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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满落魄失业男人的破落小店，跟许多被掀开的卵石子路一样土崩瓦解的城墙，一段时间过后开始看起来大同小异的戏院门口，布丁店，人行道上的报贩，三更半夜在街头闲荡的醉汉，黯淡的街灯，往来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渡船以及船烟囱冒出的烟，被雪覆盖的城市。
我的童年回忆少不了这一片覆盖的雪。有些小孩等不及开始放暑假，我却等不及开始下雪——不是因为我能出去玩雪，而是因为雪让城市看起来焕然一新，不仅把泥巴、污秽、废墟和疏忽掩盖起来，也为所有的街道和景色提供某种惊喜，某种迫近凶险的甜美气息。每年平均下雪三至五天，积雪在地面停留一周至十天左右，但伊斯坦布尔总是措手不及，每次下雪都像第一次迎接：后街封闭，接着是主要道路；人们在面包店外排队，有如战时和国家发生灾难的时候。我最爱雪的地方是它强迫人们团结在一起，让与世界切断联系的人们患难与共。下雪天的伊斯坦布尔像个边远的村落，但寻思我们共同的命运，使我们与我们辉煌的过去靠得更近。
有一年，异常的北极气温使从多瑙河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黑海区域全面结冰。这对于其实算是一个地中海城市的伊斯坦布尔来说是件震惊的事，许多年后，大家依然像孩子似的兴高采烈谈论它。
观看黑白影像的城市，即透过晦暗的历史观看它：古色古香的外貌，对全世界来说不再重要。即使最伟大的奥斯曼建筑也带有某种简单的朴素，表明帝国终结的忧伤，痛苦地面对欧洲逐渐消失的目光，
面对不治之症般必须忍受的老式穷困。认命的态度滋养了伊斯坦布尔的内视灵魂。
若想看黑白影像的城市，看笼罩它的雾气，呼吸城里居民共同拥抱的忧伤，你只需从某个富裕的西方城市飞过来，直奔熙来攘往的街道。若是冬天，走在加拉塔桥上的每个人都穿同样黯淡的茶色衣服。我那时代的伊斯坦布尔人已避免穿他们荣耀的祖先们穿的艳红、翠绿和鲜橘色。在外国游客的眼中，仿佛他们是刻意这么穿着打扮，以达到某种道德目的。他们并非刻意——但在他们沉重的忧伤中带有一丝谦逊。这是黑白城市里的穿着打扮，他们仿佛在说：这是为一个衰落一百五十年的城市哀悼的方式。
此外还有一群群的狗，19世纪每个路过伊斯坦布尔的西方旅人都会提及，从拉马丁和奈瓦尔到马克？吐温，这些狗群持续为城里的街道增添戏剧感。它们看起来如出一辙，相同的皮毛颜色，没有适当的字眼可以形容——某种界于灰白和木炭之间的颜色，也就是没有一点色彩。它们是市政府的一大忧患：军方发动一场政变时，将领迟早都要指出狗造成的威胁；政府和学校一次次发起运动，驱逐街上的狗，但它们依然在城里东逃西窜。它们虽然可怕，团结一致向政府挑衅，我却不得不可怜这些疯狂迷失的生灵依然死守着它们的旧地盘。
假使我们眼中的城市是黑白影像，部分原因是，我们是从西方画家留下来的版画中了解它：本地人从没画过它昔日的灿烂色彩。奥斯曼没有任何一幅绘画能顺应我们的视觉品味。当今世界上也没有任何文章或作品能教我们欣赏奥斯曼艺术或影响了它的古波斯艺术。奥斯曼的细密画家从波斯人那里获得灵感；就像古典诗人们歌颂的城市不是真实的地方，而是一个词；他们就像制图者纳苏，对这城市具有地图般的了解；他们把它看做从眼前经过的东西。甚至他们的《仪式之书》关心的也是苏丹的奴隶、臣民和他的金银财宝。这座城市不是人们居住的地方，而是透过定焦镜头观看的官方画廊。
因此杂志或教科书若需要伊斯坦布尔的旧日影像，便采用西方旅人和画家创作的黑白版画。我的同辈们往往忽略德国画家梅林以胶彩画出的色彩微妙的古伊斯坦布尔帝国，我将在稍后更多地谈到梅林。一方面听天由命，另一方面图方便，他们喜欢在容易复制的单色画中看见他们的过去，因为在凝视一幅没有色彩的影像时，他们的伤感得到了印证。
在我的童年时代，高楼大厦少之又少，夜幕降临时，城里的房屋和树木、夏日戏院、阳台和窗户的第三度空间都一抹而去，赋予城里歪斜的房舍、曲折的街道和起伏的山丘某种黑暗风采。我喜欢1839年阿罗姆旅行书中的这幅版画，画中的夜晚身负隐喻的任务。该画把黑夜描绘成某种邪恶之源，记录了伊斯坦布尔所谓的“月光文化”。就像许多人纷纷涌向海边观赏月明之夜的简单仪式，欣赏让城市避免陷入一片漆黑的满月、水面的月影、半弦月的微光或（像在这里的版画）在云层中若隐若现的月光：杀人犯也刚把灯火熄掉，以免有人看见他为非作歹。
不仅西方游客才使用暗夜之语来描述这个城市难以捉摸的神秘：如果他们对宫廷恩怨略知一二，那是因为伊斯坦布尔人也喜欢悄悄谈论受害的后宫妻妾，尸体在夜幕掩护下被偷偷运到宫墙外，带到海上，抛入金角湾。
著名的“萨拉札谋杀案”（发生在1958年，当时我还不识字，但这宗案件引起我们家，甚至是城里家家户户的恐慌，因此我对每个细节都了若指掌）采用了同样熟悉的元素。这则骇人听闻的报道加深了我对夜晚、划艇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域的黑白幻想，至今仍是噩梦的材料。我父母起初向我讲述的这名歹徒，是个穷困的年轻渔夫，但日子一长，大家便把他塑造成民间的凶煞恶鬼。他答应用他的划艇带一个妇女跟她的孩子出海，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航行，后来却决定强奸她，于是把她的孩子们扔进海中。报纸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萨拉札魔头”。而我母亲因为害怕在我们位于黑贝里亚达的夏日别墅附近撒网捕鱼的渔夫当中，可能躲着另一个杀人犯，于是禁止哥哥和我在外面玩，即使在我们自己的花园。我在噩梦中看见渔夫把孩子们扔进海浪里，孩子们的指尖死命抓住船身。我听见他们的母亲在渔夫用桨猛击他们头部时发出的惨叫声。直到现在，当我浏览伊斯坦布尔报上的谋杀案消息（我喜欢做这件事）时，仍会透过黑白影像看见这些情景。
《伊斯坦布尔》 勘探博斯普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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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札谋杀案发生后，我哥哥和我没有再跟母亲乘划艇出游。但前一年冬天，哥哥和我患百日咳时，曾有一段时间她每天带我们去博斯普鲁斯作海上游。我哥哥先病倒，我在十天后跟着病倒。生病时有些事让我很享受：母亲待我更温柔，说我爱听的让人高兴的事儿，把我最心爱的玩具拿给我。但我发觉有件事比生病本身更难以忍受，那就是不能跟家人一块儿吃饭。听刀叉杯盘的碰撞声，听大伙儿谈笑，但距离不够近，因此不晓得他们谈些什么。
我们烧退后，儿科大夫阿尔伯——有关这个男人的一切都令我们恐惧，从他的提袋到他的胡须——指示母亲每天带我们去博斯普鲁斯一次，呼吸新鲜空气。土耳其语里的“博斯普鲁斯”跟“咽喉”是同一个字，那年冬天过后，我总是把博斯普鲁斯与新鲜空气联系在一起。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当我发现博斯普鲁斯海岸的塔拉布亚——过去是个寂静的希腊渔村，如今是著名的海滨大道，两旁有餐厅和饭店——在一百多年前诗人卡瓦菲斯儿时住此地时叫做“治疗村”时，并不感到惊讶。
假使这城市诉说的是失败、毁灭、损失、伤感和贫困，博斯普鲁斯则是歌咏生命、欢乐和幸福。伊斯坦布尔的力量来自博斯普鲁斯，但早先的时候无人予以重视：他们眼中的博斯普鲁斯是水域，是风景区，而在过去两百年里，是建造夏宫的绝佳地点。几个世纪以来，她只是海岸边的一串希腊渔村，但奥斯曼名人政要们自18世纪开始在郭克苏、库屈克苏、别别喀、坎地利、鲁梅利堡垒和坎勒扎附近建造他们的夏日别墅，希望以此兴起某种奥斯曼文化，也期待伊斯坦布尔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雅骊别墅——18至19世纪期间由奥斯曼大家族建造的海边豪宅——随着共和国和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兴起，在20世纪渐渐被视作过时的身份与建筑范例。然而我们在《追忆博斯普鲁斯》里的照片、原貌重现的梅林版画、埃尔登仿建的别墅中看见的这些雅骊别墅，这些窗户高而窄、屋檐宽、有凸窗和窄烟囱的豪宅，不过就是这没落文化的影子。
1950年代，从塔克西姆广场到欸米甘的公车路线仍行经尼尚塔石。跟母亲搭公车去博斯普鲁斯时，就在我们家外头上车。
若搭电车，最后一站是别别喀，我们沿海边走一段路后，跟总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等候我们的船夫碰面，爬上他的小船。我们在划艇之间，在游船和往城里去的渡船之间，在船身结了一层贻贝的驳船和灯塔之间轻快滑行，离开别别喀湾的平静水流，迎接博斯普鲁斯的湍流，在船通过时掀起的尾波中左右摇晃，此时的我总会祈祷这些郊游能持续到永远。
在伊斯坦布尔这样一个伟大、历史悠久、孤独凄凉的城市中游走，却又能感受大海的自由，这是博斯普鲁斯海岸之行令人兴奋之处。强劲的海流推着游人向前进，令人精神焕发的海上空气中丝毫不见岸上城市的烟尘与喧嚣，游人开始觉得这儿毕竟还是享受独处、寻求自由的地方。贯穿城市中央的水道有别于阿姆斯特丹或威尼斯的运河，或是把巴黎和罗马一分为二的河流：强流穿过博斯普鲁斯海，海风和海浪随时掀动海面，海水深而黑。假如身后有海流，假如按照渡船排定的行程走，你会看见公寓楼房和昔日的雅骊别墅，阳台上看着你、品着茶的老妇人，坐落在登岸处的咖啡亭，在下水道入海处下水、在水泥地上晒太阳的只穿内衣的儿童，在岸边钓鱼的人，在私家游艇上打发时间的人，放学后沿海边走回家的学童，坐在遇上塞车的公车里眺望窗外大海的游人，蹲在码头等待渔夫的猫，你从没意识到
如此高大的树，你根本不知道的隐秘别墅和围墙花园，直入山中的窄巷，在背后隐约出现的公寓楼房，以及慢慢在远方浮现的混乱的伊斯坦布尔——它的清真寺、贫民区、桥、宣礼塔、高塔、花园以及不断增多的高楼大厦。沿博斯普鲁斯海峡而行，无论搭乘渡船、摩托艇还是划艇，等于是在观看城里的一栋栋房子，一个个街区，也等于从远方观看它的剪影，一个变化万千的海市蜃楼。
同家人到博斯普鲁斯海游览，我最大的享受是看见处处留有丰富文化的痕迹，虽受西方影响，却不失创意与活力。驻足观看某栋油漆不再的雅骊别墅及其富丽堂皇的铁门，注视另一栋别墅爬满青苔的坚固厚墙，欣赏另一栋更豪华的别墅及其窗板和精美木工，并凝视高耸于别墅上方山丘的紫荆树，走过常绿密林和几世纪之久的梧桐树遮蔽成荫的花园——即使是个小孩子，也知道一个伟大、今已消失的文明曾在此建立。而且大家告诉我，很久很久以前，像我们一样的人曾过着跟我们大不相同的奢侈生活——让跟随其后的我们更感寒酸、无力，更像乡巴佬。
自19世纪中叶起，帝国因连连战败而日渐衰弱，老城涌入大量移民，甚至于最宏伟的皇家建筑都开始现出贫穷和败落的痕迹，因此，掌管现代而西化的奥斯曼政府的达官显要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