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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顶撞毛泽东并不像彭德怀常常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他完全是对事不对人，公事公办的态度。他每次去见主席，基本都是谈工作，并没有什么私交。他见主席很少有笑脸，不请自坐，并且军人气挺足，常是挺着腰板正襟危坐，两目平视毛泽东，有事说事，没事告辞。谈事时，基本是板着面孔，该汇报的汇报，该听指示听指示，听到不同意见，有的接受，有的争论。他争论时，不喊不吵，声调始终平板、平淡，喜欢讲一句：
“不是那么回事。”然后陈述自己的意见。一组的同志多次见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当面顶撞“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亲眼见！”背后却不许人说毛泽东一个不字。他只在私下面对面时与毛泽东有争论，在公开的会议上从来不争，而是全力维护和拥护毛泽东。有了成绩，归毛泽东；有了错误，算自己或大家的。
比如在东北战场上，毛泽东曾经想不叫国民党进东北，用武力挡住他。林彪一再争论、一再陈述己见，毛泽东才改变了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我们由此争得了主动，林彪不说自己的意见对了，而说毛主席的英明，归功于毛泽东。
又比如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自己都做了自我批评，林彪却说三年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正是这种个别争论，公开拥护；当面顶撞，背后喊万岁，他才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甚至在一定时期里受到全党大多数人的承认。比如周总理就多次对我们夸奖他，宣扬他，说“林彪有才，会打仗。”每次和林彪见面，总理都表现出尊重。到了林彪当上副统帅时，总理对他就更尊重了。就是在庐山上，林彪受到毛主席批评之后，在他的反革命阴谋没有公开暴露时，周恩来仍然是尊重他，并且尽量设法弥合统帅与副统帅之间的裂痕。
当林彪手持“红宝书”追在毛泽东身边喊万岁时，他已经开始变得不忠诚，并终于发展到“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但也不完全是当面喊万岁，还有当面向毛泽东闹脾气的时候。这时的闹脾气已经不是为了工作而争论，是为了当国家主席的野心没实现而闹脾气。
比如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烟火之夜，我们随总理提前来到天安门。每次这种活动，总理一定要提前到场，亲自检查各种准备工作。从桌椅的摆放，排列座位到饮食卫生、安全保卫都要细细检查一遍。然后，按照毛泽东入场路线走一趟，边走边留心观察有什么不妥之处。他对主席的脾性、习惯太熟悉了。记得有次毛泽东接见客人，周恩来事先到场“演习”，走一趟，发现地毯边有根电线，他就指着说：“主席会从这里走，这根线弄到地毯下面去，不要绊了主席。”后来毛泽东到场接见客人，走的路线果然同周恩来“演习”走过的完全一致。
这次周恩来也“演习”了一遍，从登上天安门，直到入座。从楼下望楼上，毛泽东的座位是右边靠栏杆的第一个，他的对面，即左侧靠栏杆的第一个是林彪。
都检查过之后，中央领导人便陆续来到。凡是天安门上的活动，中央领导人多是在毛泽东之前赶到，在大殿的休息室里坐着聊天。不一会儿，西哈努克亲王在董必武陪同下也来到休息室。休息室里有一道屏风，他是在屏风后面休息。
可是，林彪还没来。总理不时看表，皱眉，叫秘书打电话摧。因为以往都是林彪先到，在下面等候毛泽东，然后跟随毛泽东一道上天安门。
这一次林彪迟迟没到。此前，总理给林办去过电话，那边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上午的活动已经参加过，晚上不参加了。”
“文革”中，登天安门已经成了政治亮相。按惯例，毛泽东出现，林彪一定同时出现，以显示团结和接班的关系。现在一下子少了副统帅，在国内外会引起震动和猜测。
所以总理坚持请林彪参加。他请林彪接电话，脸上是真诚的情急之色：“林副主席，晚上的焰火晚会还是请你参加一下……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完，主席是要来看焰火的，你不参加不好。这样的活动要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观众……”
林彪终于同意参加了。
可是，他再不肯先到天安门来等候毛泽东一起上城楼。毛泽东的车到了，下车后只见到周恩来，没见到林彪。
“主席，”周恩来解释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太好，可能晚到一会儿。”
毛泽东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他对自己的病总是采取唯心主义的办法。”
年后，胡耀邦曾经对陶铸的夫人曾志评价说：“其实，主席也不喜欢林彪。他身体不好，对自己的病又总是采取唯心主义的态度。”
不过，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不为毛泽东喜欢，已经不只是身体不好，而是那暴露出的政治野心。在1971年“五一”节的夜晚，毛泽东独个儿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林彪已经不止是私下个别谈话时敢顶撞毛泽东，而且在高层领导人面前，在公开的场合，也表示了与毛泽东关系的紧张。
这一个夜色沉沉的“五一”之夜，毛泽东已经不像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时那样率先穿起绿军装，他又穿上了灰色中山装制服。他的步子仍然平稳，充满自信地走进大殿的休息室，微笑着面对起立相迎的中央领导人，偶尔向他愿意招呼的同志点点头，径直走到屏风后面坐下来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双手合十的常用礼节向毛泽东问好，坐在毛泽东身边谈话。
屏风外一阵热烈的喧哗，毛泽东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缓缓朝屏风的一头望去。周恩来带着陈毅过来了。
“主席，”陈毅顿一下步，带有立正的意味，“我来了……”
以往，陈毅见毛泽东，总是立正身体高门大嗓一声报告“主席，我来了！”然后就热烈地上前握手，然后就热烈地谈诗论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封”了陈毅“右派代表”，至少在老同志和我们工作人员中造成很大的感情伤害，至今我们这些“老人”议起当年，仍然感觉毛泽东这样做显得不容人，不尊重人。对人对己都造成很大损失。
在历史上，周恩来和陈毅都曾反对过毛泽东。由于他们当时的身份和影响，比林彪要高得多；林彪不够反毛泽东的资格，充其量是对具体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周恩来与陈毅则不然，30年代初他们都曾取代过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但是，在中央领导中他们也是最勇于自我批评的两个人。无论林彪还是刘少奇、邓小平，历史上并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记录，无须重提旧话。周恩来与陈毅却一直到死，总不忘重提旧话，作自我批评。
陈毅的自我批评，由于他的气魄大，在群众大会上声情并茂地大讲特讲，全国人民都知道他“历史上犯过错误，我就反对过毛主席，反错了，认识了，改正了。不犯错误的人是不存在的……周恩来的自我批评不像陈毅那样激情澎湃，但次数更多。从我到他身边工作，到他去世，讲过不下百次。由于他大会小会总把“错误”挂在嘴边，李富春等副总理和好几位老部长或直接向总理进言，或托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劝劝总理”，“有些历史上的‘错误’不要再提了。就那么下点事，我们都听总理自我批评100多次了，还要自我批评到什么时候啊？”
总理这样没完没了地自我批评，与他谨慎的性格有关，与他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为人之道有关，与毛泽东的：提醒”也有关。
进城前，毛泽东有一次曾对几个身边工作人员，当面指着张闻天说：“此人曾经想要我的命。”张闻天接受教训很深，却仍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又陷进”了“军事俱乐部”。被毛泽东写信，叫他看看“枚乘七发”，说他是发“疟疾”。
进城后，毛泽东也曾当着几名身边工作人员的面指着周恩来说：“他也曾经反对过我。”
周恩来坦诚地面对我们工作人员说了大意是这样的话：历史上我犯过错误，反对主席反对错了。所以后来才一直坚定地支持拥护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对那些受批判作检查的干部讲过类似这种话：作检查么，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七次八次，什么时候检查得他们也听腻了，什么时候拉倒。
周恩来的一生就是这样勇于自我批评又勤于自我批评，“勤”得让大家都”怕”他再作自我批评。不仅如此，他还善于自我批评。他的善于自我批评，感动得毛泽东都不安了。给我印象很深的是1958年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总理一到会就开始作检讨。从“反冒进”检讨起，从思想到工作全面进行自我批评。到了七千人大会前后，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批判“反冒进”，搞“大跃进”的错误，周恩来并不标榜自己正确，回头清算别人，仍然是首先检讨自己。毕竟自已是总理，国家和人民遭这么大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毛泽东很少那样受感动，表现出内心的不安，不无赧颜地说一句：“什么事情你都揽到自己身上。”
毛泽东讲，“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周恩来始终为党内各派所尊重，所接受，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勇于自我批评，勤于自我批评，又善于自我批评。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1967年对“红卫兵”的一次讲话中说：“29岁的时候我犯过错误，现在69岁了，我仍然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陈毅又进一步说：历史上我就反过毛主席，反错了，不反了，改正了就是好同志。
你们也会犯错误，过去没犯过错误以后可能更容易犯错误。因为犯过错误的人有教训，比没犯过错误的人更容易吸取教训，少犯或不犯错误。
事实证明了周恩来和陈毅讲得有道理。从长征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整个中国时局和民众情绪了如指掌，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继而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政权，胜利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胜利。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的胜利。
但是，如同一切事物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一样，毛泽东的正确及这种正确所带来的威望，使个人崇拜及领导上的“一言堂”也渐渐发展起来，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
一旦毛泽东出现失误，“历史的教训”使得一大批干部宁愿相信大家都错了，也不敢或不能解放思想，看到毛泽东发生了严重错误。当然，这已经属于另一个话题。
这里要讲的，是周恩来与陈毅的坦荡无私的自我批评精神，使得他们最终立于不败之地。而林彪则不同。他政治上的野心决定了他不可能有周恩来与陈毅那样的自我批评，对于毛泽东的批评，也不可能像周恩来、陈毅那样坦然公之于众，相反，就连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批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