨，我臂下挟着面包独自～人到纽约街头散步。有一次我走进五十七街的食品杂货店，要了份荷包蛋，面对着大家的惊愕，我从我那个大面包上切下一小块，就着荷包蛋吃下去。一些人迅速围住我，向我提出各种截然不同的问题，可我并不能理解这些问题。我耸耸肩，羞怯地微笑着，作为对他们的回答。
我的面包渐渐变于变小了。到该摆脱它的时候了c可在哪儿摆脱它？一天上午，我走到瓦尔多夫一阿斯托里亚旅馆门前时，它裂成了两块，钟敲了十二下，这是幻想的时刻，我决定去塞尔特屋吃午饭。我打算穿过街道之际，滑倒在地上，两块面包落在老远的车行道上。一名警察跑来扶起我。我转过来去看那块面包在哪儿。它们已经不见了！一丝痕迹都没留下，它们的隐没对我一直是个谜。既不是警察、也不是行人把它们拿走了。我十分不安地感到这涉及了一种发狂的主观现象，面包就在我眼皮底下的某个地方，而我却由于一些感情因素没能看到它，这些感情因素此后我必然会确定的。
这次意外事件是一个发现的出发点，我答应到巴黎索邦大学用〃无形的面包〃这一能引起联想的标题来揭示这个发现。在这个报告中，我介绍并解释了那些突然看不见某些东西的现象，某种据其遗忘症性质难于发现的消极幻觉。人看不见他所注意的一切，这并非一种乎乎常常的疏忽现象，而是一种幻觉现象。随意诱发它的能力显然会使有形的实在变得看不见了，并使偏执狂的魔法具有了它最有效的一种武器。所有发现就这样得到了一个不由自主的出发点。哥伦布在寻找相反的地点时发现了美洲，炼金术上们在研究点金五时发明了合金，而我则在寻求论证面包的顽念时刚发觉看不见它了。我无法用一种满意的方式在我的〃无形的男子〃的肖像中解决的，正是这同一个看不见的难题。人所不能做到的事，面包却能做到！
我在米里安列维处举办的展览是次巨大的成功。大部分画找到了买主，新闻界，尽管好斗，同样承认了我画家想象力的天赋。我必须乘清晨两点离港的诺曼底号重返欧洲。动身的前一天，卡列丝·克罗斯比和她的几位美国朋友，为了向我表示敬意，下午在红公鸡组织了一场〃如梦的〃舞会。这次庆典在美国很出名，它接着在外地不同的城市里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庆典。主题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梦〃的这场舞会，使一些美国人头脑中萌发出的疯狂奇想得到了宣泄。我本人在这个领域内几乎不会感到惊异了，可那晚在红公鸡举办的舞会l显示出的相野和疯狂也让我感到吃惊。～些社交界的妇女头上套着鸟笼，身体的其余部分完全裸露着出现了。另一些妇女装扮出吓人的毁容和伤疤，把一些保险别针插在皮肤上，厚颜无耻地剥去了她们的美。一位苍白瘦长的、颇为风趣的妇女，在她的缎子连衣裙中央佩戴着一个〃活的〃嘴巴。一些眼睛长在面颊上、后背上、腋窝下，就像可怕的肿瘤。～位男子，穿着带血迹的长睡衣，头．上平稳地顶着一个床头柜。他打开床头柜门时，一群蜂鸟飞了出来。在楼梯中央，以不稳定的均衡方式放置了一只装满水的浴缸，水随时都可能溢出来，令来宾们担心。晚会期间，有人把一头巨大的剥皮公牛拿进客厅，一些拐支撑着它被剖开的肚子，里面塞满了十来台留声机。加拉扮成〃美丽的死尸〃出现了。她头上放了个如实模仿婴儿的玩偶，一些蚂蚁吞食着它的肚子，一只闪着磷光的螫虾紧夹着它的脑子。
第二天，我们天真地动身去欧洲，我说天真地，这是因为我们一到巴黎，我就了解到〃如梦的〃舞会引起了纷纷议论。事实上，当时劫持林白家孩子的人和饲＼巴黎人》的记者正受到传讯，德鲁西·德·萨尔斯先生，在他每日的乏味报道后，觉得拍发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妻子头上平稳地顶着林白婴儿带血的形象参加舞会的消息是最妙的办法。他描述了纽约这场闻所未闻的事件，除了他并没有别人目睹过这一事件。作为回报，这一新闻在巴黎传遍了各界，造成一种真正的惊愕。我不再能自己做主了。从此，超现实主义将越来越混为一体，很快就仅仅成为我一个人了。此外，团体也解体了，整整有一个乱党追随着路易·阿拉贡的口号，这位神经质的小罗伯斯庇尔，盲目地朝着共产主义演变。我提议制造～个由摆满一杯杯热奶的摇椅组成的思想机器的那天，危机爆发了。阿拉贡愤怒地说：
〃结束掉达利那些怪念头吧！热牛奶应当给失业者的孩子。〃
布列东，了解到共产主义派系显示出来的这种令头脑糊涂的危险性，决定把阿拉贡及其支持者驱逐出去，这些支持者包括布努埃尔、于尼克、萨杜尔等人。列耐·克列维尔是唯一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在其智力平庸的行程中，不打算追随阿拉贡。然而他也跟我们的团体保持着距离。不久之后，由于无法解决战后意识形态的那些难题的戏剧性矛盾，他自杀了。克列维尔是自杀的第三位超现实主义者，从而证实了这一运动在它开始时提出的讯问：〃自杀是种解决的办法吗广我回答不是，我非理性活动的延续决定着这个不是。另一些人沉浸在咖啡馆露天座的长篇大论中，慢慢地自杀了。就个人而言，我对政治从不感兴趣。我发现它是轶事的、可悲的，甚至是危险的。相反，我研究宗教史，特别是研究我日渐感到是〃完美建筑〃的天主教。巴黎、利加特港、纽约、巴黎、利加特港，我在不断的旅行中远离了团体。我在巴黎的那些次出现，使我有机会无数次出入社交界。非常富有的人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样利加特港的穷人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有不富不穷的人没引起我什么反应。那时，在超现实主义者周围聚集着一些小资产阶级、一伙难于适应洗澡的气味相投的家伙，我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他们。每月我去看布列东三次，每月我跟毕加索和文目雅见一次，但从不同他们的弟子会面。可我每天早晚都能看到上流社会的人士。大部分上流社会的人士都没显示出聪明才智。然而他们的妻子都佩戴着跟我的心一样坚硬的首饰，身上洒着大量的香水，欣赏着我所讨厌的音乐。我一直是名天真而又狡黠的卡塔卢尼亚的农夫，一位国王栖息在这个农夫的身体里。我是自命不凡的，无法摆脱明信片上撩人的形象，它表现一位挂满了一大堆首饰、戴一顶华丽帽子的裸体女人，正拜倒在我肮脏的脚下＠。这就是我内心里深深向往的事啊！
我又犯了一次优雅病，它跟马德里那次很相似。我觉得优雅是一个精致时代的有形象征，是宗教童子军的军号声。实际上，没什么能比时装更富悲剧性、更虚妄的了。正如1914年的战争由莎耐尔小姐象征一样，文尔莎·夏帕列里的服装店宣告了未来的战争，这场战争将清除红色或白色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又一次是那么正确！几年后，以夏帕列里时装和达利作为掩护，穿着厚颜无耻地模仿的衬衫，沾着沙粒的头发上缀满刚在法国扯下的树叶，德国军队进入了比亚里兹。夏帕列里店铺的灵魂是贝蒂娜·贝格利，她很像螳螂，她也明白这一点。她也是巴黎最好幻想的女人，她是前驻莫斯科和安卡拉大使加斯东·贝格利的配偶，加斯东·贝格利是位绝无仅有的人，他继承了北欧人的蓝眼睛和一种司汤达式的智慧。贝蒂娜与莎耐尔小姐和鲁西·塞尔特（穆第瓦尼公主的亲生女）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