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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领事阿尔伯特·博达尔是一个和儒勒“同途殊归”的人。他第一位夫人安娜·玛利曾这样对他说：“您还是位急功近利的人，您奴颜婢膝，您虚荣。总是引起别人的抱怨。失去了任何精致微妙的考虑……”。实际上，两个人的事业相似演进，都是在20多岁从中国四川开始外交官生涯，只是儒勒最终成为一流的领事，博达尔却成为亚洲公使。儒勒并不缺乏雄心，只是不会制造让上级部门注意他的效果。他在社会里是谨慎的，为了给他的实际工作带来好的效果，只要他能够自由地写信和保持快乐心情，他就尽量维持规则。他不是个事业至上的人，从不孜孜以求地设计谋略或吸引大人物的注意以攀升。他的女儿玛利讲道，他曾经拒绝会见鼎鼎大名，但进行秘密武器贸易的法国探险家。也就是说，他其实总是拒绝牺牲自己的生活准则，来为事业野心服务。而他母亲玛利亚也总在提醒他这种家族和心灵的准则。
成都，1909 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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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1912 ：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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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妈妈：
一听到你的问题我就跳了起来，“政府派外交官员到中国腹地去能得到什么回报呢？旅途那么漫长、昂贵和艰难，商人们很难对那种地方感兴趣。”如果我告诉你，在中国咱们只有两个总领馆——上海和成都，你的惊奇还会增加。成都是法国在世界上的总领馆中最昂贵的一个：薪水每年35000法郎，其他杂用15000法郎。成都总领馆的重要性可能是邦思先生努力的结果，他的工作在部里造成了很好的影响。他走了的话，可能这里不会再是“总”领馆了。这些当然是个人猜测，丝毫没有来自官方的凭证。咱们还是随遇而安吧。
好好想象一下，四川是法国的四分之三大。这个巨大的省份可能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地方：稻米产量丰富，水果多种多样（葡萄，梨，李子，杏，石榴，橙子，桃，柿子，荔枝等等）。玉米旁边生长着甘蔗。胡桃和好多其他的树种出产优质的油脂。还有茶！所有欧洲有的蔬菜在这里都很高产。地下财富也不贫乏：煤炭和金属的蕴藏量很大。有特别多的水流（四川不愧为被叫做“四条川”）。建筑水坝，或者发掘水力都很容易。水可以用来发电，或者用做工厂动力。这就是全部了吗？不。我还没说到关于丝绸的工业。四川是一只小脚的“狮子”。家家户户的门口，女人和孩子，或者老人，都在忙着纺线。染坊把那些美丽的线球放到各种染料里，然后用竿子高高地把它们挂起来晾干。邻居就住着纺织工人，卖丝线的商人。
这一切，就是这个“可能”蕴藏着巨大财富的家园。
我只介绍了当地的经济情况。它的地理政治地位也相当重要。正确地说，四川在中国腹地。成都，在四川中心，却仿佛是中国边境。因为我们从这里出发，三天之内，我们能找到的汉族土著居民，就像在法国人中找到的巴斯克或布列东人的数量一样多。四川北边是沼泽地带，据说住着汉族人。西藏的其他地方处于名不副实的割据状态。沼泽地带是我们省长的兄弟在统治，我敢说，他在那里一定受到公众不知道的袭击。我从传教士那里略知一二。还有别的吗？
当然还有别的。看看我画的草图，不管它多潦草，你从上面能看到，我们在云南上方。我现在可以说，云南是处于法国的影响下，这不像某些沙文主义的媒体宣传的那样，说我们要占领它。我们用法国的资金，连接了从印度支那，到满洲，再到云南首府云南府的铁路。英国人本想也这样连接，但放弃了。如果我们能方便地和云南交通，四川的贸易也就更加有保障。总之，已经决定了要建一条从汉口到成都的铁路。我们筹集了一些资金，最终还是要用借款的方式来解决。一个英—德—法的三方协议已经在北京签定，决定通过三方力量来共同借款，并保证四川本地的工程师和监工在工程中的地位。
还有什么呢？中国有一支“新军”。当然，不能指望一个法国将军来指导它。但是让他们的首领去别的地方进修一下是满有必要的。既然四川是军事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让他们了解有圣西尔或者伏拉什这样的军校存在是好的。
我没有提到这里有进口法国货物，因为成都现在没有对外贸易，一个欧洲人是不可能因为商业目的而住在这里的。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找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我这里不仅有黄油，而且还是依西涅的黄油！
另一个是政治问题，需要谈到伊斯兰教吗？在法国，经常提到“泛伊斯兰主义”。在中国，穆斯林的人数很多。在成都和周边地区，总共有三万。关注他们的动向总是有用的。
好了，我写得有点罗嗦，但真正原汁原味。我认为，成都在中国是独特的。其他的领馆都在开放港口，翻译助手或领事一天到晚都在签字盖章，记录合约，或者做其他无数令人生厌的琐事。这里，一点都没有这些，只是时不时有点传教士的事务。然而，这里是一个提供“信息”的地方，可以在这里设计（当然不是我）智慧的政治策略。这就是这个职位的独特性。这当然也是对我最大的益处所在。
成都，1909年9月15日
邦思先生提出让我在11月度一个月的假。我要去重庆看博达尔，然后和他一起下到宜昌去，去看看由杜达尔·德拉格黑领导的，驻扎在扬子江上游的新的法国炮舰。这个杜达尔把我们再捎回重庆 。我要邀请奥德玛少校和我一起回成都。坐十天的轿子我们就能回来了。我还不知道是否接受这个假期。
周五，1909年9月17日
昨天，从清晨开始，在日出之前，城里一阵阵枪声震耳欲聋。这不是发生了内战，而是军队在演习。只有到这个战斗和革新的中国来，才能看到在城市内部进行的军事演习。另外，这里没有人把这个当回事。我想，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人们为了任何理由，都要放鞭炮。我已经在来的途中向你讲述了：一个重要人物驾到，嘣嘣！他走了，邦邦！可是最有趣的是，这些响声在这里是中医，至少是民间医疗的一部分。当某个人生病了，人们急着驱逐他身上的恶鬼，要放一些疯狂的鞭炮。如果病人神经不好，我怀疑这种治病的疗效，尽管我承认在医学中，信仰也能起作用。
可以确认的是，邦思先生对这种对治疗一点也不信任，他对我们的医学也一样。他连续十五天无法入睡，但顽固地拒绝服用木雅克医生寄给他的安眠药。他认为，自己应该去做一个半个月左右的旅行，从早到晚都走路，把自己累到睡意自然降临的地步。旅行和搬家，可能会有效，但可惜不能同时进行。
周日，1909年9月1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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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平淡如斯。我早上碰到一个来看牙医的传教士。他像所有的其他传教士一样，告诉我，咱们没法和中国人接近，越是接近，越是被这个没法开启的精神搞垮。他们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了解他们。
埃塞尔多先生给我讲了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它是完全真实的。这就是“三个领事戴一顶帽子”，或确切地说“一顶帽子给三个领事戴”的故事。去年，皇帝死的时候，三个领事必须去省长那里做哀悼性质的拜访。考虑要穿正式礼服去，这是严格的规矩，给葬礼一些气氛。他们决定披挂上燕尾服。好吧，可是要与燕尾服配套，必须有一个高礼帽！威尔登没有，史密斯没有，威斯也没有。他们在乡下碰面，通过一番努力，终于在一位英国大学教授那里找到一顶。只是，他们不能一起顶着这一顶帽子去。于是，他们去到省长家，头一个戴着帽子进去！另外两个在门口等着，他出来再把帽子传给第二个，第二个出来再给第三个……如此这般，他们让人相信，他们是要一起来拜访的，只是前后脚差了几分钟。总算尽了礼，又不失优雅！看看，咱们可真是在中国，嗯？
另一个小故事（不如前一个好玩）。有一道帝国法律，严厉禁止给女孩绑小脚。一个强大的政党起来反对这条法律，用言论，用行动，甚至用不发表这条法律的方式！为什么？因为那个古老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更优美吗？不！“因为如果他们的女人有了大脚，欧洲人就会把漂亮的女人带到自己的国家去，然后把剩下的吃掉……”。
成都，1909年11月8日
亲爱的妈妈：
旅人总是会思家。我向你承认，回到住处很令我高兴。这周我的信会更短一些，因为我有二十多封要回。
四川这片土地真是奇妙，肥沃无比。走在杉树丛里，就像在渥日山区。在甘蔗地里，就像在安提尔。这里是橘子花，那里是兰花，田野里鲜花盛开，一切都像在春天里一样绿绿的。尤其当我们从最后一个丘陵下来，刚进入成都平原的时候，眼前出现的是一百到一百五十公里见方的大平原。我想起，拿破仑从阿尔卑斯山下来的时候，向他的士兵指点意大利平原的情景！
我觉得生命是奇怪的。去年，我是个雇员，今年，“我的位置提高了”，这可能会让您对所谓的伟大人物，增添一些带着淡淡微笑和忧伤的怀疑。
吻你比写信要好！
儒勒
成都，1909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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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妈妈：
领事馆真是处在危机的边缘。邦思先生越来越虚弱，我算起来，他有两个月没吃没睡，而且还不愿听医生的话。所有人都被他的脸色吓坏了。我尤其如此，因为他已无法准确表达真实心情，而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所以我就给贝特罗先生写信了。木雅克医生决定用一些有力度的措施。他昨天来领馆开了个会，这个我一会儿再说。他到床边看了邦思先生，问他这个样子要到什么时候为止，邦思回答说，死在这里或别的地方对他来说都一样。木雅克说，他是医生，不允许再这样下去。明天（也就是今天），他要来检查，并且强迫他服用他开的药。如果他拒绝服药，因为这很可能发生——木雅克就会和埃塞尔多医生商量，一起给有关机关发电报，以获取一份对邦思先生的召回令。我们一定要走到那一步吗？照邦思先生的固执劲儿来看，真可能那样。那么在整个中国，要掀起外交官员的大调动，我真害怕被吞噬在其中。最有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博达尔先生到成都来代替邦思，然而这不是互换的，我不会到重庆去代替他！尽管我反复对自己说，我太年轻了，然而看看现实情况，从水路走，我离重庆只有五天行程，我又怀疑人们还是会考虑用我。因为从汉口到重庆，要二十多天的路，而从汉口调人已经是最大的可能，因为其他地方都还更远。现在，可能博达尔先生根本不来，而我几个星期后就成为总领事，等着法国那边派另一个代理人来。最终，也可能邦思先生恢复健康了。我全心希望是这样的，尽管我不太相信。反正告诉你，这些时候，领馆的日子可不太好过。
我们夜有月光，日有阳光，真是美妙。月光有一次遭到月蚀干扰。省长要求大家敲东西以防止野狗吃掉月亮。官员们都说不信，但照样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