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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虽然能够轻松容易地把以往任何历史片断纳入世界历史，编得又巧妙又动人，但要让他们安排自己在当代现实中的地位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当年恰恰就在知识分子中间——目睹精神文化需求和成就迅速下降到了极其微弱的水平——产生了可怕的怀疑与绝望感。也即是他们刚刚发现（自从尼采哲学诞生以来就无处不在的发现），我们文化的青春期和创造性年华业已过去，迟暮已经来临。猛然间，人人都意识到了这点，许多人便以直率的观点分析了那个时代为何出现如此大量令人惊恐的征象：冷漠的机械主义生活，严重的道德堕落，国际间的缺乏互相信赖，艺术的虚假不真诚。情况就像那篇惊人的中国童话里所描写的，“下沉的音乐”已经奏过，好似一架管风琴的隆隆低音振荡回响了几十年后终于逐渐停息，然而它早已进入过学校、报刊和各类研究所散发出的腐败气息，早已袭击过许多大体上还算严肃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令他们忧郁或者疯狂，它在一切艺术领域泛滥成灾。
对付这个业已入侵而且无法加以驱逐的敌人有种种不同的办法。有些人采取默认其存在并且恬静地忍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这恐怕是最正确的态度。有些人试图否认其存在，却在这些文学理论家提供其文化衰落论点时显示出站不住脚的弱点。此外，凡是反对上述文学理论家观点的人，都会在广大市民中产生影响和获得响应，因为对广大市民而言，把他们昨天还牢固拥有并引以为豪的文化，说成是已经死去的东西，把他们曾如此珍惜的知识和艺术，说成是全然不真实和虚假的东西，那就像突然发生了通货膨胀和爆发了威胁其财产的暴力革命一样，简直太狂妄太难以容忍了。
另一种对付这种巨大的衰亡气氛的方法是玩世不恭的讥讽态度。他们以跳舞解愁，声称为未来担忧是老朽们的蠢事。他们撰写音调铿镪的副刊文章，谈论迫在眉睫的艺术末日、科学末日、语言末日。他们在自己用报刊建立起来的副刊文字世界里，怀着某种类似自杀的狂热谈论人类精神的彻底堕落，观念的完全破产，并且摆出玩世不恭或者冷漠的姿态，似乎不仅是艺术、文化、道德以及诚实正直等等，就连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已趋于衰亡。因而，凡是健康的人们便多少染上了忧郁症，而原本有病的人则更恶化为悲观主义重症。想要推倒过时老朽，想要凭借政治和战争改建世界及其道德，唯有文化本身先具有真正自我审视能力和纳入新的宇宙次序的能力才行。
这一文化在数十年过渡时期间其实并未处于休眠状态，而恰恰在衰落过程中，在貌似被艺术家、学者和专栏作家带头抛弃的境况下，它却达到了具有敏锐警觉和自我批判能力的阶段，这纯属少数个别人的良知所起的作用。早在副刊文字的繁荣时期便普遍存在着决心继续忠于良知的个人与小团体，并且竭尽全力为未来而拯救优秀的传统、秩序、方法以及智慧的核心内容。当年的发展情况如何，根据我们今天的认识，从人们为防御颓势而作的自我批判、反省和自觉斗争的过程来看，大致可分成两大组。学者们的文化良知在音乐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获得了庇护，因为这一学科当时正处在高峰，即使在副刊文字世界的中心也组成了两个后来非常著名的神学院，以栽培人才的方法细致认真而著称。好似上苍也非常乐意对这一小群勇敢者的奋斗施加恩泽一般，在那无比忧郁时期里竟然出现了一个幸运奇迹，虽然事出偶然，但确实具有神谕效果：巴赫的十一份手稿从他儿子弗利德曼的产业里又再度被人发现了。
为抵御蜕化而斗争的第二部分力量是东方旅行者的联盟，盟员们重视灵魂教育运过于知识教育，他们培植东方式的虔诚和敬畏心理——我们目前的精神教育形式和玻璃球游戏方法，尤其是静观冥想方法全都得自东方。东方旅游者们的另一份贡献便是运用新观点审视我们文化的性质及其延续的可能性，他们不完全运用学者们惯用的科学分析法，而是通过古老的东方密法，也就是让他们的本能与遥远的时代及其文化神秘地联结在一起。例如他们中间有些音乐家和歌手被称为能以纯粹古法表演几世纪以前乐曲的高手，并说他们可以精确地演奏和歌唱一首1600年或者1650年的乐曲，似乎他们全然不知道后来不断添加的种种时髦音乐、改良变化和后辈大师们的精湛技艺。这在那样的时代——人们一味追求能够控制一切音乐演奏的动力学和比较级，一味探究指挥的“构思”和指挥方法而几乎完全忘却了音乐本身——确实是惊人之举。当东方旅行者联盟的一个交响乐团首次公开演出了享德尔诞生之前时期的一组舞曲时，他们以完全另一种时代与世界的单纯朴实精神不加任何增强或减弱的技艺进行演奏，据后来的报道说，一部分观众觉得难以理解，而另一部分观众却听懂了并且认为自己好像有生以来第一次欣赏音乐。东方旅行者联盟的某位成员还在位于勃兰姆加登和莫尔比奥之间的联盟会议大厅里制造了一架巴赫式的管风琴，管风琴制作得十分完美，简直就像巴赫亲手所制，倘若他当年有机会有材料去做的话。这位管风琴制作者遵守当时流行的联盟原则隐藏了自己的真名实姓，而采用了十八世纪一位先辈的名字：西勃曼。
我们的话题已逐渐接近了现代文化概念诞生的源头。这些文化概念中最重要之一就是新出现的学科：音乐史和音乐美学，然后就是突飞猛进的数学，东方旅行者们的智慧又替它们增添了若干光彩，而同音乐的新构思与新阐释之诞生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业已老化的文化所持的勇敢态度——既开明又屈从。种种具体事实无需在此多说，因为大家都已十分熟知。人们对文化的这种新态度，可以说是在文化发展历程中调整了从属关系，所产生的最重大后果便是大家逐渐放弃创造艺术著作，精神工作者们逐渐逃离熙熙攘攘的尘世。最后，重要的情况便是玻璃球游戏的兴起与繁荣。
早在1900年初，副刊文字还处在顶峰时期，音乐科学之日臻深化对玻璃球游戏的开创无疑具有巨大影响。我们作为音乐科学的继承人，相信自己对以往伟大创造性世纪的音乐，尤其是十七和十八世纪的音乐，不仅知道得较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认识得也较深。当然，我们作为后来人与古典音乐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创造性时代的人。我们对常常令灵魂忧郁的真正古典音乐所怀有的敬意，与我们对当时那些自然纯朴音乐演奏的喜爱欣赏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我们常常在羡慕欣赏之际，却忘却了其诞生的处境和命运之艰辛。几乎整个二十世纪都把哲学或者文学视作从中世纪迄今伟大文化纪元留存下来的不朽成就。然而，我们看到，后来的几代人让数学与音乐取代了它们的位置。自从我们（大体而言）放弃与后来几代人进行创造性竞争以来，自从我们不再崇拜音乐创作中那种占统治地位的和谐与纯粹的动力学感觉以来——那却是从贝多芬以及浪漫主义初期开始便支配音乐创作整整两个世纪之久的狂热崇拜，我们相信——当然只是按照我们缺乏创造性、却值得尊敬的方法——，我们这才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所继承的那个文化的大致面貌。如今我们已不再有以往那些时代的旺盛的创造欲望。十五、十六世纪的音乐风格竟能毫无变化地长久保持至今，简直让我们难以置信，为什么那时候创作的大量音乐作品里几乎没有丝毫卑劣气息呢，为什么十八世纪开始蜕化变质，冒出那么多五花八门的风格、时髦的和流派的，尽管大都昙花一现，却充满了自信。但是我们深信，我们已领悟了今天称之谓古典音乐的秘密，了解了那几代人的精神、道德和虔诚，并且把这一切都视为自己的典范。譬如我们今天对十八世纪的神学和教会文化，或者对启蒙时代的哲学，都已很少关注，甚至全不重视，但是我们在巴赫创作的合唱曲、基督受难曲和前奏曲里却感受到了基督教文化令人精神升华的力量。
此外，我们的文化对音乐的态度还有一个古老而值得崇敬的范例，这也是玻璃球游戏为之表示高度尊重的范例。在充满传奇色彩的列国并存时期的中国，音乐在全国上下起着一种具有支配力量的作用。人们甚至认为，音乐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文化、道德，乃至国家的状况。音乐大师们被赋予了严格卫护“传统音调”之纯洁性的重任。音乐的衰落便成为一个朝代和一个国家灭亡的确凿象征。作家们写下了许多可怕的故事，描述种种逆天行事的靡靡之音，例如被称之为“亡国之音”的“清商”和“清角”，在皇宫里一旦奏响这类亵读神圣的音调，顿时天昏地暗，城坍墙倒，王朝与国家也随即消亡。古人们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里只从吕不韦的《吕氏春秋》里论述音乐的章节中摘引数段：音乐之所由来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生两仪，两仪出阴阳。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成乐有具，必节嗜欲。嗜欲不辟，乐乃可务。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唯得道之人，斯可与音乐。
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
沉沦之国，颓废之人，亦不可无乐，但其乐不欢。是以，乐愈杂，则民愈衰，国愈危，君愈消沉。职是之故，音乐亡矣！
凡古之圣王，所贵乐者，为其乐也。夏桀殷纣，作为侈乐，以矩为美，以众为欢，椒诡殊魂，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
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侈则侈矣，自有道者观之，则失乐之情。失乐之情，其乐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其生必伤。此生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修为务故也。
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
这位中国人说的这些话相当清楚地说明了一切音乐的起源及其几乎已被世人遗忘的真正意义。在史前时代，音乐与舞蹈以及其他任何艺术活动一样均属于巫术的一部分，是施展巫术时的合法手段之一。事实证明这个手段面试百验：它开始于节奏（拍手，踏脚，击木，最原始的击鼓艺术），使许多人互相“合调”，让他们的呼吸、心跳和情绪在同一节律中互相融和，激起人们内心永恒的神力，刺激他们去跳舞、竞赛、打仗或者去从事宗教活动。而音乐保持这种原始的、纯粹的本质特性——魔术特性，其历史较之任何其他艺术品种更为悠久，人们只消略略回溯一下无数历史学家和诗人关于音乐的论述便可了然，从古希腊人到歌德无不如此。实际上，音乐在行军和舞蹈中也从未丧失其重要作用。——但是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我们现在对玻璃球游戏的起始作一扼要介绍。游戏似乎是同时兴起于德国和英国，最初是一种技巧练习，是这两个国家里的一小部分音乐家和音乐理论家在探讨新乐理的研究班上从事的练习。人们如果将游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