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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伟大历史之手，巨大的力量把我们同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
两周后，即12月19日，我们将被押到约翰内斯堡的军训大厅进行预审。军训大厅是一个军用建筑物，一般不会被用作法庭。房顶是用铁皮瓦做成的，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牲口棚，当时它被认为是唯一能容纳下如此多起诉对象的公共建筑。
我们坐在封闭的警车里，另外有六辆装满武装士兵的军车押送。政府对我们如此戒备，好像发生了全面内战。我们的支持者阻断了特威斯特大街的交通，我们在车内能听见他们的喊声和歌唱声，他们也能听见我们在车内对他们的回应。群众簇拥着警车慢慢地行驶，使这次押送变成了一次成功的大游行。军训大厅周围全是荷枪实弹的警察和士兵。警车开到军训大厅后面停了下来，这样就可以直接把我们从警车押进审判庭。
在审判庭内，我们遇见了另一群支持者。所以，审判庭与其说是一个庄严的法庭，倒不如说是一个热闹的抗议大会。我们一边伸着大姆指行着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礼走进审判庭，一边向坐在非白人席上的支持者点头致意。里面的气氛不像是审判大会，倒像是庆祝大会，因为被起诉者与其支持者和朋友混合交融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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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36节：叛国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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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正在以高级叛国罪、全国性阴谋使用武力推翻现政府并企图用共产主义政府取代现政府罪对我们156人提起公诉。根据起诉，我们的犯罪期是从1952年10月1日至1956年12月13日，其中包括反抗运动、索菲亚顿搬迁和人民大会等事件。南非高级叛国罪并不是根据英国现行法律，而是以传统的罗马条顿法律为准绳。高级叛国罪被定义为故意扰乱、伤害或危害国家的独立或安全，其量刑标准是死刑。
预审的目的是确定政府的指控是否足以将我们送上最高法庭，其中有两个举证阶段是在地方法庭进行。如果地方法官认定有足够的证据证实被指控的罪名成立，案子将被移交到最高法庭进行审判。如果地方法官认定证据不足，被告则将被撤销指控。
地方法官是f。c。韦赛尔，他是布隆方丹的审判长。第一天，韦赛尔开始用他那轻轻的声音说话，我们无法听清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政府没有准备麦克风和喇叭，预审被推迟了两个小时才找到扩音设备。我们被集中在院子内就餐，很像是在搞野炊，食品都是从外面送来的，气氛几乎像是在过节。两小时后，法官宣布休庭一天，因为没找到合适的喇叭。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我们又被押送回福特监狱。
第二天，外面的群众更多，警察也更多了，有500名武装警察围在军训大厅外面。我们到达军训大厅的时候发现，政府为我们设立了囚笼。囚笼是用菱形钢丝筛制成的，被固定在立柱上，前面和顶部装了铁格子板。我们被带进囚笼内坐在板凳上，囚笼外有16名武装军警守卫着。
除了其象征效果之外，囚笼把我们同我们的律师隔离开，并且不允许他们进入囚笼。我们的一位同事在一个纸条上写道：危险，请不要喂食。并把纸条贴在囚笼的侧面。
我们的支持者组织集合了庞大的辩护队伍，其中包括布拉姆费希尔、诺曼罗森堡、伊斯雷尔梅赛尔斯、莫里斯弗兰克斯和弗农贝瑞奇。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审判阵势。弗兰克斯公开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反对政府给予他的委托人这样荒谬的待遇。他说：像对待动物一样。他声明，如不立即把囚笼拆除，整个辩护律师队伍将离开法庭。经过短暂的休庭之后，地方法官决定把囚笼拆掉，同时，囚笼前的铁格子板也被拆除。
直到这时，政府才开始对我们进行预审。首席检察官范尼克先生开始宣读长达18000字的起诉书，指控我们违反了刑法。由于法庭外面的呼喊声和歌声，即使是使用了扩音设备也无法听清他的起诉。一伙警察忽然冲了出去，随之听见了连发左轮手枪的射击声，紧接着是呼叫声，然后又是一阵枪声。法官宣布休庭，并与辩护律师一起召开了会议，共有20人在这次冲突中受伤。
宣读起诉书用了两天的时间，范尼克说，借助于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将向法庭证明被起诉者正在谋划用暴力推翻现政府，并把一个共产主义政府强加给南非。起诉书认定我们犯了高级叛国罪。政府引用了《自由宪章》作为我们搞共产主义政府的证明，同时也作为我们策划推翻现政府的物证。到了第三天，多数囚笼都已经被拆除。第四天，我们被允许申请保释。这又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例子，白人保释需要缴250英镑，印度人则需要缴100英镑，非洲人和有色人却只需要缴25英镑，叛国也有肤色之分。各行各业的好心人主动站出来为我们保释。这种支持后来成为里夫斯大主教、艾伦佩顿和亚历克斯赫普尔发起的叛国审判辩护基金会的基础。这批基金在马丽本森及其以后的弗雷达莱弗森审判期间被派上了用场。如果我们每周向警察报告一次，我们就可以被释放，但被释放后不准出席公共集会。法庭将于元月一日重新开庭。
第二天，我们一早来到我的办公室。由于奥利佛和我都一直在监狱里，所以积累下了许多案子。那天上午正当我们准备工作的时候，一位名叫佳巴福的老朋友来拜访我，佳巴福是一个专业翻译，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到他了。在被捕前，我故意减少体重，准备监禁生活的到来，在监狱中瘦一点好，可以在艰苦的条件下存活下去。在监狱中，我仍然继续进行训练，并且为有如此修长的身材感到高兴。但是，佳巴福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马迪巴，他说，你为什么看上去这么瘦？按照非洲文化，肥胖常常是富有和健康的表现。他脱口而出：老兄，说到底你是害怕坐监狱。你给我们丢了脸，给我们考撒人丢了脸。
。。！
第二部分 第37节：叛国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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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预审休庭期间的一天下午，在我同一位朋友驾车从奥兰多去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医学院的时候，恰好路过巴拉格瓦纳斯医院。这家医院是约翰内斯堡最大的黑人医院。当我们行驶到一个公共汽车站附近的时候，我眼睛的余光看见一位可爱的年轻女士在那里等公共汽车。我被她的美貌所打动，于是想回头仔细看看她。但是，我的车速太快，没能看清她。这位女士的面容总是伴随着我，我甚至想掉转车头，让她搭我的车。但是，我并没有那样做。
此后不久，奇特的巧合发生了。一天，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偶然抬头看了奥利佛一眼，发现那位年轻女士同她哥哥一起正坐在奥利佛的写字台前。我感到吃惊，努力控制着我的惊喜。奥利佛把他们介绍给我，说他们是为法律上的事来找他的。
她名叫诺姆扎木温妮佛雷德马蒂奇泽拉，不过，大家都叫她温妮。她当时刚刚毕业于约翰内斯堡詹赫福梅尔社会工作学校，是巴拉格瓦纳斯医院的第一位女社会工作者。当时我并不怎么关心她的背景和法律问题，她的美貌深深地吸引着我，我考虑的不是如何受理她的案子，而是如何请她到外面去约会。我说不准是否有一见钟情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当时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温妮诺姆扎木就想让她做我的夫人。
温妮在c。k。马蒂奇泽拉的七个孩子中排行第六。马蒂奇泽拉主要从事生意活动。她取名诺姆扎木，意思是努力磨练或经历磨难。这个名字与我的名字一样具有预言性。她来自蓬多兰省的比萨那，与我的老家特兰斯凯的一个地区相邻。她出生在阿马恩古提亚纳宗室中的芳多部落。她的曾祖父名叫马蒂奇泽拉，是19世纪纳塔尔酋长国的酋长，很有势力。艾木非卡尼时代，他举家迁到了特兰斯凯定居。
第二天，我给温妮打了电话，请她在赫福梅尔社会工作学校为叛国审判辩护基金会募集资金，这不过是邀请她出来吃午饭的借口。我在她城内
的住处接上她，然后把她带到我的办公室附近的一个印度饭馆，这是为数不多的对非洲人开放的饭馆之一，我经常去那里吃午饭。温妮感觉有点眼花缭乱，事实上，她以前从来没有吃过咖喱饭菜，她一杯接一杯地喝水，借以冷却她那羞红的面颊。羞涩更使她增添了几分美丽。
吃过午饭后，我驾车带她去了位于约翰内斯堡与伊瓦顿之间的草地上，这是距离埃尔德拉多公园不远的一片开阔地。我们一起在草深及膝的草地上散步。这里的草与我们长大成人的家乡特兰斯凯的草十分相似。我告诉她我的希望和面临叛国指控的种种困难，我很想立即娶她做夫人，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她充满活力、感情奔放、年轻漂亮、勇敢大方、积极向上，我一见到她就立即感觉到了这一切。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只要有时间就相互见面。无论是军训大厅或我的办公室，她都去过，她还去过体育馆看我练习拳击和举重。她与泰姆比、马卡托和马卡紫薇也见了面。她参加我们的政治会议和政治讨论。我一边追求她，一边从政治上教育她。当学生的时候，温妮曾经迷恋过非洲人团结运动，因为她有一个哥哥参加了这个组织。后来，我曾经拿这件事与她开玩笑说，如果她不是遇见了我，恐怕早已同某个非洲人团结运动的领导人结了婚。
与艾韦琳办理了离婚手续后不久，我就告诉温妮，她应该去拜访迈克尔哈麦尔的夫人雷哈麦尔，让她做一身结婚礼服。雷不但是一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积极分子，而且还是一个做服装的好手。我问温妮想要几个女傧相，并建议她回比萨那把我们要结婚的事告诉父母。温妮开玩笑地告诉人们，我从来没有向她求过婚，但是，我总是告诉她，我第一次见面就向她求过婚，从那天起，我认为她理所当然地要做我的夫人。
叛国审判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它对我们的律师业务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因为我们不能坚持营业，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奥利佛和我都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由于对奥利佛的指控已经被解除，他可以做一些弥补性的工作，但是，造成损害已经成为事实。原来曾一度门庭若市而现在则只能四处去找委托人。我甚至付不起我在乌姆塔塔购买那块地的50英镑余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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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38节：叛国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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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温妮。我告诉她，我们很有可能要靠她作为社会工作者的微薄工资生活。温妮表示理解，她说她做好了承担各种风险的准备，愿意与我同甘苦、共患难。我从来没有许诺给她买金首饰和钻石，我也没有能力给她买这些东西。
我们将于1958年6月16日举行婚礼。我申请中止对我的禁令，当局给了我六天解除禁止的假期。在此期间，我可以离开约翰内斯堡。我也准备了彩礼，这是一种风俗，应该送给温妮的父亲。
结婚队伍于6月12日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