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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对索非亚顿的搬迁计划从1950年就已经开始，但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努力，使得它直到1953年才开始实施。到了1953年年中，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tic）和当地纳税人协会发动人们进行抵制。1953年6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省级执行委员会在索非亚顿奥丁电影院召开了公共大会，以讨论反对搬迁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活跃而很有生气的大会，有1200多人出席了会议，他们根本不惧怕全副武装的大批警察的存在。
召开这次会议的前几天，我和瓦尔特的禁止期满。这意味着我们不再被禁止出席会议和在会上发表讲话，因此，根据被安排我要在奥丁电影院发表讲话。
会议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一个警察看见我和瓦尔特正在电影院外与反对搬迁的一位带头人胡德勒斯顿老爹讲话。旁边的一位官员告诉我，我们作为被禁止的人无权到那里去，然后命令警察逮捕我。胡德勒斯顿老爹冲着朝我走过来的警察高声说：不，亲爱的，你们要逮就逮捕我。警察命令老人站在一边，但是，他拒绝躲开。在警察把老人推到一边的时候，我对那位警察说：你们必须搞清楚我们是否仍然是被禁止的人。小心，我们的禁止已经期满，你们对我们逮捕是错误的。你想，如果我们的禁止期未满，我们今天晚上能在这里与你说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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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26节：斗争是我的生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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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警察以其记忆力差而广为人知，当禁止期满的时候，他常常并不清楚，要不就是装傻。那位官员相信了我说的话，他掂量了一会儿，然后命令警察撤离。他们站在一边，看着我们走进大厅。
在大厅里，警察仍然傲慢无礼。他们挎着手枪和来复枪，大摇大摆地四处走动，不时地推搡人群，说伤害别人的话。我同其他几位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就座，正当会议准备开幕的时候，我看见梅杰普林斯陆带领着几个武装警察从通往主席台的门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我冲着他的眼睛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说：找我？他摇了摇头，然后走上主席台，命令逮捕玉苏福凯查利亚。此时，玉苏福已经在演讲台的后面开始演讲。就在他们抓住玉苏福的胳膊往下拽的同时，警察在外面已经逮捕了罗伯特莱沙和阿迈德卡特拉达。
人群开始喊叫并发出阵阵嘘声，我发现如果不控制事态的发展，事情将一发不可收拾。我跳上演讲台，带领大家唱起著名的抗议之歌。我一唱出歌曲的开头几个字，大家就同我一起唱起来。如果大家失去控制，我担心警察会开枪。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每天晚上都在索非亚顿城镇中心的自由广场举行会议，动员大家反对搬迁。这些会议的场面声势浩大，会上不时回响着asihambi！（我们不想搬迁！）的喊声和sophiatownlikahayalamasihambi（索非亚顿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想搬迁）的歌声。在会上发表讲话的有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房产拥有人、租房户和镇上的政务委员。胡德勒斯顿老爹不顾警察让他把行为限制在教堂事务之内的警告，也频频在会上发表讲话。
有一个礼拜天晚上，在奥丁电影院发生那次事件后不久，我准备在自由广场发表讲话。那天，大家心情很激动，他们的激情无疑影响了我的情绪。那天晚上有许多年轻人在场，他们义愤填膺，准备采取行动。和往常一样，警察聚集在周围，身上带着枪和铅笔，铅笔用来记录在会上谁发表了讲话和讲了些什么。我情愿与警察保持透明，让他们知道我们并没有什么要隐藏的。即使是他们厌恶的东西，我们也想让他们知道。
我开始讲话，话题从反抗运动之后政府的镇压愈演愈烈开始。我说，政府现在惧怕非洲人民的力量。发表讲话时，我越讲越激动。那年月，我被认为是煽动闹事的演讲家。我喜欢鼓动群众，并且那天晚上我正是这样干的。
当我谴责政府残暴、不讲法律的时候，我有点讲过了头。我说，被动反抗的时间结束了，非暴力是一种行不通的反抗策略，依靠这样的策略决不会推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少数白人政权。那天晚上，我说暴力是唯一能够消灭种族隔离的武器，我们必须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使用这个武器。
大家都很激动，特别是青年人，他们一阵一阵地鼓掌和欢呼。他们准备按照我当时说的去做。那时，我开始唱起一首自由之歌，歌词是：有敌人，让我们拿起武器，对他们展开袭击。大家也跟着唱起来。当唱完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指着警察说：那里有四个敌人！大家又开始欢呼，并冲着我指的方向打着挑衅的手势。警察看上去有些紧张，他们有的人指着我似乎在说：曼德拉，我要让你对此事负责。我没有理会，在我头脑发热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后果。
我那天晚上说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我一直在考虑未来怎么办。政府采取了措施，防止再次发生反抗运动之类的事情。我开始分析考虑其他斗争方式。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心开展群众斗争，让南非广大的工人、农民都投入到同一个运动之中，形成足够强大的、能推翻白人压迫的力量。但是，国民党政府正在千方百计地使一切合法的表示异议或抗议的方式都变成不可能的事情。我看到，政府无情地镇压广大非洲人举行的任何合法的抗议活动，一个警察政府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开始怀疑，合法的和宪法规定之外的抗议都将很快被制止。在印度，甘地一直与外国统治势力周旋，最后外国势力变得更实际、更有远见。南非的白人却是另一种情况。只要坚持同样的准则，非暴力被动性反抗就会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和平抗议中发生暴力，其作用也就变得不复存在。在我看来，非暴力并不是一种道德原则，而是一种斗争策略。使用无效的武器就没有道德可言。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还不成熟，对我来说还是一件言之过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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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27节：斗争是我的生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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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被动性反抗当然是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贯原则。当他们知道我发表了这个讲话的时候，我因为宣扬这个有违既定方针的激进思想而受到了严厉责备。尽管全国执行委员会也有人同情我的观点，但是，没有人支持我发表这些观点的过激方式。他们告诫我，我宣传的思想不但太超前，而且是很危险的。这样的讲话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将会导致敌人彻底摧毁我们的组织。我接受了执行委员会的责备，从此之后，我在公开场合都忠实地捍卫非暴力策略。但是，我心中明白，非暴力策略并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
那些日子，我常常与执行委员会发生摩擦。1953年初，鲁图利酋长、z。k。马修斯教授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一小部分高级领导人被邀请与一伙正在组建自由党的白人见了面。后来，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我们几个人要求他们提交与自由党人会见情况的报告。而参加会见自由党人的几个人拒绝提交这样的报告，说他们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名义与那几个自由党人会的面。我们继续就此事与他们纠缠，最后，马修斯教授说，那是一个被特别授权的会谈。马修斯也是一位律师，我有点气愤地说：你们能与白人自由党讨论问题，然后又不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与大家通报情况，你们是什么领导人？那是你们找的麻烦，你们惧怕白人，你们把与他们合作看作比与你们的非洲同志合作还要重要。
这次冲突使马修斯教授和鲁图利酋长都很恼火。首先，马修斯教授反驳说：曼德拉，你们了解过白人吗？我告诉你，不管你是否了解过白人，你仍然是无知的。即便是现在，你也仅仅是刚刚脱下学生服装罢了。鲁图利则冷冰冰地发着火说：好，如果你们责怪我害怕白人，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辞职。如果你那样说，那么我也就那样干。我不知道鲁图利是否是在吓唬人，但是，他的威胁确实让我很害怕。我说话太鲁莽，没加考虑，不负责任，现在我很后悔。我马上收回我对他们的指责，并向他们赔礼道歉。我是个年轻人，企图用战斗性弥补自己的无知。
我在索非亚顿发表讲话的同时，瓦尔特西苏陆告诉我，他被邀请以客人的身份出席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世界和平与友谊青年学生节。由于邀请的时间紧迫，他没有机会向全国执行委员会请示。我十分希望他去，不管请示执行委员会与否，我都鼓励他去出席会议。瓦尔特决心去参加这个会议，我帮助他办理了证明他身份和国籍的代用护照（政府绝对不发给他正式护照）。瓦尔特西苏陆和杜马诺克韦为团长的代表团将乘坐唯一允许持代用护照者乘坐的一个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布加勒斯特出席会议。
尽管我遭到了执行委员会的责备，但是，我仍然相信国民党人的政策将很快使非暴力策略变成一个更有局限性、更不起作用的策略。瓦尔特知道我的想法，在他动身去布加勒斯特之前，我向他提了个建议：他应该设法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他们讨论向我们提供武器、开展武装斗争的可能性。瓦尔特赞成这个主意，答应顺便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行动纯粹是我的个人行动，也是很大胆的行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行动是出自一个头脑发热的革命者未经认真思考且无组织纪律的行动，是由于种族隔离的不道德和政府在维护这种不道德中残酷无情而使受到伤害的人所采取的行动。
瓦尔特的出访在执行委员会中引起了一场风波。我承担起了转达他的个人辩解的任务。不过，我没有提及我建议他顺访中国的事情。鲁图利批评说，这是无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行为规范，马修斯教授对瓦尔特出访社会主义国家感到惊愕，执行委员会对瓦尔特的出访动机产生了怀疑，要求我对情况作出说明。有的人提出要处分瓦尔特和我，但是后来并没有给我们处分。
瓦尔特设法到了中国，在那里，他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他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希望中国对南非的斗争给予支持的愿望，但是，当他谈及进行武装斗争的想法时，中国领导人表示有些担心和谨慎。他们告诫瓦尔特，武装斗争是极端严肃的行动，他们询问南非的解放运动是否成熟到可以采取武装斗争的程度。瓦尔特带着中国领导人的鼓励回到了南非，但是他并没有带回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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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28节：斗争是我的生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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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非亚顿反对搬迁的斗争是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激烈斗争。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政府坚持政府的立场。在1954年全年一直到1955年，每个礼拜的礼拜三和礼拜五晚上都举行大会。会上的演讲者一个接一个，继续谴责政府的搬迁计划。在埃克苏玛的指导下，非洲人国民大会和纳税人协会以书信和请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