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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万在瓦尔特之后走上了证人席，他自豪地告诉法庭，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共产党党员。公诉人问戈万，如果他承认对他的几项指控中的许多行动，为什么不干脆认罪？首先，戈万说，我认为我应该在这里如实说明一些导致我加入这些组织的原因，这里面有道义上的责任感。第二，简单的原因是，认罪则说明心中认为道义上有罪。而我不承认在我的回答中存在道义上的罪责。
像戈万一样，阿迈德卡特拉达和拉斯蒂伯恩斯坦都证实自己就是共产党党员，也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尽管拉斯蒂是在警察袭击期间在利沃尼亚被逮捕的，但是政府起诉他唯一的直接证据是他在农场帮助架设过无线电天线设施。凯西在证言中聪明地否认了参与和煽动别人进行破坏活动。但是，他说，如果他们采取这样的斗争行动，他将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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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第60节：利沃尼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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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八被告詹姆斯坎特被逮捕并与我们关押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感到吃惊。除了是哈罗德沃尔培的内弟和法律合伙人之外，他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或民族长矛军都没有任何牵连。哈罗德通过他的办公室曾经为我们办过几件事，但事实上并没有起诉他的证据。我推测，政府坚持在监狱里起诉他的目的是恐吓进步律师。
在德韦特法官准备审理吉米一案的那天，我们则等候在法庭下面的牢房里。我对吉米说：为了吉利，我们交换一下领带。当他接过我那条又宽又旧的领带并与他给我的那条漂亮的丝绸领带相比较时，他可能想我仅仅是企图改善一下自己的着装。尽管吉米有点讲究穿戴，但他还是戴着我的那条旧领带上了法庭，当德韦特法官撤销对他的指控时，作为一种告别的礼节，他向我举起了那条领带。
雷蒙德穆拉巴是东开普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的领导人，但是政府并没有多少起诉他的证据。他否认他是民族长矛军的成员之一，也否认知道有关破坏活动的任何事情。我们认为，第九号被告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和第十号被告安德鲁木兰基尼都不应该作证，他们是民族长矛军的低级成员，他们不能对已经说过的事情增加多少新的内容。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尽管在监狱中遭到了毒打和折磨，但是他并没有屈服。安德鲁木兰基尼是最后一个被告，他发表了一个违背誓言的声明，承认曾经为民族长矛军传送过信息和指令，并为了便于做这个工作而把自己化装成了牧师。他还告诉法庭，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曾经遭到过殴打，并被使用了电刑。安德鲁作完证后，辩护方就停止了辩护。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最终的合议判决。
5月20日，尤塔向媒体提交了他最后讲话的精装本，并给了辩护方一个副本。尽管装帧漂亮，但尤塔的讲话是对起诉书篡改性的归纳，并没对控告书作任何的说明或对证言作任何核实，其中充满了对人身的侮辱和攻击。被告的欺骗性是引人注目的，他说，尽管他们几乎代表不了班图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他们却自以为有责任告诉世界，南非的非洲人是被镇压的、被压迫的和被征服的。就连德韦特法官也似乎被尤塔的讲话搞得迷惑不解。有一次，他打断尤塔的讲话说：尤塔先生，你确实承认你没有证实被告决定开展游击战，对不对？
尤塔愣住了，因为他认为正好相反。我们也感到吃惊，因为法官的提问为我们提供了希望。尤塔吞吞吐吐地告诉法庭，关于开展游击战的准备工作确实已经展开了。
是的，我知道，德韦特不耐烦地说，辩护方承认。但是，他们说在他们被捕之前并没有决定开展游击战。我认为你没有证据推翻这种说法，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随阁下的便。尤塔用从喉咙里挤出的声音说。
尤塔最后说，这个案子不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高级叛国案，而且还是一个在控告书里没有提及的杀人和故意杀人案。他气势汹汹地宣布：我不无冒昧地说，控告书中每一项指控都已经被证实。他知道，即使是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话也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辩护律师阿瑟查斯卡尔松第一次站起来就控告方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涉。他反驳了尤塔关于此次审判与杀人有任何关系的说法，并提醒法庭，民族长矛军的政策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阿瑟开始说明其他组织进行的破坏活动也被强加给了被告的时候，德韦特插话说他已经作为事实予以承认。这是另一个意想不到的胜利。
紧接着布拉姆费希尔发表意见，他准备反驳政府提出的两个最要害的指控问题，即：我们实施了游击战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是一回事儿。尽管德韦特说他相信我们没有开始实施游击战，但是，我们并不敢冒这个险。但是，当布拉姆谈到他的第一个问题时，德韦特忽然有点不耐烦地插话说：我想我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我承认在开展游击战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作出决定，或者说没有确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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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第61节：利沃尼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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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拉姆开始谈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德韦特又突然打断他的话说，他也承认两个组织是不同的这个事实。布拉姆准备得非常充分，但却几乎对德韦特的回答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忽然坐了下来。法官竟然在他说这两个问题之前就已经承认我们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感到高兴，也就是说，如果对于正在面临死刑的人来说可以算是高兴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高兴的。法庭宣布休庭三个礼拜，德韦特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考虑对案子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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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12日礼拜五，我们最后一次来到法庭上。自从在利沃尼亚遭到逮捕，几乎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安全防范依然特别紧，我们的护卫队鸣着汽笛穿过大街。通往法院的路都被封锁了，不准正常通行。对任何企图走近司法大厦的人，警察都要检查其身份。他们甚至在当地的公共汽车站和火车站设立了检查站。尽管有种种威胁，仍然有2000人打着旗帜和标语聚集在法院前，标语上写着我们支持我们的领袖们之类的口号，法院里面旁听席上坐满了人，当地媒体和外国媒体的记者只有站着的空间。
我挥手向温妮和我母亲致意。看到她们在场，我十分高兴。我母亲是从特兰斯凯赶来的。来到法庭看自己的儿子是否被判处死刑，一定让她心情十分沉重。尽管我猜想我母亲不了解将要发生的全部情况，但是，她的支持决不会动摇。温妮也一样地坚定，她的支持给我增添了力量。
书记员高声喊出案子的名称：政府诉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人员案。在宣判前，收到了两份减刑申请。一份是哈罗德汉森提交的；另一份则是作家艾伦佩顿提交的，他也是自由党的全国主席。汉森讲话口才很好，他说全国上下的不满情绪不能被压制，人民总是要找到申诉不满情绪的途径。犯罪并不是他们的目标，汉森说，只是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汉森说法官应该很好地回想一下，他自己的人民，非洲白人，为了他们的自由也曾顽强地进行过斗争。
尽管佩顿本人不支持暴力，他说只有两种选择：低头屈服，或以暴力对抗。被告应该得到仁慈，他说，不然南非的前途将是没有希望的。
但是，德韦特似乎对两个人的申诉根本没有听进去，在他们两个申诉时，他既不抬头看，也不做记录，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索当中。他显然是已经作出了决定，他仅仅是在那里等待宣布他的决定。
他点头让我们站起来，我试图盯住他的眼睛，但是，他连看都不向我们这个方向看。他的两眼盯在法庭正中的前方，脸色苍白，粗粗地喘着气。我们相互看了看，似乎知道将被判死刑，不然这位通常冷静的人为什么那样紧张？然后他开始讲话。
在审理这个案子期间，我听到很多关于非欧洲人不满的事情。被告告诉我，他们的律师告诉我，这些被告都是非欧洲人的领袖，他们是在希望减少不满情绪的动机的驱使下而变成罪犯的。我完全相信被告的动机，就像他们希望法庭相信的那样毫不利己。组织革命的人往往试图取代政府，个人野心不能排除在动机之外。
德韦特中间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是为了缓口气。他的声音以前就很低，但现在仅仅是可以听得到而已。
这个法庭的功能，正如任何其他国家的法庭的功能一样，旨在加强法律和秩序，并且加强其所在国的所有法律。被告被判的罪，被告被判的主要罪是阴谋叛国罪，实际上是高级叛国罪。政府决定不以高级叛国罪提起公诉。考虑到这种情况，并对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我决定不使用最高刑罚，像这样的案子通常是应该判处最高刑罚的，但是，按照我的职责，这个判决是我能表示的唯一从宽惩处。这个案子的被告将全部被判处终身监禁。
我们相互看了看，脸上露出了微笑。当德韦特宣布他不判处我们死刑的时候，法庭上的群众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但是，在一些旁听者中，有的感到惊惶，因为他们没能听清德韦特的宣判。丹尼斯戈德堡的夫人叫着他的名字高声说：丹尼斯，是什么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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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第62节：利沃尼亚（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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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监禁！他回答说，脸上堆满了笑容，终身监禁！没有判处死刑！
我回头面对旁听席，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四下搜寻温妮和我母亲的面孔。但是，法庭内太乱，人们在喊叫，警察不知所措地对群众指手画脚，我无法找到她们。当许多旁听者冲出法庭向外面的群众通报宣判结果的时候，我向他们伸出拇指行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礼。押解我们的警察开始把我们从被告席上驱赶出来，并押解着我们朝通向地下的门口走去。尽管我又一次寻找温妮的面孔，但是在我低头穿过那个通往下面牢房的门口之前仍然没有看见她。
我们戴着手铐，待在法院下面的牢房里。面对外面的人群，警察们感到十分紧张。他们让我们在地下的牢房里呆了半个多小时，希望人群散去。我们被从司法大厦的后面押送上囚车。我们能听见护送的摩托车在我们两边行驶的声音。为了躲避人群，囚车选择了另外的路线行驶，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听到群众高喊amandla！的口号声和高唱nkosisikeleliafrika那节奏缓慢、曲调优美的歌声。我们通过加了防护条的囚车窗子挥动拳头，希望群众能看到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看到了我们。
我们都成了判过刑的囚犯。我们与丹尼斯戈德堡分离关押，因为他是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