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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步——走！”
父亲失声痛哭。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见他哭泣，我一直认为他不会哭。母亲走着，脸上就像戴着一只面罩，她一声不吭，若有所思。我看了看自己的小妹兹波罗，她的一头金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胳膊上挎着一件红上衣—— 一个七岁的小姑娘。她不堪重负，却咬紧牙关，因为她知道抱怨没有用处。警察们挥动着警棍喊道：“快点！”我已经没了力气，刚一上路，就觉得腿软体虚……
“快点！快点！走，你们这群懒鬼，废物！”匈牙利警察在嚎叫。
那时我才开始憎恶他们，我的憎恶一直延续到今天。他们是最先压迫我们的人，他们最先暴露出地狱和死亡的面孔。
他们命令我们跑步，我们不得不跑。难道他们认为我们全都是身强体壮的人？市民们站在窗子后面，隔着百叶窗注视着我们。
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我们扔下行囊，倒在地上。
“噢，上帝呀，宇宙的主人！你胸怀博大，可怜可怜我们吧……”
小犹太区。三天前这里还住着人家。但现在，他们的东西被我们使用着。他们被驱逐了。我们忘记了有关他们的一切。
这儿比大犹太区乱。显而易见，原先的居民是被突然带走的。我参观了曼德尔叔叔一家人住过的房间。桌子上有半碗汤，有一个准备烤面包的生面团，地板上到处都是书。我叔叔想把它们带走吗？
我们在这里定居了（怎么会用这样的字眼！）。我去找柴禾，姐姐去生火。母亲虽然筋疲力尽，还是准备去做饭。
她不断重复着：咱们不能屈服，不能屈服。
大家的情绪没有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我们开始适应变化。有人甚至说了些鼓劲的话。他们说，德国人没有时间驱逐我们……被押走的人太悲惨了，太晚了。至于我们，他们或许会让我们依靠这点可怜的东西活到战争结束。
犹太区没有警卫，人们可以随意出入。玛莉亚原先是我家的保姆，她来看我们，抽泣着恳求我们到她的村子里，她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地。
我父亲不肯，他对我和两个姐姐说：“要去你们去。我和你们的妈妈和小妹留在这里……”
我们当然不愿分开。
夜。谁都没有祈祷，谁不希望夜晚尽快逝去。我们被一场大火炙烤着，群星是大火迸出的火星。当大火最终熄灭时，除了死寂的星星和茫然的眼睛外，苍穹上什么都不会留下。
我们无事可做，只能上床睡觉。床的主人或许正在途中跋涉，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我们需要休息，恢复元气。
天亮后，低落的情绪有所缓解。人们恢复了少许信心，七嘴八舌议论道：
“谁知道呢？他们把我们弄走说不定是为我们好。前线越来越近，很快就能听到枪炮声了。老百姓肯定得撤离……”
“他们怕我们参加游击队……”
“据我看，押解出境不过是一场闹剧。别笑！他们是想偷咱们的贵重物品和珠宝。他们知道咱们把东西埋起来了，要想得到它们，就得自己动手挖。让主人们外出度假，动起手来才比较便利……”
度假！
人们就这样打发时光，谁都不相信这种话。这几天我们过得还算愉快，比较平静。大家都合得来。富人与穷人，显要人物与普通人，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差别了。我们都是遇到相同命运的一群人，尽管这种命运还仍然前途未卜。
星期六是休息日，这天也被确定为我们的流放日。
头天晚上，我们坐在一起共进传统的星期五晚餐。我们对着面饼和酒，颂了传统的祝福辞，然后默默吃饭。我们感觉到，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聚餐。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不断回忆着陈年旧事。
黎明时分，我们聚在街上，准备离去。这一回，匈牙利警察没有露面，他们同意一切由犹太管委会打理。
我们朝犹太教堂走去，仿佛遗弃了自己的镇子。但是，昔日的朋友们很可能藏在百叶窗后面，时机一到就抢劫我们的家园。
教堂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车站，到处都是行李和眼泪。祭坛被砸烂了，帷幔被撕碎了，墙皮裸露出来。我们的人太多了，多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我们在里面呆了整整二十四小时，这段时光太可怕了。男人们呆在楼下，女人们呆在楼上。这一天是星期六——安息日——我们好像是来参加宗教仪式的，但是，谁都不许出去。人们不得不在角落里大小便。
第二天早晨，我们朝火车站走去，一列装运牲口的列车等候在车站上。我们在匈牙利警察的监督下登上列车，每节车厢挤进八十人。他们给我们递了一些面包，还有几桶水。他们检查车窗上的横木钉得紧不紧。所有车厢都被密封起来，每节车厢指定了一个负责人。要是有人逃跑，这个人就会被枪毙。
两个盖世太保军官沿着月台昂首而行，面带微笑，一切都很周详，一切都很顺利。空气中传来尖厉的汽笛声。车轮扎扎滚动，我们出发了。
空间狭小，不用说躺下了，连坐下都很困难，于是大家只好轮流坐。车厢里空气凝滞。少数人运气好，靠在车窗旁，只有他们才能看见繁花盛开的田野向车后飞逝而去。
行进了两天，人们渴得难以忍受，热得难以忍受。
有些年轻人熬不住了，他们已经不顾日常禁忌，在黑暗的遮掩
下相互抚摸，全然不顾别人怎么想，就像世界上只剩下他们自己了，别人也只好假装没看见。
虽然还有一些剩余的食物，但我们从来没吃饱过，我们的原则是节省，留待明天，因为明天可能更糟糕。
列车在卡沙停下，卡沙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小城。我们这才知道已经出了匈牙利，不由得睁大眼睛，但一切都太迟了。
车厢的门被推开。一个德国军官跨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匈牙利中尉，是翻译。
“从现在起，你们受德国军队管辖。谁还有黄金、白银和手表，马上交出来，只要我们发现有人私带这些物品，立即当场枪毙；第二，谁要是生病了，立即到医疗车报告。完了。”
匈牙利军官端着一只篮子在人群中走了一圈，有人怕倒霉，交出了最后一点儿私产。
“车厢里有八十个人，”德国军官补充道，“只要有一个人逃跑，就把你们像狗一样全都枪毙掉。”
两个人走了。“哐当”一声，车门关严了。我们被绞索套住，紧紧套在脖子上。车门被钉死了，没有出路，这辆严锁的牲口车就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中间有一个女人，沙什特太太，她五十多岁，带着一个十岁的儿子，蜷缩在角落里。阴差阳错，她丈夫和两个大儿子随第一批人走了。她因为骨肉分离而痛不欲生。
我很了解她，她性情安静，但神经紧张，眼光锐利。她常来我家做客，她丈夫是一个虔诚的人，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书房里，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她是她们家里的顶梁柱。
沙什特太太精神错乱，上路的头一天就开始呻吟，不断询问为什么要把她和家人分开。后来，她抽泣、叫喊，歇斯底里。
第三天夜晚，我们都睡着了，有些人坐着，相互依偎，有些人站着。突然一阵尖厉的叫声，划破了沉寂。
“火！我看见火了！我看见火了！”
人们一阵躁动。谁在喊？是沙什特太太！她站在车厢中间，在窗外幽光的映照下，像麦地里饱受摧残的树。她指着车窗外面嚎叫：
“看！着火了！可怕的火！可怜可怜我吧！”
有人贴着车窗的横木朝外看。外面黑黢黢一片，什么都看不见。
过了很久，我们才从残酷的惊醒中回过神来。车轮的每次滚动都让我们浑身发抖，就像脚下出现一道深渊，张开了血盆大口。我们无法熨平内心的悲痛，只能相互安慰：“她疯了，可怜的女人……”
有人把一块湿布放在她的额头上，但她继续叫喊：
“火！我看见火了！”
她的小儿子在哭泣，拽着她的裙子，想抓住她的手：“什么都没有，妈妈！什么都没有……请坐下来……”他让我深感痛苦，比她妈妈的叫声还让我痛苦。
有些女人想让她安静下来：“你会看见的，会找到丈夫和儿子的……过几天就会……”
她继续大喊大叫，一阵阵抽泣：“犹太人呀，听我说，”她喊道，“我看见火了！我看见烈火了，蒸腾的烈火！”
她着了魔，就像邪恶的鬼魅钻进了她的躯壳。
我们尽量劝她，既是劝慰她，也是为安抚自己，让自己喘口气：“她产生了幻觉，因为太渴了，可怜的女人……所以她才说大火在吞噬她……”
但一切都是徒然，我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我们的神经几近崩溃，皮肤一阵阵发紧。疯狂好像传染了所有人！我们放弃了。几个年轻人强迫她坐下，把她捆起来，用东西塞住她的嘴。
车厢里安静下来。小男孩坐在妈妈身旁哭泣。火车在夜幕中继续行进，车轮与铁轨相互摩擦，发出有节奏的铿锵声，我听着轮毂的声音，又能正常喘气了，又能打盹、休息、做梦了。
就这样过了一两个小时。又一声嘶叫让人悚然心惊，那女人挣脱了绳索，喊声更大：
“看，火！看，大火！到处都是大火……”
几个年轻人再次将她捆住，塞住她的嘴，还揍她。人们发出了赞许的喊声：“让她安静！让那个疯子闭嘴！这里不光只有她自己……”
她的头部挨了几下致命的重击。她儿子死死地抓住她，一声都不吭，他不再哭泣。
那个夜晚好像无涯无际。直到破晓时分，沙什特太太才安静下来。她蜷缩在角落里，目光呆滞，盲视着远方，不再看我们。
整整一天，她都这样默默无语，心绪茫然，周围虽然都是人，她却孤苦零丁。到了晚上，她又开始大喊大叫：
“火！在那儿！”
她指着远方，总是指同一个地方。谁都不想再打她了。闷热、焦渴、恶臭，空气凝滞，令人窒息，但同她的尖厉的叫声相比，反倒算不上什么。再熬几天，也许大家都会像她那样厉声尖叫了。
火车终于进站了，靠窗子的人读出了站名：
“奥斯维辛。”
谁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火车停了。下午过得很慢。后来，车门开了，警卫允许两个人去打水。
他们回来后告诉大家，他们用一只金表换来一条消息，这儿就是目的地，我们要下车了。这儿有一座劳工集中营，条件不错，家人不会被强行拆散，但年轻人得到工厂干活，老人和病号到田里干活。
大家信心倍增，我们突然自由了，从昨夜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感谢上帝！
沙什特太太依然蜷缩在角落里，默不作声，一点也不为周围的乐观气氛所动。小儿子搓着她的手。
黄昏时分，车厢里暗了下来，我们把剩余的食物全吃光了。晚上十点，大家都想挤个地方小睡片刻。我们很快打起盹来。突然：
“看呀，火！看呀，着火了！就在那边！”
我们霍然警醒，再次冲到车窗旁。刹那间，我们相信她了。但是，外面漆黑一片，什么都没有。我们又回到各自的地方，羞愧难当，恐惧感却油然而生。她又嚎叫，也因此又挨打，人们费了很大劲才让她安静下来。
一个德国军官在月台上逡巡，我们这节车厢的负责人叫住他，请他把女病人转移到医疗车厢里。
“耐心，”德国人答道，“要耐心点！很快就会把她弄走。”
大约十一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