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着收获嫩玉米，督促刨花生。这高大的官府结构的四合院，每当收获季节，
变成了农家场院。再后来，发生了一件更糟糕的事。60年代初，毛主席号召“备战、备荒”，都说美国和苏联要打进来。国务院决定给所有住四合院的高级干部在院子里挖一个防空洞。工程队开进了四合院，把母亲的玉米、花生坛和苋菜地都刨掉了，就在东边那棵海棠树旁边挖了一个长方形的“防空洞”入口，地下挖了大约两米多深，还拐了弯，从南房前西边的梨树旁挖了一个正方形的出口，入口处很宽敞，修了水泥石阶下去。出口处却很窄，是在洞口壁的水泥墙上做了一个爬梯。出、入口都十分简陋，只不过两块厚厚的铁皮盖，入口的那块足有两米长、一米宽，出口的是一米见方。自从有了这两个防空洞出入口，这正院就彻底地破坏了。
后来，父亲在香港去世。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冠华放弃了外交部为他修缮一新的史家胡同55号院子，搬进了我的四合院。他搬来后，曾经想重新规划院中的树木。我们讨论了多次，意见不同，未达成协议。他当时想在北房前栽两棵梧桐，南房前栽两棵杨柳。冠华生前最钟爱的树木是梧桐、杨柳、塔松、桂花和清竹。他一直很遗憾北方的酷寒不适宜栽种桂花和竹子。所以后来在我为他修苏州东山的墓地时，我为他种了塔松、金桂和银桂各一株。
我当时不同意他的意见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我说杨柳不好，英文叫“weeping willow”（哭泣的杨柳），不大吉利。栽梧桐，要拔掉海棠，很可惜。冠华也就没有坚持。事隔二十四年之后，我真有点后悔没有按他的意见办。我想梧桐的傲岸挺拔以及杨柳的柔情如水恰恰是他自己性格的两个方面。如果当时栽了这些树，虽说在四合院中很罕见，但也许会留下对冠华静静的纪念。
树没有换，按我的意见，我们在南房前搭了一个葡萄架，东跨院栽了一棵枣树，西跨院栽了一棵柿子树。这都是传统北京四合院中的果树，后来倒也带来不少丰收的喜悦。
。d xs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4
～
四
我孤零零地坐在北房前宽敞的廊子上，又是初夏时分，又是花开花落的季节。我的眼前跳动着一幕幕昔日的情景。我又见到瘦削而精神的父亲，孜孜不倦地伏案写他最后一部巨作；我又见到母亲那矮小玲珑的身影匆匆来去于北屋与厨房之间；我又见到幼小的妞妞满院子地欢笑奔跑。我当然更看到月光下的冠华，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丢了官，眼睛又瞎了，你就这样牵着我去要饭！”
悠悠白云从南屋的顶上轻轻飘过，还像那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前一样。然而这四合院中昔日的主人却今又何在呢？我轻轻地叹息，大概我也应当离开这四合院了！它带给我太多的回忆，太多的创伤，我的心已难以承受！
前两日，胡同里传来确切的消息：史家胡同西口南边大约二百米的房屋全都要在一个月内拆除了。这块地卖给了一家外国公司，不知道要干什么。西口进来二百米，恰恰是拆到我的对门。我原来还以为史家胡同这样一条具有文化历史价值的胡同是不会拆的。但看来在这个越来越商品化的时代，文化历史和传统在金钱面前是苍白无力的！
这史家胡同会变成什么样呢？我真的不知道。至少，我再也见不到四十年同在一条街上的一些街坊邻居了。他们当年亲切地叫冠华“乔老爷”，叫我则是“妞她妈”。我再也听不到三五成群的大娘们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聊以及夏天夜晚，邻居们在街灯下谈古论今，传播一点社会新闻、小道消息了。这一切都将随着这胡同的消失而消失！这是极大的悲哀，但我却又隐隐地感觉这也许也是解脱。自从冠华离开这院子之后，它再也不是一个家了。有时候，我在有着皎洁月色的夜晚也曾想在院中散步。但我再也找不回那逝去的感觉。在这空空洞洞，只剩下我一个人的四合院里，我像幽灵一般，多少个夜晚，在一盏孤灯下写着那过去在这院子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四合院是美好的，是铭刻着永远无法忘却的情怀的。但也许如同它四面围拢的形式那样，十多年来，它把我紧紧地围困在这四方的天地中，我的思想、我的心灵从来没有跳出过这块四方的天地。那么，这胡同的逐步消失也许倒会最终使我自己得到解脱吧！回想起来，自从1949年来到北京，将近半个世纪，我都没有离开过四合院。从东四八条到史家胡同，我一直生活在四面围困的院子里。近来，北京的外国人对我的院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来了好几批参观。带着倾羡的心情来到这四合院里的人可谓不少，他们赞叹一番之后都回到他们各自的现实生活中去。唯独我却深深地扎根在这院子里，有时候，我真的感到压抑和沉重，我觉得我像是这院子里的一个出土文物，永远属于这里，大红门外的生活与我无缘。不论我在外面做些什么，最终还是回到这已经只剩下我一个人的院子里。
有一段时间，我有意多往外跑，去外国，去热闹的现代化的城市。我想寻找一个使我心灵摆脱四合院的缺口。但是日子一长，我又想念我的院子，如倦鸟归林般急匆匆赶回来。一进我那熟悉的庭院，我又如释重负，享受着那份只属于我的孤独。
生活就这样延伸下去，我总是徘徊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很想突围走出这四合院，我却又如此深情地依恋这四合院，因为它的每一块砖都铭刻了我的欢乐与悲哀。守着它使我心碎，离开它使我失落，而从远方回到它的怀抱里又令我心醉。我想这种四合院的情结大概我此生都难以解开的了。
x
第二部分：那随风飘去的岁月
生？
我隔壁的邻居，就是那第一个窗户的房间的主人，英语系的年轻教师张幼云和她的丈夫、语言学院的教师宋明江悄悄地进屋来。他们急匆匆地塞给我一罐酸牛奶、两只煮熟的鸡蛋，对我说：“我们一夜都听到你在哭（因为这两间房之间有一个墙壁书架，所以实际上只是一板之隔）。不要这样，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为什么不去吃饭？该怎么样就怎样。快把这些早饭吃下去。”他们说走廊的房间里的教师都吃饭去了，他们乘机偷偷给我送来这些吃的，但不能久留，怕被人看见。说罢就匆匆地回房间了。
。。。！
难忘的一号楼
～
多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有位朋友请我到她家里吃午饭。她的家在西郊魏公村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后面。饭后告辞出来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上午阴沉沉的天空此时时断时续地下起了蒙蒙细雨。那是个晚春时分，一个人走在湿漉漉的带有乡村气息的小路上，思绪很容易怀旧和伤感。当时，北京的出租车还不大流行，我决定从外国语学院东院的西门进去，穿过东院从东门出来，到魏公村大马路上去截出租车。那是我最最熟悉的校园，我在这里度过了十七年的青春年华。进门往右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难以忘怀的一号宿舍楼。也许是午饭后人们
在休息，也许是这天气使人们懒得出门，此时的校园里，空无一人。我走到一楼拐角处，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望着那“工”字楼西头一层的第二个窗户，多少往事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我不记得在这个窗户里的那间大约十二平米的集体宿舍里住过多少年。但我却清晰地记得我曾在这个小房间里辛勤地备课，改学生作业，认真地读书，期盼成为一名优秀的英语教师，将来在英、美文学研究的领域里有我一块耕耘之地。
我当然更记得我在这小房间里经历的苦难。1966年8月，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临时翻译工作回学校的第三天就被“揪出来了”。我无法忘记那天下午那可怕的经历。我在西院教学楼三层一间教室与教研组的其他教师一起学习文件。那时我已清楚地知道厄运即将降临到我的头上，因为我回到学校时看到了大字报栏中已有好几张点了我的名，说我是“黑帮爪牙”、“修正主义苗子”，而且大部分往日朝夕相处的同事都不理睬我了。有些朋友也只敢在无人在旁时和我打个招呼。那种滋味大概是永生难忘的。一颗心悬在半空中，不知什么时候，灭顶之灾即将来临。这天下午，灾难终于降临了。坐在教室里，我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咚咚地在跑上楼，听声音总有十多人。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我的心跳加速，不知道是谁又要被揪出来。这个人恰恰就是我！那些我昔日的学生冲到开会的教室门口，吼叫着我的名字，要我站出去。当时，教师中的“革命派”早已有准备，立即配合喊起了口号。我双腿发软地站到了门口。一个现场的批斗会就开始了。那时，我真的是被吓懵了，脑袋里乱哄哄的，他们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开完批斗会，我就被逐出了开会的教室，因为我已被宣布是“黑帮黑线人物”，没有资格与革命群众一起开会。我被押回一号楼这间小小的宿舍。到了房门口我马上看到我的房间外两边墙上已贴满了用各种侮辱语言骂我的大字报。门的两边是一副对联，大意是说我为黑帮上窜下跳，牵线搭桥。就在这宿舍门口，我又接受了一次批斗，才让我回屋里去反省，写“交代”。
往事如烟，当那弥漫的烟雾消尽时，我庆幸我仍然能站在这小窗外凭吊着这逝去的岁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我的目光此时转到我隔壁的那第一扇窗户。这使我想起了就在那残酷年代中我仍然体验到的友情和关怀。记得我被“揪出来”之后，真是吓得惊慌万分，也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绝望。我那自1952年参加共青团，195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来十分珍惜的崇高的理想，我那自1953年进入外国语学院以来筑起的我深爱的读书做学问的象牙塔，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了，眼前一片黑暗。“革命派”最后宣布的对我的管制条文中收缴了我的书籍，说这是我散布修正主义的温床，还收缴了我的自行车，说是我进行反革命串联的工具！当这些吵吵嚷嚷的人群从我的门口散去之后，我蜷缩在我的小床上，欲哭无泪！天色渐黑，我不敢去饭厅吃饭，怕又被批斗，怕见到熟人。我更没有勇气去看那些大字报，因为我实在弄不懂，一个刚刚年满三十、满腔热情的年轻知识分子党员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帮爪牙”，成了“敌人阵营”里的人？！同房间的教师可能对我也有同情，但也不敢与我多讲话。那一夜，我翻来覆去，难以成眠，眼泪终于不停地流了下来。第二天早晨，我还是不敢去饭厅，害怕与焦虑也使我忘却了饥饿。此时，就在我的同屋去饭厅吃早饭不久，我的房门被轻轻地推开了。我隔壁的邻居，就是那第一个窗户的房间的主人，英语系的年轻教师张幼云和她的丈夫、语言学院的教师宋明江悄悄地进屋来。他们急匆匆地塞给我一罐酸牛奶、两只煮熟的鸡蛋，对我说：“我们一夜都听到你在哭（因为这两间房之间有一个墙壁书架，所以实际上只是一板之隔）。不要这样，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为什么不去吃饭？该怎么样就怎样。快把这些早饭吃下去。”他们说走廊的房间里的教师都吃饭去了，他们乘机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