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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卢卡·德·特纳（1861…1929）：西班牙abc报、《白与黑》杂志及西班牙新闻出版社的创办者，是保守的保皇派，1893年当选议员——译注。这种不可能的状况持续了多年，直到1922年，卡塔利娜与格雷戈里奥有了一个女儿。那时玛丽亚才终于与格雷戈里奥分居，前往法国生活；但继续为她丈夫创作，继续保持沉默，直到最后。格雷戈里奥写给妻子的信是可悲的：向她索要稿子和更多的稿子，仿佛她是一部机器。他不仅要剧本，而且要报刊文章（他二十篇二十篇地向她约稿），讲座，甚至讣告（如一篇致卢卡·德·特纳逝世的讣闻）①。他剧团的提词员多年后声明，〃我们剧团所有人都知道写剧本的是堂娜玛丽亚，堂格雷戈里奥连给家人的信都不写〃，那正是格雷戈里奥留给人的印象。
此外他还给人留下傻瓜的印象，如当他吹嘘：“我思考了很多，与许多人谈过话。我到处留下一个如此伟大和牢固的个人威望，只要凭这些我们就足以拥有可靠的成功。”或者如1931年西班牙刚宣布成立共和国，当高尚的玛丽亚充满社会热情和责任时，他已变成一个文化商贩，从好莱坞来信请求她赶紧寄给他“你能想到的所有情节，你不用担心原创性或细节变化：因为影片是给全世界看的，所以制片厂恰好偏爱基本的主题”。
1930年在他旅行之前，为了让玛丽亚能领取版税，格雷戈里奥签署了一份私人文件（并秘密保存），在上面声明“我的所有作品是与我妻子合写的”。当然，合作之事纯粹是一种委婉措辞：几个月前，在玛丽亚有点生病期间，格雷戈里奥在一封信中对她说：“我正在为写作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直到你好起来。我相信我迟早会成功。我逐步失去对话的羞涩，因为我想我写东西只是为了自己读它。”
在西班牙内战和其后的流亡悲剧中，格雷戈里奥和情人去了阿根廷，彻底抛弃了玛丽亚，不给她寄作品的稿费。玛丽亚在法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躲避纳粹（德国人迫害西班牙共和派人士），饥饿，贫穷，因两眼患白内障而几乎失明。1945年，一些朋友设法找到了她，把她带到美国；也找到了格雷戈里奥，强迫他履行自己的义务。格雷戈里奥寄给玛丽亚很少一点钱，还有若干封充满自怜和自辩的信。1947年他回到西班牙，两个星期后去世；玛丽亚所著作品的百分之五十版权归属于巴尔塞娜的女儿。
①1952年墨西哥甘德萨出版社出版，一本今天找不到的书，某个出版商应该再现它——作者原注。在她七十八岁流亡期间出版的自传《我与格雷戈里奥》里①，玛丽亚列出了她放弃作者身份的三条理由。她说家人如此冷漠地对待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以至于她发誓不再以自己的名字发表任何东西（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但谈到了一个想让自己的生活有点不同的女性所面对的缺乏鼓励）。她补充说，当老师的时候，“我不愿意用可疑的名气玷污我名字的清白，在那个时代，它像一个几乎不光彩的悔罪衣落在所有文学女性的身上。”最后玛丽亚提到了“或许是最强有力的理由”，那就是爱情（或不如说一种极似疾病的爱情观）：“我结婚了，年轻又幸福，那种谦卑的骄傲向我袭来，它支配着所有女人，当她真正爱一个男人时。”她的结论是，既然他们是一对合法夫妻，就给自己的作品署上“父亲的名字”。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玛丽亚没有孩子。我想像她感到自己年纪大了，又不能生育，自然觉得对她的小丈夫有过错（那种常常束缚妇女的深深负罪源自何处？）。然而到她写自传时，她已经历了许多苦难的生活。因此她谈到“谦卑的骄傲”：因为清醒的玛丽亚（她的散文是多么有活力，多么充满智慧）知道，那种态度，是几千年偏见的产物，对妇女是不利的。
有待讲述的是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最夸张和最迷人的部分：从1917年起，玛丽亚开始写散文、女权主义书籍和讲座。所有这些作品署的都是她丈夫的名。玛丽亚遭受格雷戈里奥的背叛，受巴尔塞娜的虐待，从病态的沉默封闭出发她忍受这一切，她开始反思自己的矛盾，并让她丈夫，像一个表演口技的木偶，在作品中公开宣扬和维护她的分析：如果一个男人支持这些分析的话，这些分析会更为有效。于是我们就得出这样一个狡猾悖论，一个做女权主义讲座并公开 揭露那些胡话的格雷戈里奥，事实上他自己正活在这种谵妄中：“妇女沉默是因为受宗教的教诲，她们坚定地相信顺从是美德；她们沉默是因为害怕男人的暴力；她们沉默是因为屈服的习惯；一句话，她们沉默是因为在几个世纪的奴役威逼下，已经具有了奴隶的灵魂。”——比如其中的一篇散文这么说。
这种清算也在剧本里进行。正如阿尔达·布兰科教授尖锐地指出，一部写于1939年的作品《她母亲的美德对她没用》里的人物，好像在替作者说话。一位岳母指责她的鳏夫女婿：〃她是你的伴侣，却不是与你同等地位的人……她与你一起思考，一起战斗，一起工作……只有你成功了！谁在成功的时刻退去，把所有的虚荣都留给你？谁在她周围制造沉默，以便只听见你的声音？她是那种从世俗梦中觉醒，感到她的权利犹如罪孽的女人；她是那种意识到自己的智慧，却想把它当做一个罪行似的请求原谅的女人。〃这些苦涩的话语或许玛丽亚从未在私下说过，却让一个虚构的格雷戈里奥在公共场合发出。从某种程度上讲（性别歧视就是这样），无论玛丽亚还是格雷戈里奥，他们实际上都是半个人，是被截肢的不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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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3）
玛丽亚是在共和国期间恢复了话语权：她开始以自己的名字做女权主义讲座，成为社会主义者，参加1933年大选。
在她优美的自传《一个走在西班牙之路的女人》中讲述了竞选运动：在一个饥饿和破碎的西班牙，它是史诗般的，重大而又激动人心。玛丽亚带着她刚恢复的发言权行走在那些贫穷的村庄，正是用这个声音来告诉妇女（她们是文盲，外表肮脏，衣裙边拖着成串的孩子）应该走出几个世纪的沉默：正是在那次竞选中妇女的选举权被合法化。那是清晰的话语，公平的话语，响亮的话语。但是这一切都被内战、失败和流亡所平息。
玛丽亚在五十年代初出版了前面所说的两本自传。在《我与格雷戈里奥》中她承认自己对那些作品拥有作者身份，尽管她把作者身份仅仅局限在合作上：“现在我年老寡居，为了能够领取我的版权，我被迫宣布自己的作者身份。”虽然在这本书中她对丈夫的回忆是很尊重的，但全世界那些愤怒的骑士还是攻击玛丽亚的文学企望，正如安东尼娜·罗德里格在她关于莱哈拉加的那本不可或缺的传记中幽默地说，这些东西是陈旧的男性互助。谁知道，或许那种充满偏见的愤怒有助于再次让玛丽亚保持沉默。让遗忘及糟糕的女性沉默之水重新在她身上合拢。
参考书目
○玛丽亚·马丁内斯·谢拉：《一个走在西班牙之路的女人》，卡斯达里亚出版社。
○安东尼娜·罗德里格：《玛丽亚·莱哈拉加》，波萨出版社。
○比拉尔·涅瓦：《假象，1918…1936年间的西班牙女剧作家》，科学研究高等理事会（csic）。
○卡门·马丁·盖特为《塞莉亚，她所说的》写的序，阿利安萨出版社。
○大卫·吉斯：《十九世纪西班牙戏剧》，剑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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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邪恶的女人（1） 劳拉·赖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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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第一刻就说明：劳拉·赖丁是一个巫婆。我是从最隐喻到最直白的所有意义上说出此话的：因为她以为拥有无上权力。她把自己视为一个超自然的生灵，一个女神，在她生命的一个阶段自我命名为〃终结〃，谁知道是根据什么令人惊讶的论据。当然，这因为她很失常。但她的疯狂是那种黑色的疯狂，那种存在于人类内心的炽热而可怕的黑暗：一个容易辨识的堕落深渊。所以劳拉·赖丁，一个聪明而叛逆的诗人兼文学批评家，逐渐把一大帮宝贵人才俘虏进她的谵妄里：作家、画家、摄影家，一群脑子好而且或许心肠也好的男人和女人。但是他们不具有足够对抗劳拉的镇定与平衡，她是一种可与龙卷风相比的邪恶力量。她经过的地方，一切都坍塌。
她生命最辉煌的时期是与不列颠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我，克劳狄》的作者罗伯特·格雷夫斯相关的那段时间，他们共同生活了十三年。罗伯特·格雷夫斯是一个年轻而又心理脆弱的天才：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战壕之后，他留下了战争的神经官能症。他虚弱、惊恐地回到家，像所有同时代的人一样，意识到已知世界已变成了碎片，需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特别是从一个道德的角度：如果资产阶级伦理导致了这样的战争恐怖，是因为它的原则是错误的。应该再次定义什么是善与恶，重新组织这个被肢解的世界。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一位属于现代主义团体〃逃亡者〃的美国青年女诗人恰好正在做此事——以幻觉者的语言预言一个新的道德秩序，一场据她说得由诗人们来领导的精神革命。这个姑娘就是劳拉·赖丁。1925年通过信函与当时已是知名诗人的罗伯特·格雷夫斯建立联系时，二十四岁的她刚与第一个丈夫（路易斯·戈特沙尔克，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分手。赖丁的启发话语让格雷夫斯如此痴迷，以至于邀请赖丁跟随他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埃及，这位穷得像老鼠的作家签了一份在开罗任教三年的合同。劳拉一夜之间就打点好自己的行李，乘船前往英国。诗人艾伦·泰特，“逃亡者”团体的创办人之一，曾与赖丁稍有私情，他致信一位朋友说：“我预感到一场灾难：劳拉无疑是我所认识的最疯狂的女人，如果格雷夫斯现在还没有疯（这点我倾向于怀疑，因为他盲目地邀请了只读过其作品，却从未谋面的赖丁），不到一个月他就会变成一个躁狂的人。”
那时格雷夫斯已经三十岁，与南希·尼科尔森结了婚，有四个孩子。作为画家和画家之女的南希，是左派和女权主义者（她把自己的姓给了两个女儿，把格雷夫斯的姓给了两个男孩），与她丈夫一样，准备嘲笑这个世界。寻找一个新 的道德观首先从家庭关系和性关系开始；整个欧洲的进步青年（我们已经看到，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尔·萨特在法国做着类似的事）决定摆脱资产阶级偏见，诚实地享受他们的爱情。于是三角恋，不忠，感情的疑惑和双重性，总之，内心所有的那些冲动不安，像世界一样古老，源自我们的需求和我们的琐碎，开始突然变成纯哲学，变成一个先验的空话连篇的沼泽（六十年代末重新出现同样的事）。因此直到那时，在英国被认为是一种世俗的三人家庭的东西，在劳拉的影响下，变成了宗教的“三位一体”或“圣圈”。
赖丁这样夸张地命名她与罗伯特和南希的关系，即基本上是她与格雷夫斯在楼上一起睡觉和写作，南希和孩子们幸福地居住在楼下，虽然之后的现实根本不是那么幸福。这种三角关系和问题在去埃及的旅行中就已经开始：劳拉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