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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数着这些船，不注意它们在我内心引发的不安、骚动与惊慌。数船让我觉得在整顿自己的生活。当我逃离自己、学校、生活而漫游街头，极端愤怒或悲伤时，便完全不再数船。那时我便深切地渴望灾难，大火，另一个生命，另一个奥尔罕。
或许解释一下我如何养成数船的习惯，会更明白易懂。当时（1960年代），母亲、父亲、哥哥和我住在祖父盖的楼房里，一栋面向博斯普鲁斯的小公寓，位于奇哈格。我正在读小学最后一年，因此是十一岁。大约每月一次，我把闹钟（钟面有铃的图像）定在天亮前的几个小时，在后半夜起床。炉火在睡觉前熄掉，我没办法自己点燃，因此为了让自己在冬夜里保持暖和，便到很少使用的佣人房的床上，取出我的土耳其文课本，开始朗诵必须在上学前背好的诗。
哦，国旗，光荣的国旗，
在空中飘扬！
必须背诵祈祷文或诗词的人都知道，你若想把文字烙印在记忆里，最好不要过分注意浮现在眼前的东西。一旦文字印入脑中，你的脑子便能自由地寻找可帮助记忆的图像。你的眼睛可完全摆脱你的思考，让眼睛本身享受观看世界的乐趣。严寒的冬天早晨，我盖着被子打着哆嗦背诗，凝视着窗外的博斯普鲁斯如梦似幻地在黑暗中闪烁着微光。
透过我们底下的四层楼和五层楼公寓之间的缺口、后来十年内即将烧毁的破木房的屋顶和烟囱上方以及奇哈格清真寺的尖塔之间，我看得见博斯普鲁斯。这时候渡船停驶，大海一片黑暗，任何探照灯或灯光也穿不透。在亚洲彼岸，我看得见海达巴沙的老旧起重机和悄然通过的货轮灯光。有时借助微弱的月光或单艘汽艇的灯光，我看得见巨大、生锈、覆满贻贝的驳船，划船的孤独渔夫，克兹塔幽魂般的白色轮廓。但大多时候，海洋淹没在黑暗中。早在日出前，即使亚洲岸的公寓楼房和种满柏树的墓园开始微露曙光，博斯普鲁斯却仍黑沉沉的——它似乎将永远如此。
我继续在黑暗中背诗，脑袋忙于背诵和古怪的记忆游戏，同时眼睛凝视着缓缓穿过博斯普鲁斯海流的东西——某艘奇形怪状的船只，某艘一大早出发的渔船。虽然我对这东西不在意，而我的眼睛也没消除平日的习惯，却仍要对通过眼前的这东西检视一阵子，惟有在确定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才予以认定：是的，那是货轮，我对自己说，是的，这是一艘渔船，惟一的一盏灯没点亮；是的，这是一艘摩托艇，载着当天第一批乘客从亚洲到欧洲；那是一艘老旧的巡防舰，来自苏维埃某个偏远港口……
某个这样的大清早，我正和往常一样，打着哆嗦在被子里背诗，眼睛偶然看见一幅令人惊奇的景象，是我从没看到过的。我清清楚楚记得我就呆坐在那里，忘了手中的书。一个庞然大物从黑黝黝的海里浮现，越来越大，露出水面，朝最近的山丘逼近——我正从这座山丘眺望。那是个巨无霸，一头巨兽，形状大小有如噩梦中的妖魔鬼怪——一艘苏维埃战舰！从黑夜和雾里现身而出，仿如神话里一座浮动的大碉堡！它的引擎低声运转，悄悄地、缓缓地通过，却是如此有力，使窗玻璃、板壁和家具都抖动起来。谁误挂在炉子旁边的火钳，排列在黑暗厨房里的大小锅子，我父母和哥哥的卧室窗户也都在抖动，通往大海的鹅卵石巷亦然，就连屋前的垃圾桶也乒乒乓乓响，让人以为这平静的街区正发生小规模地震。这意味着伊斯坦布尔人自冷战开始便不断低声讨论的事情并非空穴来风：在夜幕的掩护下，苏维埃巨型战舰于子夜时分通过博斯普鲁斯。
我一时陷入了恐慌，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全城都在睡梦中，只有我一人目睹苏维埃巨舰不知将开往何处，从事何种活动。我得立即采取行动，提醒伊斯坦布尔，提醒全世界。我在杂志上看见许多勇敢的小英雄做这样的事——把城民从睡梦中唤醒，救了他们，使他们免遭水患、火灾和入侵的军队袭击。
我忧心如焚的同时，想出一个十万火急的权宜之计——这个做法日后成了习惯：我集中因背诵而更为敏锐的脑筋，专心于苏维埃战舰，用心记住，数着它。此话怎讲？我的做法就像传说中的美国间谍——传闻他们住在山丘上，俯瞰博斯普鲁斯，把通过的每艘共产党船只拍下来（这可能是另一个有事实根据的伊斯坦布尔传说，至少在冷战期间）——将这艘问题船的显著特征罗列出来。我在脑海里将新资料和有关其他船舶、博斯普鲁斯海流甚至地球转速的现存资料详细比较。我数着它，这使巨船变成一件普通事物。不仅苏维埃战舰，数每一艘“著名”船舶都使我得以重申我的世界图像，以及我自己在其中的定位。这么说，学校教我们的是真的：博斯普鲁斯是关键，是地缘政治的世界中心，而这正是世界各国及其军队，特别是苏联人想占据我们美丽的博斯普鲁斯的原因。
我这一生从孩提时期开始，就一直住在俯瞰博斯普鲁斯的山丘上，尽管只是从远处观看，而且是从公寓、清真寺的圆顶和山峦之间观看。能看见博斯普鲁斯，即使是远远观望，这对伊斯坦布尔人而言有其神圣意涵，或可说明临海的窗户为何像清真寺的壁龛、基督教堂的祭坛以及犹太教堂的圣坛，我们面朝博斯普鲁斯的客厅为何让椅子、沙发和餐桌面向海景。我们对博斯普鲁斯海景的热爱产生了另一个结果：如果搭船从马尔马拉海进来，你会看见伊斯坦布尔的几百万扇贪婪的窗子挡住彼此的视线，毫不留情地挤开彼此，为了仔细瞧一眼你搭的船以及船通过的海面。
数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或许是个怪癖，但从我同他人开始讨论这件事以来，我发现这在伊斯坦布尔的老老少少当中很常见：在通常的日子里，我们有许多人经常到窗前和阳台作记录，这么做让我们对灾难、死亡和浩劫有些许领略，它们说不定正沿着海峡过来，即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在我青少年时，我们搬到贝希克塔斯，在塞伦塞贝区一座俯瞰博斯普鲁斯的山丘上有栋房子里住着我们的远亲，他孜孜不倦地把每艘通过的船只记录下来，让人以为这是他的工作。我有个中学同学相信，每一艘形迹可疑的船（老旧、生锈、失修或来历不明的船），若不是把苏联武器走私给某国的叛军，就是把石油运往某个国家，以扰乱全球市场。
在电视机问世前，这是打发时间的愉快方式。但我的数船癖好，我与许多人共有的这项癖好，基本上是由于恐惧使然，这种恐惧也吞噬着城里的许多人。他们眼见中东的财富溢出它们的城市，目睹从奥斯曼人败给苏联和西方以来日渐衰落，城市陷入贫困、忧伤和败落——伊斯坦布尔人成为向内看的民族主义的人民，因此我们怀疑任何新的东西，尤其任何带洋气的东西（尽管我们亦对之垂涎）。过去一百五十年来，我们胆怯地企盼灾难带给我们新的失败与废墟。想办法摆脱恐惧和忧伤依然是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发呆地凝视博斯普鲁斯，也能像是一种责任。
城里居民记得最清楚并且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的灾难的类型，自然与博斯普鲁斯的船舶事故有关。这些事故把全城居民连在一起，使整个城市像个大村落。由于这些灾难终止了日常生活的规则，且最后总是饶过“我们这等人”，因此我私底下（尽管心怀内疚）喜欢这些灾难。
当时我才八岁，那天晚上我推断——根据划破星夜的声响与火焰——两艘载运石油的油轮在博斯普鲁斯中间相撞，发生大爆炸后起火燃烧。但我的兴奋更甚于惊恐。很晚我们才从电话得知燃烧的船使附近的石油库发生爆炸，火势可能蔓延，造成吞噬全城的危险。正像那个时代每一场壮观的火灾一样，存在着某种命中注定的顺序：首先我们看见火焰和黑烟，接着谣言散布开来，多半是不实之谣，而后，尽管母亲姑妈们哀哀恳求，我们却有一股确切的欲望，想亲自去看大火。
那天晚上伯父叫醒我们，把我们塞进车里，取道博斯普鲁斯后方的山丘，载我们去塔拉布亚。就在大饭店（尚在建造中）前方，道路被封锁，这跟大火本身一样，使我既难过又兴奋。后来听我一个狂妄自大的同学说他父亲亮出证件高喊“记者！”之后，使他们得以通过警戒线，令我欣羡不已。就这样，1960年某个秋夜天将破晓之时，我最后还是跟着一群好奇甚至欢乐的人群，他们身穿睡衣和匆匆套上的裤子和拖鞋，把宝宝抱在腿上，手上拎着袋子，一同观看博斯普鲁斯起火燃烧。后来的几年中我常看见，在壮观的大火摧残“雅骊”、船舶甚或海面之际，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摊贩，在人群中兜售纸包芝麻蜜饼、“芝米”、瓶装水、瓜子、肉丸和冰镇果汁。
据报纸报道，载运十吨燃油的“彼得佐拉尼赫”油轮从苏联港口陶普斯开往南斯拉夫，因走错航道而与航道正确、开往苏联添加燃料的希腊油轮“世界和平号”相撞，相撞后一两分钟，南斯拉夫油轮漏出的燃料爆炸，威力凶猛，伊斯坦布尔全城都听得见。不知是因为船长和船员立即弃船还是在爆炸中身亡，两艘船上都没有人，于是失去了控制，开始在猛烈而神秘的海流与漩涡中打转。它们左右摇晃，变成火球，对坎勒札、欸米甘与叶尼廓伊的“雅骊”、楚布库鲁的油气储库以及贝廓兹沿岸的木头房屋造成威胁。曾被梅林描述为人间天堂、希萨尔称之为“博斯普鲁斯文明”的海岸陷入一片火海，黑烟呛鼻。
只要船距离岸边太近，大家便逃出他们的“雅骊”和木头房屋，一手夹着棉被，另一手夹着孩子，尽快地逃离海岸。南斯拉夫油轮从亚洲漂往欧洲岸时，撞上停泊在伊斯亭耶的土耳其客轮“塔色斯”，过不久，这艘船也燃烧起来。燃烧的船漂过贝廓兹，成群的人拎着棉被、穿着匆匆套在睡衣外面的雨衣，朝山丘上奔去。大海被灿烂的黄色火焰点亮。船成了堆高的红色熔铁，熔化的桅杆、烟筒、船桥歪向一边。天空染上一片红光，好似由内散发而出。不时会有一阵爆炸，燃烧着的大铁片飘入海中。从岸边和山丘传来呼喊声、尖叫声和孩子的哭闹声。
多么令人心碎，却又发人深省，审视这片柏树与松林、庭院桑树成荫、忍冬花和犹大花芳香馥郁的世外桃源，月色下的这个世界，夏夜的大海如丝缎般闪闪发光，空气中乐声荡漾，慢慢划着船、穿梭在许多小船间的青年看得见桨尾的银色水滴——眼看这一切消逝在浓烟中，人们穿着睡衣，抓住彼此哭泣，仓皇逃出红色天空下的最后一栋木造“雅骊”。
后来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