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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夜有月光，日有阳光，真是美妙。月光有一次遭到月蚀干扰。省长要求大家敲东西以防止野狗吃掉月亮。官员们都说不信，但照样敲了！在同一思路中，朝廷向官员号召，要和“风水”的迷信作思想斗争。这个词表示“风”和“水”，意味着人们不能伤害和胡乱命令生命精灵。就是因为“风水”，因为不要挡了飞行器，人们才长期不能建筑比平房更高的楼房。可是即使触犯“风水”，会很严重吗？嗯？
成都，1909年12月1日
亲爱的妈妈：
我觉得，如果你以为我是“记者”而感到耻辱，不会因为我是“作者”而生气的。这确实是品味问题。我一点没有野心让自己的名字印在蛋黄色的纸上，出现在所有书店的橱窗里。因为，如果没有发现任何新东西，我一定会重复前人说的话。需要以一种不同的风格来讲述，而我的…… 至少，我给你讲了所有对我来说好玩和有趣的东西。我其实希望在旅行之后的篇章里你也注意这点。
万般柔情
儒勒
1910年，巴黎塞纳河发生水灾，连远在成都的法国领馆也发起了为灾民的集资活动。
周一，1910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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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1912 ：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6
亲爱的妈妈：
我年轻了四五岁，又回到我是asfx的青年成员的时候了。邦思先生和我，自然而然地想到要给巴黎水灾的受害者捐款。由于情势紧迫，我们的所有人员都立刻调动起来。我们成立了一个三人委员会，由邦思先生、安迪科特先生和我组成。第一个人负责从中国人那里募款；第二个负责新教教士的募款；我则负责法国教士和欧洲侨民的募款。必须说，结果非常好。安迪科特先生昨天收集了120美元；他还说要给他在国内的同事写信。我这边是这样的：威金森先生那里有50美元，里兹先生那里有25美元，德国军工厂有5美元，邦思先生那里200法郎，主教给了100法郎，埃塞尔多先生给了10法郎，图弗先生给了5法郎，马里斯的教士给了3法郎。我纠缠那些没给钱的人（因为他们没看到消息！）。我还给葛布里昂先生，以及souéifou 的主教写信，向他们每人要100法郎。过几天我们就知道省长和其他官员能给我们的有多少了钱了。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期待募的款项能超过1500法郎。如果所有的领事馆都能给出差不多的钱，就真有不少了！
今天我才第一次收到一封谈塞纳河发大水的信。天哪，报纸上的消息越来越可怕了：圣多米尼克街上充满饥饿的人们；下水系统直到圣拉萨车站，都崩溃了；郊区的居民被困在水中。奢侈品商店很长时间都关闭着，外国旅行者也很久不来巴黎了。我想，要是巴黎中心形成了一个湖，所有街道上都得有好几个月的工程。我期待着，下个星期可以知道你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中怎么样了。
中国的扬子江却恰恰相反，不仅没有发水，反而受到了旱灾的折磨。可是，最让民众关注的却不是干旱问题，而是另一个自然现象：哈雷彗星即将来临。中国人认为那是“扫帚星”，将会带来骚乱。
邦思当第不愧为中国通，他“嗅”到了底层的运动将扩展到整个中国社会。5月31日，他写道：“自从我回到成都快一年的时间内，我有太多的时候要表达这方面的意思：我写的所有的每月汇报，都想暗示一种对在民众中的不安的担忧。这种不安定所引起的麻烦或混乱不断出现，意味着不需要什么别的东西，就能够引起一场可怕的大冲突”。
从表面上来看，1910年不是政治的，而是自然的。但自然出现的征兆，和人们对它的反应，恰恰是对另一种命运的恐惧的转移。实际上，中华帝国在1911年到来之前，度过了它最后的安宁时日。
我们回到1911年夏天，就像1910年夏天一样，邦思当第要去西藏地区旅行。他离开几天之后，四川省进入了半军事暴乱的情况，在后面支持的是地方议会的成员。运动原因要回溯到几年前义和团运动刚结束的时候。为了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好几个省的议会议员想联合起来买回在外国人手中的铁路修筑权。买回筑路权的钱对这些地方议员来说太多了。而国家为了铁路国有化，却从外国银行里借钱修路。1911年，面临着川汉（汉口）和粤汉铁路国有化的问题，这几个相关省份的议员起来反对。四川，这个有着反叛传统，并且希望有“它自己”的铁路，以解决它地理上的封闭问题的省份，情况变得尤其激烈。
这个围困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信件电报交通变得十分困难，成都中断了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被隔绝起来。儒勒这段时间写给玛利亚的信很少，用词也很谨慎。但在他的述职报告中，则表现了这些事件的严重性。9月12日的第一份相关报告中显示，儒勒立刻明白了不能轻视这场运动：
大罢工和革命性暴动是在8月24日开始的，理由是通过外国借款将铁路国有化。直到月底，运动还在持续，官府本应该能够采取措施控制它。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残酷的，反叛者是非常有组织的。
快到9月底的时候，儒勒告诉玛利亚，政治气氛好转了。北京的法国领事也急着向巴黎汇报：“成都的秩序已经完全恢复。”我们才了解这是围困的结束，最严峻的时期过去了。儒勒格外平静和自信。他的上级对他倍加赞赏，成都的法国居民们也表现出一副“生活在继续”的态度。
成都，1911年9月23日
1909~1912 ：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7
生？
亲爱的妈妈：
现在，欧洲和美国都正式宣告切断与成都的正常联系，一万名起义的人占领了这个城市。这个消息是这段日子里惟一让人不快的东西。幸好，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我想你们不会太长时间陷在这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印象里，你们早就应该知道，起义人员在军事包围展开之前就已经撤退了。
我从公使团那里收到一封这样开头的电报：“我对于您在通信里表现出来的镇定表示敬意。”这句话使我很开心，就像听到法国公使团长因这场事而受到责备一样高兴！
我们还是操办日常的宴席：自从暴乱以来，木雅克夫人的大厨师掌控了炉灶。只要他愿意一显身手，我们就能吃得美味，并直舔手指头。这是“饥饿的恐怖”。要是你看见我们的话，就知道所有人都脸色不好！……
我不知道邦思先生在哪儿。他如果知道错过了如此一个写报告的好机会，会悔恨得揪头发。可这对他是遗憾，对我却是机会……
一千个吻
成都，1911年10月1日
亲爱的妈妈：
就像你将从我的报告里看到的那样，除了各种疾病以外，没什么新鲜事发生。幸好这种情况还不严重。我倒是没病，就是有点累。
重庆的消息说，成都被封锁了几天的事实，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他们那里一向宁静，却因此而全副武装。并且在你知道的那个小丘上的领馆周围加强了防备。我们这儿呢？我们统共有两支来福手枪。我们基本上是安全的。
越深入坚持，我越感谢意外之神给我机会参与这样重要的事件，并且是独自参与。我想说这里没有上级。这是把我的词句念给德塞尔夫先生的惟一机会！
不愿再发信的邮局，终于给我们送了些信来。这是你8月17日和24日的两封信。你告诉我你要在晚餐上讲述这一切，你毫不怀疑四川将会成为一个最令人心动的话题。
再会，亲爱的妈妈，吻你一千次
儒勒
这样的乐观主义很快就被击碎了。四川的情形发展到了其他地区。武汉发生了以孙稼先领导的国民革命党发动的武装暴动。
成都的情形离恢复正常还很远。到9月30日，儒勒声明他无法呈递他的每月述职报告，“邮路不通，电报的中断和报纸的停发，使我们失去了一切必要的信息”。
成都处于前所未有的孤立状态。外国邮局很难工作，特殊邮递员常常不能来，以至于领馆被迫自己派遣使者，带回其他地方的口头消息！不论如何，儒勒还是设法给玛利亚发了几封信。
成都，1911年10月16日
。。
1909~1912 ：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8
！
亲爱的妈妈：
你那样说不太合适，在9月8日的信里你写着：“独自被留下几个星期，也是给学徒的一种最好的形式之一。”我觉得可以说，这件事之后，我再也不是学徒了。并且这事还没完，还差得远呢！我不和你再谈它了，因为我给你附上了我的报告，另外，你应该已经知道，汉口也发生了类似的事。
我给你寄来几张珍贵照片，它们的价值难以估量，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全世界只有在成都才能拍到。你能在照片背后看到关于它们的解释。你可以去《插图》报社，圣乔治街的那个，问问他们是不是能复制，只要不毁坏照片，就可以将照片留在他们那里。你要和他们说，我不要稿酬，只需在照片下标注：“由总领馆负责人j·l先生提供。”
在那些对事件的表达流于肤浅的同事身旁，儒勒表现出一种惊人的镇静，出色而客观地发布了一些消息。10月21日，他叙述最终找到了在西藏失踪的邦思当第，就体现了这种镇静：
我最终收到了邦思当第先生的消息：他在塔仙楼（音）困了一个月而出不来。我请他回来的电报发到了道乌（音）。他立刻从道乌出发，六天后到了塔仙楼，那是农历7月26日。所有通途已经被封锁。一个邮递员抄小路来到领馆给我送他的信。出于谨慎，我们决定最好不再通信。整个西藏似乎都处于封闭之中。
从北京来的报纸发表了官方评论，与我的报告并不完全相符。我已经表达了获取信息有多困难，所以我从不否认，我也有可能犯错误。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有必要坚持那些我传达的被称为是错误的信息……坚持说省长进行了“七天七夜”的战斗是没用的。甚至说衙门在9月7日遭到“袭击”也是不对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拥有不可推翻的证明材料，我绝对是在场的惟一有这些材料的欧洲人，尽管获取它们无比艰难。这就是关于跌倒在衙门口的尸体的照片，这些照片已经被官府封查，防止它进入流通领域。所有，绝对是所有的照片，都呈现了没带武器的人，大部分是平民，有老有少。有人被击碎的手中还拿着扇子。没有一个人手中有枪。
现在在成都，物价变得十分昂贵。我们欧洲人的钱还够花，可对于民众来说，抬价就是件十分残酷的事。再也找不到煤炭和木柴，一些行政机构徒劳无功地收购。煤和柴的需求量是最大的。我们也同样，很快就会缺乏一些欧洲食品，这种亏缺对妇女和儿童的影响可能很大。钱变得罕见：我们从能提款的银行里把钱都提出来了。官方办公室也停止发薪。有人向我证实，通常在农历每月26日给士兵发薪的军饷处，今天也没发出钱来。
武汉革命之后不久，中部和南部省份纷纷宣布独立，上海紧随其后。帝国在面临崩溃之时，重新任命袁世凯为最高军事首领。这种重新任命，表现出帝国的绝望。因为袁世凯从1909年就因为其新思想和扩大的影响而被免职。这是帝国争取苟延的最后机会，却实际上促进了自己的灭亡。袁世凯领导军队夺回了汉口，汉阳。但他很快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