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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残暴，这种恐怖。内心经受着恐惧和愤怒的煎熬。明知这一切是多么地灭绝人性，却不能说一句自己的心里话，还要虚伪地称颂这是“革命小将造反有理”。这时，住在我隔壁宿舍的英语系青年教师王世芬被吓得犯起精神病。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竟然促使我冒着危险给毛主席写了第一封上诉书。
那大约是在6月中下旬，学校已开始贴各种大字报。当时的外交部派了一个工作组在领导运动，学生们的大字报多半针对过去北京市委领导时期的干部以及一部分教师。那天中午，我去食堂吃饭，见到我隔壁房间的王世芬从食堂打了饭菜端回宿舍。我见她神色异常木讷，手中的碗倾斜着，菜汤不住地往外流。我提醒她，她却似乎没有听见。我匆匆吃过饭，回到宿舍看王世芬时，只见她呆呆地坐在桌旁，用手把许多自己的照片撕成碎片。我们好几个住在附近的教师劝慰她，她却一点听不见似的。那天下午，我心里特别烦躁，实在不想呆在校内，于是，骑车到动物园那里转了一圈。傍晚回校时却在半路上碰见了王世芬。她一个人直直地往动物园的方向走去。我跳下车问她去哪里。她对我笑笑，指指前方。我回到学校向工作组报告了见到王世芬的情况，希望他们去找她回来。当天晚上，首都体育馆的工地打电话到学校说有一个女疯子是外国语学院的，在他们那里，要学校去接。工作组想起我向他们反映过，于是派了一辆车叫我和另外一人去把王世芬接回来。
王世芬当时从本校英语系毕业不久。她来自上海，有着江南姑娘特有的秀丽和十分温和的性格。她平时比较内向，从不多言多语，与大家友好相处。在她发病的当天上午，教学楼里的楼梯拐弯处出现了一张她班上学生贴的大字报，不记得批评她什么，但我记得大字报的末尾一句话是：“不管你是李世芬、王世芬，都要揪出来……”我想是这张大字报把娴静温柔的王世芬吓坏了。
当我们赶到首都体育馆工地时见到的王世芬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她抓住工地的铁丝网正在对一群旁观者声嘶力竭地演讲。她不知什么时候记住了那么多当时时髦的口号，什么打倒旧市委，揪出黑帮；什么去新市委请愿之类。我们走上前去劝她跟我们回去。她向周围的围观者大声呼救，说我们是黑帮，要迫害她。那时的许多人好像都丧失了理性。明明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在讲疯话，却竟然有众多的人响应，要跟着王世芬向“新市委”进军，并且阻拦我们把她带走。那真是很叫人伤心又令人害怕的一个夜晚。王世芬双手抓住带刺的铁丝网，鲜血直流。回校后，她的宿舍在我隔壁，一整夜都听见她在叫喊。一个文静优雅的女孩子突然之间变成了失去理智的疯子，我无论如何难以面对这个现实。
王世芬后来的故事也很悲惨。第二天，她被送进了安定医院。大约一年后，她回来了。表面上还和从前差不多，只是显得苍白憔悴了一些。她更加安静了，话更少了。大家很同情她，对她很好。她也似乎恢复正常了。这时爱神降临，系里的一位青年男教师对她爱慕已久，此时竟不顾她有过病，毅然与她结婚了。我们都期盼从此王世芬能在爱人和家庭的抚慰下完全康复。没想到不久之后，学校两派打派仗，两个高音喇叭对着吼叫。这一次鬼使神差般又是我第一个发觉她神态异常。那是在一号楼三层的洗手间里，王世芬听着那刺耳的高音喇
叭神情紧张，问我：“他们又要打倒谁？”我安慰她说这一切与她无关，不必去听。但没过几天，她旧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听说后来她始终没有能恢复。她在这种情况下还生下了一个孩子，现在也应当二十多岁了。
到这时，我已经无法接受这种野蛮与暴力可以被称之为是一场革命了，而且还是“文化”的革命。我觉得这是对人性和文明的蹂躏！那时也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竟然决定给毛主席写信陈述我对这种暴力恐怖的不解和忧虑，希望毛主席能力挽狂澜，出来制止这种情况的蔓延。我在信中说，现在社会上的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一场失去理性的暴力行为。我以为毛主席不了解中南海红墙外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详细地描述了种种的现象，重点讲了众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如何挨批斗。我说党的老干部中可能有错误，但打击面不应当那么广，再说他们为建立新中国总还是有过功劳，为什么要把他们当做敌人？我说许多知识分子向往新中国才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来作贡献，如今却都成了“资产阶级权威”挨批挨斗。中国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建设起来？知识分子不怕吃苦，却不能遭受侮辱，而这场运动恰恰是完全在屈辱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我请求毛主席立即能让我见他一次，面呈我的意见，希望他老人家及时地制止这种把国家推向危险境地的运动。
信送到中南海之后，我焦急地等待毛主席的召见。但大约一周后，毛主席叫秘书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主席现在不便见你，但有几句话带给你。一句是要你‘经风雨，见世面’，另一句是要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忧来明日愁’。”我想我懂那第一句话的含意，但我弄不懂当国家处于如此混乱之际，我如何能“今朝有酒今朝醉”呢？
电话是打到家里的。我把内容告诉了父亲。父亲长叹一声，感慨万分地说“中国又要大乱”。我们父女大半生中缺少共同语言，只有到了此时此刻，我才感到我们离得很近。我们都真诚地希望国富民强，安定团结。我们都在忧虑这乱哄哄的失去理性的野蛮会把中国带向何方呢？
这一夜，我想得很多很多。我的象牙塔终于彻底崩坍了！我突然觉得我这三十年都是生活在梦幻中，我是那样幼稚，现在才真正长大了。从此我只能独自面对这荆棘丛生的人生去探索我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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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岁月
。＿生
我一生中参加过不少会议，大自联合国大会，小到公社生产大队的会议，但没有哪一次会议像1966年6月的那次“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那样开得惊心动魄，提心吊胆，至今想起来都似乎还能感觉当时的惶恐不安。
我被学校通知去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担任英语翻译时，大约是在1966年的6月下旬。当时，全国已经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学校已经停课，外交部派来了以刘新权同志为首的工作组领导运动。校园里整天闹闹哄哄，生活的秩序全都被打乱了。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会议，我很高兴，以为至少可以暂时躲开这混乱的环境。我还天真地希望开完会时这场“革命”也许可以结束了。
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刚报到的第一天还没有什么异样感觉。代表名单上云集了全国知名的老年、中年、青年作家。我自少年时代起就爱看文艺作品，所以看到这张名单时激动不已，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见到这么多的作家。
但是，几乎在开会的头一天就出现了麻烦。不知道是哪里的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非要揪出某一个作家，说他是“黑帮黑线人物”。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后来的两天，这类事不断发生。大厅里在开国际会议，京西宾馆的门口聚集着要揪斗会议代表的红卫兵，真正是人心惶惶。我们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西的大门，怕一出门就被抓走。记得主持会议的是廖承志同志，每天也有成群结队的造反派喊着口号，一定要揪他回去批斗。这样地挨过两天后，情况越来越险恶。有的造反派势力很大，冲进来揪走了代表。就在这时，我们工作人员被紧急召集去开会，会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明确讲这个会议一定要开好，不得干扰。特别提到廖承志同志要保护，有什么问题会后再说。听了周总理的指示，大家松了一口气，京西宾馆是军队的宾馆。那时候，军队还没有介入到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派性，所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宾馆加强了警卫力量。尽管大门口每天仍然是聚集了众多吵吵嚷嚷的造反派，但揪人的事没有再发生。记得我的房间在第八层。有几次散会后，心里烦闷，站在阳台上想散散心。可是，下面的大街上川流不息地过往着一车车的红卫兵，到处都是口号声，到处都是造反派打着各种旗帜的队伍。我觉得像是生活在一个围城之中，周围的四堵墙贴满了红色的标语向我挤压过来，挤得我透不过气！我真想逃出去，但却无路可走！
会议的计划是会后分成几路到各地去参观访问。我被分配在诗人、作家朱子奇同志带队的一组前往武汉、江西、上海。然而，就在出发前一天，我得知朱子奇同志不能去了。造反派的压力太大，会议的领导顶不住，只能保证与会的作家把会开完。北京的会结束后，朱子奇同志不得不回单位接受批判！我们这一路临时改由刘白羽、杜宣同志带队。
我们从北京出发后的第一站是武汉，那是因为毛主席正在武汉，他要会见参加会议的全体外国代表。所以北京散会后，全体人员都去了武汉。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安排了一次游江活动。到了船上，我们才得知毛主席正在畅游长江。当地陪同的领导遥指着一个方向说毛主席正在横渡长江。大家都很激动，不过从我们的船上当然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想象而已。后来，毛主席接见了会议代表。我已有两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远远望去，他显得神采奕奕，精神很好。那次见到主席，我觉得离他那么遥远。以前，我像看待父辈一样看待毛主席。他对我也如对晚辈一样慈祥。我们一起在他的游泳池住所讲英语，在他那冬日的小院中陪他散步，还陪他一起吃晚饭。我是在陪毛主席吃饭时学会吃肥猪肉的。那白花花的大肥肉蘸上调料，毛主席可以吃好几块！可是此时此刻，毛主席坐在那里安详地会见会议代表，我真不知道他是否了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这块土地上倍受煎熬！
回忆当年，我对老一辈的那些作家充满敬佩之情。当年，与我在一个团里的那些作家在散去之后几乎没有一人不是经历了惨烈的磨难的。我曾在那年底去作家协会的院中看过一次大字报，看到几乎我认识的作家全都被点名批判了。当时还幸存的，后来也打倒了。在我们陪着外宾游长江、上庐山时，他们肯定已经预料到不久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灾难，但他们却表现得十分沉稳，镇定。我的直接领导是杜宣同志。我们相处得很好。当时的外国代表中有一个土耳其画家，整天背着一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