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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见的人更容易一些，因为他没有责任。但是，作为一个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我必须权衡各种意见并作出决定，而且还要预料到来自像我自己这样的反对者的批评。
群众运动在南非是危险的。在这里，非洲人举行罢工是犯罪，言论自由和运动的权利被无情地剥夺。举行罢工，一个非洲人不但要承担丢掉工作的危险，而且还要承担丢掉他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危险，甚至还会丢掉他在本地居住的权利。根据我的经验，政治性罢工要比经济性罢工更危险。因为出于政治上的不满而举行的罢工与因为一个明确的、诸如要求提高工资或减少劳动时间而举行的罢工相比，是一种更危险的活动，需要特别有效的组织。国庆抗议日正是一次政治性罢工，而不是一次经济性罢工。
在酝酿7月26日大罢工中，瓦尔特走遍了全国，征求各地领导人的意见。在他外出期间，我主持繁忙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这里是组织这次全国性大罢工的指挥中心。每天，各种各样的领导人都到该办公室了解按计划准备这次罢工的进展情况。他们有：达杜医生、迪利泽穆吉、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j。b。马科斯、玉苏福凯查利亚和他的弟弟毛尔伟、行动委员会书记高尔瑞德贝、迈克尔哈迈尔、皮特拉宝罗、库恩撒托英特拉纳。我负责协调全国各地的行动，与各地领导人保持电话联系。我们一点闲空都没有，匆匆忙忙地做着各种谋划。
国庆抗议日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尝试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政治性大罢工，也是一次恰到好处的、成功的大罢工。在城市里，多数工人都待在家里，黑人经营的商店和公司都关门停止营业。在贝索尔，后来成为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的格特西班德领导了5000人的游行队伍，这次活动成为全国各大报纸的重要新闻。国庆抗议日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使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给马伦政府传递了一个警示：我们不会在种族隔离面前一直保持被动。因此，7月26日成为自由斗争中的一个里程碑。在解放运动中，它被看作是自由日。
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我感觉到一种由于计划周密而取得对敌斗争胜利迸发出来的兴奋感和与可怕的敌人斗争中产生的同志情谊。
我正在学习的斗争是非常耗费精力的。如果一个人投身于斗争中，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家庭生活的人。在准备国庆抗议日期间，我的第二个儿子马卡托莱瓦尼卡出生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正陪着艾韦琳住在医院里。但是，这仅仅是一段短暂的日常休息时间。他的名字来源于两个伟大人物：一个是自1917年到1924年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二任主席的赛法库马宝高马卡托中的马卡托，一个是赞比亚主席莱瓦尼卡。马卡托是一个佩迪酋长的儿子，他曾经带领志愿者反对不允许非洲人在比勒陀利亚人行道上行走的种族歧视性法令，他的名字对我来说是胆识和勇气的象征。
在国庆抗议日的准备期间，有一天我太太告诉我，我当时只有五岁的大儿子泰姆比问她：我爹住在哪里？我一直是深夜他已入睡的时候才回到家里，第二天他还没醒我就早早地离开了家。我不想离开我的孩子，在那些日子里，我十分想念他们，不知不觉我竟然几十天没和他们在一起。
在那些日子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我长期坚持反对共产党的立场发生了动摇。共产党的总书记、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摩西考塔尼经常深夜来我家，我们常常一直辩论到第二天早上。考塔尼头脑清醒，自学成才，是德兰士瓦省一位农民的儿子。他说：纳尔逊，你为什么反对我们？我们都反对同样的敌人，我们不想独揽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权力，我们也是为非洲民族主义而工作。最后，我无法找到理由反驳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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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24节：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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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与考塔尼、伊斯梅尔弥尔和鲁思佛斯特之间的友情和我对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的观察，我越来越难找到对共产党抱有偏见的正当理由。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像j。b。马科斯、埃德温莫福参亚纳、旦图鲁麦和大卫博帕佩这样的共产党人比别人更埋头苦干、努力工作，他们作为伟大的自由战士是无懈可击的。达杜医生，1946年抵抗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作为一个争取人权的战士而起到的作用使他成为各个团体组织的英雄。我不能再怀疑这些人的诚意。
即使我不再怀疑他们的献身精神，但是我仍然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从哲学和实践角度提出问题。然而，我对马克思主义又知之甚少。在与我的共产主义朋友开展的政治讨论中，我常常由于对他们的理论的无知而陷入尴尬的境地。我决定改变这种状况。
我找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全套著作，探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理。我没有时间认真研究这些著作。虽然我对《共产党宣言》产生了兴趣，但是研读《资本论》却让我疲惫不堪。不过，无阶级社会的思想却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认为，这种思想与非洲传统思想很相似。在非洲传统思想中，生活是共同享受的，财产是共有的。我赞成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它既简单明了又慷慨无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辩证唯物主义似乎既是驱赶种族压迫黑暗的明灯，又是用来结束种族压迫的工具。我认识到要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通过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去认识形势。因为，如果我们的斗争要取得胜利，我们必须超越黑人和白人的概念。我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总是倾向于相信我能证实的东西。我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的唯物主义分析很有道理。商品价值是由进入该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这个思想特别适合南非。统治阶级支付给非洲劳工仅供生存的工资，然后在商品成本中增加价值，这种增加的价值被他们自己留下了。
马克思主义号召采取革命行动像音乐一样响彻在自由战士的耳旁。他关于通过斗争取得历史进步和革命飞跃中发生变化的思想同样富有感染力。在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一个政治家解决面临的问题是很有针对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苏联特别支持许多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就是我为什么改变对共产党人的看法、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欢迎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其组织的立场的另一个原因。
有一个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能在坚持非洲民族主义的同时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我来说，这并不矛盾。我首先是一个为我们从少数统治者那里解放出来而战、为控制自己命运的权利而战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但同时，南非和非洲大陆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问题除了显明性和特殊性之外并不是独有的问题。因此，一个把问题置于世界范围和历史过程之内进行研究的思想是有价值的。我愿意使用一切必要的方式、方法加速清除人类偏见，加速结束沙文主义的、暴力的民族主义。我不必要为了同他们一道工作而成为一个共产党人。我发现，非洲民族主义者和非洲共产主义者应当更多地加强团结，而不是加深分裂。悲观主义者总是说共产主义者正在利用我们，但是又有谁说我们不是在利用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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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25节：斗争是我的生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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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是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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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以西大约四英里，在露出地面的岩石上坐落着非洲人城镇索非亚顿。该城镇最伟大的朋友之一特瑞弗赫德尔森老爹曾经把它比作意大利的一座山城。在距离不远的地方看去，那里确实有许多漂亮的东西：彼此相隔很近的红顶房屋、袅袅升入粉红色天空的炊烟、高耸云霄的橡胶树，但近距离则只能看到贫穷和悲惨。在这种贫穷和悲惨中，在索非亚顿居住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那里街道狭窄，并且是土路，街道两旁都是拥挤不堪的简陋小房。
索非亚顿是西城区的一部分，同属西城区的还有马丁代尔和纽克莱尔。这个区原本被划为白人区，一家房地产商在这里为白人买主建造了许多房子。因为市政部门拒绝为这里提供服务，所以白人另选了其他地方，房地产商只好把这些房子卖给了非洲人。索非亚顿是德兰士瓦地区非洲人在1923年《城市区域法》出台前能购买小块地皮的为数不多的地区之一。许多砖石结构的铁皮圆顶房屋仍然耸立在索非亚顿城内，使它具有一种古朴、优雅的感觉。随着约翰内斯堡工业的发展，索非亚顿成为快速膨胀起来的非洲劳工的家园。这里距离市区很近，生活十分方便。劳工们就住在老住户前后院内建造的简陋小房子里。他们可能几家人共住一个小房，40人共用一个自来水龙头。尽管贫穷，但是，索非亚顿很有特色，对于非洲人来说，它就是巴黎的左岸和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它是作家、艺术家、医生和律师的家园。它既时髦又传统，既有生气又非常安静。它既是埃克苏玛医生的家乡（埃克苏玛曾在那里行医），也是各种各样的强盗横行之所，住在那里的著名强盗有伯利纳和阿麦力肯。他们都采用美国电影明星的名字，例如约翰维恩和汉弗莱博加特等。索非亚顿有约翰内斯堡为非洲儿童建的唯一的游泳池。
在约翰内斯堡，西部搬迁计划意味着要把索非亚顿、马丁代尔和纽克莱尔腾空。当时，这三个城镇共有6万到10万人口。1953年，国民党政府买了一片名叫牧场的土地，距离市区13英里。三个城镇的人将分成7个不同的种族重新在那里安置。政府的借口是清除贫民窟，这是试图把整个市区都划为白人区、只准非洲人临时在市区居住而放的烟幕弹。
政府受到了来自维斯特迪恩和纽兰兹周围地区支持者的压力。这些地区是相对贫穷的白人区，那里的白人羡慕索非亚顿黑人拥有的好房子。另外，政府要控制一切非洲人的活动，而这种控制在终身拥有不动产的市区是很难做到的。在那里，黑人可以有自己的房地产，人们来去自由。尽管通行证制度仍然实行，但是，非洲人进入自己终身拥有房地产的城镇不需要特别许可，不像非洲人进入市内某些区域那样，必须要获得特别许可。非洲人在索非亚顿生活并拥有自己的房地产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现在，政府无情地计划把索非亚顿的全部非洲人都搬到另一个黑人城镇，政府的计划是如此不怀好意，安置搬迁户的房子还没有建好就开始实施搬迁。索非亚顿的搬迁是继反抗运动之后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同盟组织能力的又一次重要考验。
尽管政府对索非亚顿的搬迁计划从1950年就已经开始，但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