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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劝告太晚了，我已经吃光了。他没有动自己那份晚餐。
“我，我不饿。”他说。
我们在奥斯维辛呆了整整三星期，无事可做，经常睡觉，下午睡，晚上还睡。
我们的目的之一是不要被送走，尽可能留在这里。这并不难，只要不签字，不说自己是熟练技工就行。没有一技之长的人会一直呆下去，呆到底。
第三周初，我们的头儿被撤了，因为他太人道。新来的头儿凶神恶煞似的，几个助手都是十足的恶棍。好日子结束了！我们很困惑，不明白是否应当被挑走，与第二批人一起走，那样或许更好些。
斯泰恩，来自安特卫普的亲戚，不时来看我们，他常常把自己的半份面包拿给我们。
“拿着，这是给你的，埃利扎。”
他每次来，冰冷的脸上都挂着泪花。他总是对父亲说：
“照顾好您的儿子，他太弱了，都脱水了。要照顾好自己，你们千万不要让他们挑走。能吃就吃！什么都得吃，任何时候都得吃，能吃什么就吃什么。在这儿，体质虚弱的人是活不长的……”
但他自己瘦骨嶙峋，枯萎虚弱……
“我活下去的惟一理由，”他总是说，“就是想知道瑞泽尔和小东西们是不是还活着。要不是为他们，我早就一了百了了。”
一天晚上他过来看我们，满脸都是喜色。
“刚从安特卫普押来一批人，明天我就去看他们，他们肯定有消息……”
他走了。
我们再也没见到他。他得到了消息——真实消息。
晚上，我们躺在简易床上，有时哼几段哈西迪小调。阿吉巴？杜马常用深沉、严肃的低音讲一些令人心碎的往事。
有人提起上帝，提起上帝神秘的行事方式，犹太人的罪恶，赎罪日的到来。至于我，我已不再祈祷。我赞同约伯约伯是《圣经》中的人物，备历危难，坚信上帝。精神，不否认他的存在，但是我怀疑他是否绝对公道。
阿吉巴？杜马说：“上帝在考验我们。他要看一看我们能不能战胜卑贱的本性，能不能杀死心中的撒旦。我们没权力自暴自弃。他要是无情地惩罚我们，那意味着更爱我们……”
赫什？格努德精通奥秘教义，他谈到了世界的末日和弥赛亚的到来。
在谈话中，一个念头不时浮上我的心田：妈妈现在何处？兹波罗在什么地方？
“你妈妈还是个年轻女人，”有一次父亲说，“她肯定在劳动营里；兹波罗也是大姑娘了，她也一定在劳动营里……”
我们当然愿意相信这一切。我们这样假定，但是我们相信的依据何在？
所有熟练技工都被送到其他集中营，只有我们几百个简单劳力留了下来。
“今天轮到你们了，”楼房秘书宣布，“你们与下一批人一起走。”
十点钟，我们领了当天的面包。十几个党卫军站在我们四周。大门上的标牌说劳动意味着自由。他们清点人数，我们站在院子里，道路上阳光灿烂，天上飘着一片片白色的浮云。
我们走得很慢，卫兵们也从容不迫，我们很高兴。当我们经过一些村庄时，许多德国人看着我们，一点都不感到惊奇。毫无疑问，他们见过不少这样的队伍……
我们在途中见到一些德国姑娘，警卫们与她们打情骂俏，姑娘们“咯咯咯”地笑。她们听任别人亲吻、搔痒，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他们全都放声大笑，开心取乐，相互传递爱情字条。至少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受到打骂。
四小时后，我们到了新集中营：布纳。铁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
集中营就像遭到一场流行病的袭击，空空荡荡，死气沉沉，只有几个“穿着得体”的囚徒在楼群中间徜徉。当然了，我们首先得淋浴，集中营的主管在浴室旁等着我们。他很健壮，宽肩膀，牛脖子，厚嘴唇，卷头发，看上去挺和蔼，灰蓝色的眸子不时闪出一丝笑意。我们这批人中有几个十一二岁的人，军官对他们很有兴趣，命令拿东西给他们吃。
我们发了新衣服，住进两个帐篷里。我们在那里等候分配，编入不同的劳动队，然后分到某座楼里。
傍晚，劳动队从工地回来了。点完名，我们开始寻找相识，向“老资格”们打听哪个劳动队最好，应当去哪座楼。囚徒们一致认为：
“布纳是个好集中营，人们能保持体面，最好不要分到建筑队……”
我们好像可以随意挑选似的……
管我们那个帐篷的是一个德国人，长着一张屠夫脸，厚嘴唇，两只手就像狼爪子。集中营的伙食看来很合他的胃口，他很胖，胖得几乎走不动路。他与集中营主管一样，喜欢小孩儿。我们刚一到，他就叫人给孩子们拿面包，还有汤和麦淇淋（其实，这种感情不是出于利他主义，我后来才知道，这里的同性恋者们一直拿孩子做交易）。
“你们将和我一起呆三天，隔离检疫。而后，你们就得干活。明天体检。”
他的助手—— 一个相貌粗俗的男孩，眼珠子滴溜溜转——朝我走来：
“你想进一个好劳动队吗？”
“当然，但是，我要和我父亲在一起。”
“没问题，”他说，“我能安排。但是，你得做点儿施舍：你的鞋。我会给你换一双。”
我拒绝给他鞋。我一无所有，只剩这双鞋了。
“我还可以给你一份带麦淇淋的面包……”
他喜欢我的鞋，我却舍不得。后来，他还是把鞋拿走了，但什么都没给我。
体检是在露天进行的，第二天一早，来了三个医生，他们坐在凳子上。
第一个医生什么都没检查，只问我：“健康吗？”
谁敢说自己有病？
牙医却好像比较细心，他要我张开嘴。实际上，他不是看人们有没有坏牙，而是看有没有金牙。谁镶了金牙，就把谁的号码记下来。我有一颗包金牙……
头三天很快过去了。到了第四天，我们在帐篷前排队时，突然来了几个囚头，是来挑人的：“你……你……你……”他们伸手东指西指，像挑选牲口或商品似的。
我们跟着一个年轻囚头，他叫我们在第一座楼门口站住，那儿离集中营大门很近，是管弦乐队的楼。他挥手让我们进去，我们十分惊讶：难道要我们与音乐打交道吗？
乐队在演奏进行曲，他们总是演奏进行曲。几十个劳动队和着音乐，踏着节拍，朝工地走去。囚头们喊着口号：
“一二一，一二一。”
党卫军拿着笔，记录离去囚徒的人数。乐队继续演奏同样的乐曲，直到最后一支劳动队走过去。然后，指挥棒停下来，乐队不再演奏。囚头吼了一声：
“列队！”
我们与乐师们一起站队，五人一列。我们离开了集中营，没有音乐，但步伐整齐，耳畔依然回荡着进行曲的余音。
“一二一，一二一！”
我们与身边的人，也就是乐师们，交谈起来。他们差不多全是犹太人。朱利克是波兰人，戴着一副眼镜，苍白的脸上挂着愤世嫉俗的微笑。路易斯出生在荷兰，是有名的小提琴家，他抱怨说集中营里禁止演奏贝多芬的音乐：犹太人不许演奏德国音乐。汉斯来自柏林，很年轻，很机智。工头是波兰人，叫佛莱尼克，以前是华沙的学生。
朱利克对我说：“我们在电料库里干活，离这儿不远。工作不难，也没什么危险。只是囚头埃戴克，有时会无缘无故地发疯，你最好离他远点儿。”
“你很幸运，小家伙，”汉斯说，脸上挂着微笑，“你进了一个不错的劳动队……”
十分钟后，我们站在仓库前。一个德国雇员，是个平民——我们叫他meistermeister是德语，意思是“主人，师傅”。——来见我们。他打量着我们，就像店铺老板打量一堆刚送来的破布。
我们的同志讲得对——工作不难。我们坐在地上，数螺栓、灯泡和形形色色的电工零件。囚头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讲这份工作如何重要，并警告我们，谁要是偷懒，就会受到惩罚。新同志告诉我：“别担心。当着meister的面，他必须这样讲话。”
这儿有许多波兰人，还有几个法国女人。女人们默不作声，用眼睛问候乐师们。
工头佛兰尼克让我到一个角落去：“别找死！不必着急！要小心。别让党卫军逮着你。”
“先生……请让我挨着我父亲。”
“好吧。让你父亲到这儿干，挨着你。”
我们很幸运。
分到我们这个组的还有两个男孩。一个叫约西，一个叫台比，是哥俩，从捷克斯洛伐克来的，他们的父母在伯肯诺被杀害了。他们像灵与肉一样相依为命。
我和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他们参加过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能唱许多希伯莱歌曲。所以，我们有时会哼一些小曲，那些歌曲让人想起静静流淌的约旦河水和神圣美丽的耶路撒冷。我们还经常谈到巴勒斯坦。他们的父母与我的父母一样，虽然有时间逃脱，却没有勇气卖掉一切，移居他方。我们决心，只要活到解放那天，决不在欧洲多呆一天，我们将登上驶往海法海法
是以色列的港城。的第一条船。
阿吉巴？杜马依然沉浸在奥秘教义中，他在《圣经》里找到一首诗，把它转译成数字，并根据数字预测距离解放还有几个星期。
我们从帐篷迁到乐师们住的楼里。现在，我们每人有一条毯子，一个洗脸盆，一条肥皂。楼长是一个德国籍犹太人。
我们喜欢犹太人当首领。他叫阿尔封斯，很年轻，但脸皮皱巴得令人吃惊。他全心全意维护着“自己”这座楼。有些年轻人体质虚弱，把多吃一点东西看得比自由还重要，只要可能，他就为他们“拼凑”一大锅汤。
一天，我们刚从仓库回来，楼房秘书就叫住我。
“你是a—7713吗？”
“我是。”
“吃完饭，你到牙医那儿去。”
“但是……我的牙不疼……”
“吃完饭就去！别耽误。”
我去了医疗楼。门口有二十几个囚徒在排队等候，没过多久，我们明白了要我们来的原因：他们要拔掉我们的金牙。
牙医是个犹太人，来自捷克斯洛伐克。他那张脸就像死亡面具，只要一张嘴，人们就能看见一幅可怕的景象：满口黄色的坏牙。我坐在椅子上，谦卑地问道：
“您要做什么，先生？”
“我要取下你金牙套，就这样。”他漠然道。
我突然想起装病：
“能不能等几天，先生？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感冒了……”
他蹙着眉头，想了片刻，试了试我的脉搏。
“好吧，孩子。感觉好时再来找我，但是，不要等我叫你。”
一星期后我去找他，用同样的借口应付他：我还是感觉不舒服。他似乎一点儿都不奇怪，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我。但他好像很高兴，因为我没等他召唤，就如约回来了。他允许我再耽搁几天。
几天后，牙医办公室关闭了。他被投入监狱，可能要被绞死。有人说他拿囚徒的金牙做交易，为自己捞好处。我不可怜他，反而因为他倒了霉而沾沾自喜。我的金牙套保住了，说不定哪天就能派上用场，换面包，或换几天生命。对我来说，当时最重要的莫过于每天能喝上一碗汤，吃到味道陈腐的面包，甚至面包渣。面包和汤——这就是我的全部生命。我只不过是一具躯壳而已，甚至连躯壳都不如，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胃。我完全靠胃计算时间。
我在仓库里干活时经常挨着一个法国女人，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