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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体力劳动的结束是一种解放。现在我可以读书、写信和与我的同志们讨论问题，或者处理法律文件。自由时间允许我去找回我在罗本岛养成的最大的业余爱好：收拾菜园和打网球。
要在监狱里存活下去，你必须要找到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满足的办法。你可以通过许多办法去实现这种满足，例如：洗衣服，使自己的衣服特别干净；打扫走廊，使走廊上没有一点儿灰尘；收拾自己的牢房，使自己的牢房尽可能有更大的空间。一个人在监狱外干大事会感到自豪，而在监狱内干小事同样会感到满足。
几乎自从我在罗本岛上开始服刑，我就要求监狱当局允许我在院子内开辟一个菜园子。几年中，他们毫无理由地拒绝了我。不过，最终他们总算同意了，我在对面的墙根处开垦了一片狭长的小块土地，搞了个小菜园。
园子内的土地非常干旱，而且有很多石块。院子是用废渣垫起来的，为了开辟菜园，我必须把大量的石块挖出来，使植物有生长的空间。那时候，我的一些同志与我开玩笑，说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矿工，因为我白天在石料场挖石灰石，而业余时间又在院子内挖石头。
监狱当局为我提供了种子。开始，我种植了番茄、辣椒和洋葱，都是一些不需要沃土或精心照料的耐寒植物。第一茬收成不怎么好，但后来收成很快增加了。当局并没有为允许我开辟这个小菜园而感到后悔，因为这个小菜园绿色满园之后，我常常为狱警提供最好的番茄和洋葱。
虽然我一直喜欢种植蔬菜，但是直到我被关进监狱后我才能够得到一小块土地种植蔬菜。我第一次在菜园里种菜是在福特黑尔大学学习的时候。在那里，作为大学要求体力劳动的一部分，我曾经在我的教授的一个菜园里劳动过。作为脑力劳动的一种调节，我喜欢与土坷垃打交道。到了约翰内斯堡后，一开始是学习，然后是工作，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去施展我的园艺才能。
我开始订购种植蔬菜和园艺方面的书籍。我学习了各种种植技术和施肥技术。但是，我没有那么多书中介绍的材料，只能通过试验并在一次次的失败中学习种植技术。有一段时间我想种花生，用了不同的土壤和肥料，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成功。这是我遭遇的唯一一次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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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第75节：罗本岛：希望的曙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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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种植蔬菜是监狱中为数不多的自己能说了算的事情之一。先是播种、观察各种植物的生长，然后是照料植物，最后就是收获。这样的劳动过程可以提供一种简单但却是经久的满足。作为这一小块土地的主人，它为我提供了一点自由的感觉。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把菜园作为我的生活的某些方面的象征。一位领导人也必须管理好自己的菜园，他也要播种、看护、耕作，最后才能去收获。像一个园丁一样，一个领导人必须对他所培育的东西担负起责任。他必须关心自己的工作，要驱赶敌人，要保留可以保留的东西、除掉不应保留的东西。
我给温妮写了两封信，介绍一棵长得特别漂亮的番茄。我告诉她，我如何精心地侍弄它，从播种一直到长成一棵结出深红色果实的大番茄树。但是，后来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或缺乏护理，那棵番茄开始凋零和枯萎，而我对此却毫无办法。当它最终枯死的时候，我小心地把它从地里拔出来，洗干净后埋葬在菜园的一个角落里。
我用很长的篇幅叙述了这个小故事，不知她是否读懂了那封信。但是，当我写那封信的时候，我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我不想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像那棵番茄一样枯死，但是，我又感觉没有能力培养我们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关系。对于一些必定要消亡的事物，有时你是无力回天的。
结束人工劳动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我的体重增加了。尽管我们在石料场很少干得满身是汗，但是，来回步行去石料场足以使我保持着原来那修长的体形。
我一直认为，做操不仅对身体健康十分重要，而且对心情平和也非常关键。以前，我有时只能通过击打沙袋而不是拿同志或警察消除气愤和驱赶烦恼。做操能消除紧张，而紧张是心情平静的敌人。我发现，当我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我的工作也会好，而且脑子也好使。因此，做操成为我生活中雷打不动的活动。在监狱里，有一种驱除烦恼的方式是绝对重要的。
就是在罗本岛上，我仍然坚持我以前的拳击训练模式，从礼拜一到礼拜二，我坚持跑步和体能训练，然后，休息三天。礼拜一和礼拜二早晨，我在牢房里跑45分钟，然后做100个俯卧撑、200个仰卧起坐、50个下蹲运动和其他各种体能训练活动。
在我给我的孩子的信中，我经常督促他们坚持做早操，参加像篮球、足球或网球之类的快速体育活动。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就可以消除一切可能发生的烦恼。尽管我在督促我的孩子们坚持身体锻炼方面不能算是那么成功，但是，我仍然设法影响我那些更不愿意活动的同事去参加锻炼。对于我这个年龄的非洲人，做操通常不是能够坚持下来的一种运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瓦尔特早上也开始在院子里跑上几圈。我知道有些年轻同志看我在那里锻炼，他们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那个老年人能锻炼身体，我为什么不能呢？于是，他们也开始做操。
从一开始与监狱外的探视者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来访者见面时，我就在强调为我们提供适当的锻炼时间和设施的重要性。可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国际红十字会的资助下，我们才得到了像网球和乒乓球台这样的运动设施。
在我们停止了石料场劳动的同时，一位狱警主张把我们的院子改造成一个网球场。院子的大小倒是正合适。于是，普通犯人监禁区的囚犯把水泥面涂成绿色，然后，按照传统网球场的样子画上白线。几天后就拉起了球网，我们忽然在前院里有了自己的温布尔登球场。
我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打过几次网球，但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网球手。我的正手相当有力，而反手却比较弱。但是，我打网球是为了锻炼身体，并不是为了追求风度。这是取代来回去石料场步行的最好的、唯一的一种运动方式。在我们监禁区中，我是第一批打网球的人之一。我是一位后场网球手，轻轻一抽就可以过网。
结束体力劳动后，我有了更多的读书时间，但是，我一直在使用的书现在都读透了。当我所学的那几门课程被取消的时候，我仍然在攻读伦敦大学的法律学士学位。在利沃尼亚审判期间，我就开始攻读这个学位，学习权利被剥夺了四年，这将毫无疑问地使我在攻读这个学位时花费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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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第76节：罗本岛：希望的曙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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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止学习权利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使我阅读了许多其他的书籍，如果不中止我的学习权利，我就不会阅读这么多的书。现在，我对小说也十分感兴趣，而不是仅仅钻研一本又一本的合同法。
在罗本岛上，并没有供我随便挑选书籍的图书馆。我们看了许多不易记忆的神话小说、侦探小说和少量达夫妮杜莫里叶（daphnedumaurier）的著作。政治书籍是被禁止的，任何关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书都是绝对不准读的。要借阅一本书名里头有红这个字的书，哪怕是《小红帽》，都会被审查官拒绝。尽管h。g。韦尔斯写的《星球大战》是一本科幻小说，但也由于书名中有大战二字而被拒绝。
开始，我想阅读一些关于南非的书或由南非作家写的书。我阅读了纳迪尼高迪莫写的所有当时未被禁止的小说，学到了大量有关白人自由敏感性的知识。我还读了许多美国小说，印象特别深的是约翰斯坦贝克写的《愤怒的葡萄》。我发现，该书中描写的移民的困境与我们南非劳动人民的处境十分相似。
我多次反复阅读过的一本书是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尽管书名中有战争二字，但是，这本书却允许阅读）。我特别喜欢关于库图佐夫将军的描写，俄国宫廷中的每个人都低估了他。库图佐夫之所以打败了拿破仑，正是因为他没有被宫廷大臣们那种目光短浅的观点所动摇，并在对他的将士和人民的深切理解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决定。这就又一次提醒我，一个人要想真正领导他的人民，那么他必须真正地了解他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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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韦托学生暴动之后，我得知温妮与我的老朋友恩塔托莫特拉纳医生一起参与了黑人父母联合会的活动。当时，这家联合会是一个与当地专业人士和为学生提供帮助及调解服务的教会首脑有关的组织。当局像担心年轻造反派一样，对父母联合会也十分担心。8月份，学生暴动后不到两个月，温妮被依据《国内安全法》逮捕，并未经指控就被关进了约翰内斯堡的福特监狱。她在那里被关押了五个月。在这期间，我能给她和我的两个女儿写信，表示我对她们的支持和休戚与共的情感。对于她的被关押，我感到非常苦恼，尽管这次她显然没有受到虐待。12月份被释放后，她更坚决地投入到斗争事业中去。
尽管被禁止活动，温妮决心从哪儿跌倒还从哪儿站起来，当局为她在索韦托年轻激进分子中有那么高的知名度而感到吃惊。他们试图削弱她的影响，并采取了厚颜无耻的行动：对她实行国内流放。1977年5月16日夜间，多辆警车、轿车和一辆卡车停在奥兰多西我们的房子外面，他们把我们的家具和衣物装上了卡车。这一次，温妮并没有被逮捕、拘留或审问，她被流放到自由邦的一个名叫布兰德福特的小镇上。我从凯西那里得知了详细情况，而他是从一个来探视的叫辛杜的牧师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
布兰德福特大约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250英里处，在自由邦布隆方丹的正北面。经过长途跋涉之后，温妮、津泽和她们的衣物都被扔在一座三间式锌皮顶的铁皮房子前面。这座房子位于布兰德堡一个荒凉的非洲人居住的乡镇上，是一个非常贫穷、非常落后的地方。那里的人生活在当地白人农场主的控制之下。温妮感到惊恐不安，因为当地语言是塞索托语，温妮不会讲这种语言。
她的新处境使我感到悲伤和愤怒。当她在索韦托的家中的时候，我至少能想象她在厨房里做饭和在休闲室里阅读的情景，我还能够想象她在房内醒来时的身影。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也是我感到安慰的源泉。在索韦托，即便是她被禁止活动，周围也有朋友和亲属。而在布兰德福特，她和津泽却是独立无援的。
我在去布隆方丹的路上走过那个乡镇，但是当时并没有怎么注意它。在到处充满了贫穷和荒凉的地方，也确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