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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对应存在于很多层面之上，有清晰的，也有含蓄的。两位女主角对情人都很热情，对父亲都很关爱，都有用戒指摩擦自己下睫毛的习惯。她们都是左撇子，戴红手套，都会注意到身边步履蹒跚的老奶奶（波兰维洛尼卡在去音乐会前穿衣服时，看见窗外的老妇人行走艰难，便主动提出帮她拎袋子；法国维洛尼卡则在学校里遇到了相同的情况。）两人身边都出现了一些物件：润唇膏、能反光的小塑料球、一段绳子——波兰维洛尼卡拧着音乐夹上的一段绳子直到它断开，法国维洛尼卡收到的包裹里有根鞋带，她把鞋带放在自己的心电图报告边上，绷紧的直线暗示着死亡［5］，和在波兰维洛尼卡棺材上方摇晃着的绳子前后呼应。两人都有着脆弱的心脏、漂亮的歌喉和对范登布登迈耶尔作品的偏好。法国维洛尼卡梦见波兰维洛尼卡的父亲画的那片风景。她们是同一个人物的东欧版本和西欧版本，一个从波兰农村来到克拉科夫，一个从克莱蒙费朗来到巴黎。
第23节：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5）
甚至，亚历山大的作品里也需要把同一个人物刻成两个木偶。在他家，维洛尼卡发现他正按照自己的样子在做木偶。“为什么是两个？”她问他。“因为表演时我反复地碰触它，只准备一个的话有可能会弄坏。”他回答。他的木偶戏也是和这种对应关系相关的：芭蕾舞演员想要跳舞，似乎突然死去（虽然维洛尼卡后来说过，芭蕾舞女演员只是弄断了腿），化身为蝴蝶再次出现。法国维洛尼卡能够飞起来，是否正是因为波兰维洛尼卡跌倒了？一个波兰女孩的死亡，是否是为让她的法国对应者停止歌唱而发出的警告？在亚历山大第一次给维洛尼卡打电话后，影片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画面：她似乎看见波兰维洛尼卡在舞台上歌唱，然后在红色的背景中忽然跌倒。影片的核心问题似乎来得十分形而上：如果说人世正是上帝表演木偶戏的舞台，如果说其中也包含了“反复碰触，可能弄坏”的情况，这世上是否可能存在着一个为我们幸存下去而准备着的替身？抑或我们中的某些人才是这样的替身，为的是让别人能更聪明地活下去？
这种自己与替身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延伸到了亚历山大和电影人身上，我们初见这位魔术师是在学校里，他身处一堆照明设备中间——就像是个导演，然后他通过与变形相关的画面讲述了他的故事。正如巴纳德学院学生乔安娜·普莱森特（joanna present）在她未曾发表的手稿中所写的：
基耶斯洛夫斯基通过命运和艺术，对对应关系反复强调，本身也是对电影这一媒介的寓言式反射。在电影里，生命被人工地复制在胶片上；观众在银幕上看见的生命只是鬼魂，只是那些已经在摄影机镜头前发生过的事情的化学指数。
亚历山大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控制者，例如维洛尼卡坐在车里，叼反了香烟时，他开的车停在了她的车边。他让人想起《十诫》里的“天使”，我们永远不知道他何时会忽然出现，与眼前的事有着何种关联。我们还可以把亚历山大和《爱情短片》中的托梅克联系在一起，两人都对自己心仪的女子进行监视，用电话和信件使自己接近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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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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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6）
但是，亚历山大对维洛尼卡的爱最终还是包含着对她的利用，或许这一点放在基耶斯洛夫斯基身上也说得通。她担心亚历山大对自己的兴趣其实蓄谋已久，只是为了他那本书而来，于是从火车站逃走了。［6］但他又设法让她相信事情并非如此，在两人间的最后一场戏中，我们发现他确实根据维洛尼卡的样子做了一个木偶，写了一段被他称作“某某某的双重生命”的文字。和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样，他将自己笔下的这两个女子的出生年代定在了1966年，他也详细地描写了这两个小女孩之间很早就有的关联：例如，一个人烧伤了自己，另一个便本能地躲开了火焰。虽然他是个充满诱惑力的代理人——或许是一个进化了的灵魂——但他最终还是被维洛尼卡抛弃，因为后者感觉到他接近她的生活只是为了自己的创作。基耶斯洛夫斯基似乎是在这里对天才、爱情、机会主义，或许还有在自己的艺术中利用真实生命的说故事人的内疚，这种种之间的关联加以质问。
从画面上来说，这些反思植根于影片对镜子的使用。“法国，1968年”一段中，出现在眼睛前的放大镜头，也在介绍波兰维洛尼卡的父亲那场戏中出现于他眼镜的圆形镜框之后；维洛尼卡在一旁和他说话，自己反射在窗玻璃中。当她坐火车去克拉科夫时，我们先是从车窗玻璃中看见略微变形的路边景色，然后这片风景又从玻璃球中折射出来。在克拉科夫，维洛尼卡打电话时出现在一面镜子中，坐公交车时出现在车窗玻璃中。她的葬礼是从盖着玻璃的棺材中向外拍的：一把把泥土被撒下来，她的视线渐渐模糊。
在法国，维洛尼卡观看亚历山大的表演时，并非直接从台下看，而是从一旁看着镜子里的他。之后，她寻找亚历山大以往的作品时，她自己的身影也出现在书店的橱窗玻璃中。下个镜头中出现的是一杯神秘的袋泡茶，茶包在杯中上下翻舞（和基耶斯洛夫斯基以往作品中的女主角不同，维洛尼卡不会让杯子掉下去）。她用放大镜仔细看着包裹上的邮票（让人想起影片开始时维洛尼卡小时候用的放大镜），包裹里放着那盒在圣拉扎尔车站录的录音带。在车站，她出现在咖啡店的旋转玻璃门后，玻璃中映出亚历山大坐的那张桌子。（通过他边上的那扇窗户，我们可以看见报废的汽车：录音带上有撞车和救护车的声音，暗示这里曾经出现过死亡。）最终，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我们从窗户中看见维洛尼卡拥抱父亲，两人既出现在画面左边又出现在画面右边！与其说这幅画面表现的是映射关系，毋宁说更反映出一种平行关系，暗示两个女儿拥抱着各自的父亲。
第25节：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7）
值得注意的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是在本片于纽约电影节上进行全美首映后，为美国观众加上了现在这样的结局。正如时任米拉麦克斯公司——《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的美国发行商——主席的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在接受《首映》（premiere）杂志采访时回忆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这么做，是为了让影片结尾显得更加清晰易懂：“我们坐在宾馆房间里，克日什托夫在宾馆的白纸上画了一组分镜图，那是他想对结尾做的改动。我们从波兰弄来了胶片，利用克日什托夫的分镜图完成了这些改动。”［7］法国版中的最后一段戏，仅仅显示维洛尼卡将手放在父亲家门前的大树上。基耶斯洛夫斯基还考虑过别的一些结尾方式，包括法国维洛尼卡跑去克拉科夫，看见第三个自己。影片当时在巴黎十七家电影院上映，他甚至想过要拍十七个不同版本的结尾，同时在这些影院放映！正如他在接受《电视博览》杂志采访时说的：“如果那么做的话，每个版本我都会准备好多盘胶片，以便放映，这事儿我是很认真的，可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如果能那样的话，我相信观众会和我一样，从中享受到很大乐趣。”［8］进一步假设，如果说他拍别的电影会拍八九个版本的话，那《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则需要拍二十个，“因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来得十分棘手与细腻”［9］。
在出现过大量上下颠倒的画面之后，如今这两个版本的结尾都呈现出垂直层面上的牢固感。维洛尼卡和父亲一起，笔直地站在树边，让人想起基耶斯洛夫斯基反复提到过的“心中的罗盘”，它能清楚地为你指出正确的方向。但是，再度呈现两人拥抱的画面——如同《无休无止》结尾的最后一个镜头，乌舒拉和她丈夫的鬼魂从窗后慢慢离去——需要观众对它进行“双重理解”：我们看见的画面所包含的这种模棱两可性令它与本片开始时的画面同样出色。
影片开始的第一个画面是在水平层面上的颠倒——波兰维洛尼卡倒立着望天空——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此加入了透明的小塑料球（让人想起《爱情短片》中玛格达窗上的圆形反光镜）：塑料球在波兰和法国都曾出现，球里有一座倒过来的教堂。波兰维洛尼卡在舞台上昏倒时，画面出现180度的颠倒。此外，在法国维洛尼卡与亚历山大的做爱戏中，也出现了这样的画面颠倒：她在旅馆床上醒来，亚历山大从反方向俯身趴在她面前，然后亲吻她。两人做爱达到高潮时，摄影机镜头又从刚才亚历山大的那个位置，倒转着俯拍她兴奋的表情：此刻，我们正用波兰维洛尼卡看天堂的方式，看着法国维洛尼卡。相似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经常选择从45度角拍摄女主角：波兰维洛尼卡在克拉科夫和她阿姨说话时，在街头心痛倒地时，镜头均呈45度角向下俯拍。（让人好奇的是，在她倒地后，我们从她倒转的视角中看到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经过他身边，他忽然露了一下自己！）
第26节：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8）
在影片一场令人难忘的关键戏中，法国维洛尼卡也侧起了她的脑袋：她在阁楼里午睡，被透过窗户射进屋子的金色光芒弄醒。她起身寻找光线的源头。她注意到对面大楼里玩镜子的小男孩，和她一样，我们于是也以为是小男孩在用镜子反光玩。但在，就在她关上窗户，回身之后，金色的光线继续出现在她房里，光芒与配乐声一样美丽，并且让人无法解释。影片的配乐一开始来自剧情范围之内，我们可以从故事中、人物身上找到它的源头：伴随片头字幕出现的歌声是大雨滂沱中的波兰维洛尼卡唱出来的。但随后的音乐声变得越来越玄，它贯穿全片，如同一条魔术般的声音线索，将两个女孩联系在一起，召唤着某种无法看见的神秘力量来产生作用。上述这场戏结束的方式也来得恰如其分：神秘的光芒将维洛尼卡引向了她音乐夹上的绳子。
在班上，法国维洛尼卡告诉学生们，那段音乐是二百年前的荷兰作曲家范登布登迈耶尔（他的名字出现在黑板上）写的，和《十诫，九》一样，基耶斯洛夫斯基和观众们开了个玩笑。孩子们努力地在各自的乐器上演奏这段音乐，这也正是波兰维洛尼卡临死前唱的那段。亚历山大在窗外听着，这解释了他为何会在打给法国维洛尼卡的电话里播放波兰维洛尼卡这段天鹅绝唱的录音：因为他知道这是这位法国教师所熟悉的。
与这段曲子相配的歌词是但丁的古意大利语诗歌，这是普赖斯纳自己的主意。《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原名《唱诗班女孩》）刚开始时的核心旋律是用长笛演奏的，然后在片头字幕出现时引入了合唱声。波兰维洛尼卡陪朋友参加音乐排练时，配乐进一步与剧情融为一体：她自告奋勇地亮出曼妙歌喉，与舞台上的男歌手一同演唱。舞台上的女指挥将她介绍给负责这次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