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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水利会的做法，受到普遍的批评，凡是与水有关系的都被视为课税的对象，这是水利会的做法。尤其这里来了这个巡视员以后，这种做法更明显。他是借口要对太明种的香蕉课税。为了要把他不当的课税要求合理化，那巡视员卖弄他的小聪明的法律知识，企图使太明屈服，这原是他们那些人的常套手段。太明听了，不由得怒气涌上心头，因此便严词反驳，那巡视员碰到这有理的反驳，便知道太明跟普遍的农民不同，是强硬的对手，说了几句话便回去了。
然而有一天，太明收到一封水利会寄来的通知书，事由是有关于水池的废止与对水池的特别水租，并且为了增产，应把水池填平，改为水田。水利会指定的应缴纳特别水租是十七元五角。太明看了，哼地呻吟。以上的特别水租每年须缴纳二次，共计三十五元。但是那水池改作水田后，每年不过只能收获稻谷一千斤左右，依照公定价格，仅值九十二元五角三分而已，对此课以三分之一以上的特别水租，再加上被课普通水租，那么种田做什么呢？若再加上开垦费和地租，比买新田的费用还高。而且，那水池并非仅仅是养鱼池而已，是弥补灌溉用水不足的蓄水池，是有切实需要而作的水池。
若把水池填平，池下方的四、五甲田，将成为干干没有水的看天田。显然是水利会无视实际情形的不当要求。太明决心去水利会一趟，询问其理由。
水利会的建筑物是堂堂的二层楼房，比乡公所有气派。这全是由不当课税在吸取大众的血汗之上所筑成的，太明战战兢兢地推门进入。一个年轻的台湾人办事员出来，太明简单的说明事情。那年轻的办事员从开始便以高压的态度对待太明，他说，增产是国家的当务之急，因此无法顾及一切的事情。而不同心协力者便是非国民。他的措词虽然不同，但其口吻，平常就听饱了，那是跟命令的口吻一样。是台湾人当日本人的爪牙来苛敛诛求台湾人。而且，借非常时期的名目？？？太明觉得不能退缩，但跟这个办事员交涉无益，他就鼓起勇气，要求跟社长见面。
社长以前当过乡下郡守，五十开外的人，身体硬朗的好好先生，跟那年轻的办事员不同，看来通情达理些，太明详细说明有关土地的事情和水池的原委。这些话无论谁听了都会同意的，条理分明的陈情。社长‘嗯，嗯’的听着，他说，增产计画是展望将来的方案，即使土地状况不适于改作水田，但还是有缴纳水租的义务，显露出有点妥协的意思。可是太明又把意见转到本质论上批评到水利会的做法，触怒了那社长，他的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并且撤回前言，坚持一定要填没水池。太明了解自己不应该触怒他，但他相信自己所说的话没有错，不愿意委屈自己去迎合对方。
两人终于各自说得情绪激昂起来了。
那社长甚至说，为了遂行当局的方针，纵然水池下方的田都变成无水灌溉的看天田也在所不计。至此已没有妥协的余地了。这分明是一句暴言。太明毅然决然的从坐着的椅子站起来。或许为太明的气魄压到的吧，社长叫住太明，自动妥协的说，只缴纳水租，并且在一两年内水池仍然可以蓄水。多么的狡猾，讨价还价，那么何不一开始就说要这样处置呢？这也是政府机关处理事情的心理吗？太明愕然。他走出水利会建筑物，看见其后面有七、八户相当好的宿舍。那是水利会的职员宿舍。从里面传出留声机唱片播放的目下咖啡馆流行的，低级趣味的日本流行歌。
‘以水租之名由民众身上榨取的血汗，结果是注入这种事。’太明这样想着，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愤怒。他抬起那因为愤怒而发热的视线，看到浴着微弱的冬阳，掠过大雪山顶上那白云的来去，似乎也有点孕育着不稳的气候。
＿生
母亲之死
战争时的一年相当于平时的一百年。以平时所见不到的激烈的速度与压力，一切的事物都在改变着。连植根于台湾人的历史与传统的种种风俗或习惯也不能例外。首先，义民庙的拜拜改变了。以往每年到了七月中元节，十四乡的居民聚集，供上一千多头的牺牲猪，使数万民众狂热的榜寮义民庙的大拜拜，今年连台湾歌仔戏也不能上演，像火熄了一样。还有旧历改为新历，太明的家也与村人同步调，迎接非常时期的新历的新年。那是没有情绪的，仅是形式的过新年。他母亲阿茶只过新历年意犹不足，到了旧历过年，她念念不忘又私下做了年糕，再一次祭拜祖先和妈祖。
又在高喊增产声中，到了插秧的时期了，因为当局励行插秧要‘正条密植’，取缔严厉。由于没有励行正条密植，而被传去挨警察申斥的农民前仆后继。被叫去的农民，要罚跪水泥地上一小时以上，还被打耳光。尽管如此处罚，农民与巡察的技术人员，或乡公所的职员之间，还是不断发生争执。例如因为励行正条密植，插秧的间隔用尺测量，若没有按照规格：纵二十一公分，横二十公分，检查人员使挑剔、指责。
例如有一个老农，同一的田，从童年时一直种到七十岁了，凭他自己的经验，他知道最适当的而收获量也最多的插秧法，因此他不改变，但巡察人员用尺测量后说，不合规定而挑剔。
老农便说明，从他的经验中得来的方法没错，上田和下田不同，因此不能一律如规定的插秧，还有通风不良的低洼地，如果过于密植，出穗时容易发生稻热病，以及若没有适当的间隔，稻茎生长不粗等的情形，希望能够按照他自己的经验插秧。太明正巧为这个老农当通绎，觉得老农的话说得有道理，但乡公所的人不听老农说的话。
‘不行不行，不照规定绝对不行，重新插秧，否则明天到乡公所来！’最后是这样威胁。他们只知道要农民依照规定，实际如何无所谓，硬要把一切纳入规定的铸型中才行，即使因此而出现减产的结果也不顾……老农对于官员的这种石头脑袋非常气愤：‘你娘的……’他嘟囔着，咋舌，把犁放入田中挥鞭：“呵伊，嘘嘘‘的赶着牛，把一列一列整齐地刚插好稻秧，让牛惨不忍睹地践踏倒。老农因为慑于官员的命令，不得不把自己费劳力刚插好的稻秧，自己用犁头铲除，太明想到老农难受的心情，非常同情。官员们看了，这才同意：’好，我们回去吧！‘临走时对于这样的对待老农，官员也觉得尴尬，便对太明讨好似的说：’老头子的脑筋顽固，这方面年轻人就容易了解。‘在严厉的取缔下，所有的稻田，纵横都按照规格整然如棋盘一样被统一了，使当局满意。但结果显然并没有达到增产的效果。尽管如此，当局依然固执于在桌子上计算出来的增产目标，因为实际的收获量未达到，便怪到农民头上，农民对于这过大的要求叫苦连天。而这增产的要求，以更加严厉的形式，压在农民身上来。突然，台湾被分配到应提供一百万石的米，这提供米的运动开始了。
在农民之间有一句：“四五九月人情断绝‘的谚语。在农村里四、五、九月经济枯竭，所以人情淡薄。农民插秧后，应支付的费用都支付了，然后便期待着收获，灌溉、除草、撙节度日，盼望着收获的时期，四、五月的田圃放眼望去一片青青，是对于未来的收获孕育着希望的月份，但生计是苦的。而且，丰收歉收全赖天候而定，所以农民关切天候，祈祷不要有暴风雨，他们翘首而待收获之时。就在这样的农民头上，突然下达了供出一百万石米的命令。街上的人已都在谈论这件事，而当事的农村却还没让他们详细知道，因此蒙受最大牺牲的农民，尚不知道其实情。不过，随着街上传说的各种消息，农村不安的空气也展开了。
有一天太明在花生田里除草，附近的三、四个农民聚集来，说起了有关供米运动街上所传的流言。
‘听说街上已买不到米了，米店都空空无米。’其中有人说，米总是不够的，有人说，别的地方一定可以买到米，有各种意见。但米粮的问题已开始急迫了，显然已是没有怀疑之余地的事实。这天晚上，太明的母亲阿茶说，最近村子里频频被偷窃番薯。太明听了，认为这和米不足有关系，便把白天在花生田里听到的话告诉母亲。
阿茶听了说：‘这怎么办呢！不过，太明，你阿公在生时经常说，年年防饥，夜夜防盗，他不曝露稻谷，一定收藏好，晚上还要检视外门。尤其是晚年，为了以备万一，每年蓄存着很多米。阿母也跟阿公学了这种习惯，所以我们家里没问题啦。’然后，她又说起阿公的祖先时代，在中国闹大饥馑时的情形，由于发生暴动，看到有炊烟的地方，暴徒必来抢。但阿公的祖父，从那年的收获便预料到会有饥馑，对于四、五、九月的粮食事先有准备，他把稻谷混合赤土做成‘土角’（混土砖瑰），堆积在墙壁边，暴徒们屡次来抢，都没有被发现顺利避了难。但是，无米的情形，还是使阿茶担心，她低声问太明：‘可是太明，这种情形，真的要怎么办呢？’太明说，朝鲜和北九州的歉收是事实，但日本的政治和昔日的唐山（中国）不同，不致于招来饥馑，这样的说明以使母亲安心，但他母亲还是显出不安的样子。
翌日，当保正的志刚从‘供应粮食报告会议’开会后回来，向村人传达会议的结果，议决：每人每日配给一合米（合：容量单位，十合为一升），其余的米谷全部供出，拒绝者便是非国民，要受严罚。志刚的传达，立刻引起村人的恐慌。各人绞尽智慧，有人要提供一部份粮食，其余的设法私藏着，有人要把米磨成粉，或做年糕，有人要把米蒸熟晒成饭干，有人埋在地下，有人藏在池里，大费周章，但个人为了一家的安全之计，没有办法不得不这样做。太明一个人超然，但阿茶和其他的村人一样用种种方法藏匿粮食。
过了四、五天，搜索队也到太明的村落来了。村民战战兢兢，心里祈求妈祖或义民庙的神明保佑。而胆子大的人，派人守望着，而把粮食搬移到树林或竹林里藏着，却显出若无其事的神情，这种大批私藏粮食的人，讽刺的是却逃过搜索之网。
太明的家被搜索时，起先没有被发现什么，最后乡公所的一个官员说：‘那堆放番薯的地方十分可疑。’阿茶听了，脸变成土色。
于是一个青年团员，毫不客气地走到那堆番薯旁边去搜索。
‘有啦，有啦！’他高兴的发出声音，大家的视线都一齐集中于那里。青年团员得意的把搜出来的一个石油罐，高高举起来给大家看，很沉重，内容是什么很明显，乡公所官员恨恨的以客家话骂了一句：‘不知死，非国民！’于是一行人把石油罐的搜得物意气扬扬地搬走了。他母亲阿茶从最初的恐惧恢复过来，突然绝望地大胆起来了：‘呃，白昼土匪！’她的声音虽然低，但是充满憎恨的尖声，搬石油罐的青年团员表情霍地变了，但那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被说中了的，一瞬的狼狈似的。
搬石油罐的青年团员就那样默默的走了，乡公所的官员对身为保正的志刚嘟喃了几句什么。
当晚志刚来，激烈地诘难母亲。太明在旁边听着忍不住袒护的说：‘阿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