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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二个限定条件是，我们的经历既已成为过去，因此不能修改。就像一条生命已经结束，对它永远不能改变一样，不管是变好还是变坏。在华沙犹太人聚居点起义中被杀害的年轻的犹太人，他们将永远完不成他们的学业，养不了家，不能为他们的社区服务，也不能决定自己的一生。苏联存在了７４年，对亿万人民来说，那段时期就是他们整个的一生，对那些活下来能看到１９８９年的〃丝绒革命〃和１９９１年苏联流产政变的人来说，重新获得自由是别人永远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夺走的一段经历。
但是１９７９年以后，由于社会主义的削弱和自由的扩大，他们已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了。一些人不会再因工会力量的阻挠而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一些人能够第一次购置一座房子、私人养老金和私有化公司里的股票——留给他们孩子的储备物；一些人发现一所好的私立学校或一座私人医院里的床位不再是富人的特权，他们也能出钱享有；在８０年代慈善事业达到高潮时，一些人能与他人分享他们新的富足；由于所得税的减少，所有人都享有更大的自由，能够更多地支配自己的生活。未来的政府可能会限制给人们带来了这些新生活的改革——不管在东方或西方，但是它永远不能消除人们所度过的自由经历，或者使他们忘记这种自由只有在阳光下才能得到。在影片《尼诺奇夫》中，莫斯科的女主角收到了一封受到检查的信，信里从问候的话到签名都涂满了黑杠，但正如片中一位角色所说的：〃他们不能检查我们的记忆。〃
当然，人的脑子，或任何可以想像出的电脑，都计算不出这些经验总共带来了多少欢乐、成就和美德，或者带来了多少与它们相反的东西。因此。要完全说清我的政治活动到底怎样影响了他人的生活，这只有在最后审判日那一天我们才能知道。这令我感到畏怯和不安。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当我站在那里倾听裁决时，我会想到在法庭上至少有圣十字架教堂里的人们作为我品德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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