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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苗老爹是俄罗斯性格的最纯正的典范——自尊、公正、慷慨，虽然从外表看来他的生活很艰苦。
他对一切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这使人听了终生不忘，他喜欢讲小饭馆，这种地方在争论、喝茶和马合烟气中“庄稼汉通宵达旦地吵吵嚷嚷”。他很久不承认集体农庄的茶馆，因为那里要凭“食券”（收款票）吃东西。他觉得这件事别扭：“我要食券干啥！我花了钱就拿小菜来，别的少罗嗉！”
谢苗老爹有一个未实现的宝贵的梦想——就是想作一个细工木匠，作一个全世界都为他的奇幻的作品而惊异的细工木匠艺术家。
但这个一时的梦想变成了长期的热烈的争论：应该怎样镶“齐”窗户花框和怎样修补踏坏的小阶磴。在这儿他用了一个那么奥妙的术语，简直没办法记住。
人是怎样美化他所生存的地方的啊！谢苗死了，从那个时候起，那个地方失去了那么多的魔力，很难提起精神到河岸上，到垂柳中的茔地的沙丘上去，据说，在他的坟上摆着一块灰色的麻石磨盘。
在寻找字句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忽视。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在那儿会碰到一个真正的词儿。
当我研究海、海洋方面的事情和海员语汇的时候，我开始读航路图志——船长他们的指南书。这种书中搜集了每一个海洋一切必要的资料，记述了深度、潜流、风、岸、港口、灯塔、暗礁、沙洲以及安全航行所必须知道的一切。每一个海洋都有航路图志。
我弄到手的第一本是黑海和亚速海的航路图志。我开始读起来，并为它的瑰丽多采的语言——那种准确而又难以捉摸的独创的语言——惊呆了。
不久，我知道了这种语言具有独创性的原因：从十九世纪初叶起，每间隔一定年限，便有佚名作者的航海图志问世。而且每一代海员都在里面作了修改。所以在航海图志里清清楚楚地反映出一百多年间语言变化的全部情况。现代的语言跟我们曾祖父和祖父一辈的语言杂陈在一起。
在航海图志中可以看出某些概念起了极大的变化。譬如，在航海图志中，记述最剧烈、破坏性极大的风——诺沃罗西斯克东北风（冽风）——时这样说道：
“东北风时海岸为浓重之愁云所遮蔽。”
我们的曾祖一代把“愁云”当作浓雾讲，我们却用来说明我们的精神状态。
所有的航海术语以及海员的口语都是丰富多采的。从“风蔷薇”到“轰传的四十度”（这不是诗歌随意用的字眼，而是这些纬度在航海文件中的名称）都可以用来写成长诗。
可是，所有这些战船和货船、小帆船和快船、桅缆和帆桁、扬锚机和海军铁锚、“樯楼”值班、船钟和测程仪的音响、涡轮机的隆隆声、汽笛、船尾旗、强大的风暴、台风、雾、耀眼的平波、浮灯塔、“绝”岸和“险峭的”海岬、海里和锚链长，即是在亚历山大·格林称之为“航海风景画”的一切之中，该含孕着多么奔放的浪漫情调。
水手的语言有力，新鲜，充满了沉潜的幽默。他们的语言应该和其他行业语言一样来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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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阿尔斯王商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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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冬，我住在敖德萨从前的服装商店“阿尔斯王公司”里。我用先斩后奏的办法，搬进了二楼的试衣室。
我占了三大间镶着波希米亚产的大方玻璃镜的屋子。镜子镶在墙上镶得那样结实，我和诗人爱德华·巴格里茨基要把镜子拆下来拿到新市场上去换吃的东西，想尽一切办法都不成功。连一面镜子都没弄动。
试衣室里除了三个装着烂刨花的箱子而外，一件家具也没有。好在玻璃门很容易从铰链上卸下来。每天晚上我把它拿下来，搭在两个箱子上，摊上铺盖当床。
玻璃门非常滑，所以一夜里旧褥垫和我要一齐滑下来滚到地板上好几次。
褥垫一动，我便立刻醒来，气都不敢出，连手指都不敢动弹，愚蠢地希望褥垫不要滑下去。可是它慢慢地、毫不容情地滚下去，我的巧计便破产了。
这一点也不可笑。那午冬天非常冷。从海口到小喷泉都结了冰。猛烈的东北风把花冈岩的马路刮得千干净净。一次雪也没落过，这此街上铺满了雪还要觉得冷。
试衣室里有一只白铁的“小铁炉”。没有可烧的。而且要想用这么一个可怜巴巴的小炉子烘暖三大间屋子也不可能。所以我只在“小铁炉”上烧烧胡萝卜茶。这用几张旧报纸就够了。
用剩下的一个箱子当桌子。晚上在上面点一盏油灯。
我躺下，把所有暖和的东西都盖在身上，就着油灯读乔治·申格尔译的何塞·马利亚·艾莱狄亚的诗①。这些诗是在这饥馑的一年，在敖德萨出版的，我可以证明这些诗并没有使我们的刚毅精神松懈。我们觉得自己象罗马人一样坚强，并且想起了申格尔本人的诗：“朋友们，我们是罗马人。我们流尽鲜血……”
【①何塞·马利亚·艾莱狄亚（1803—1839）：古巴杰出的诗人，革命的浪漫主义者。】
我们，当然，没流尽鲜血，不过我们这些快乐的年轻人，有的时候，曾经感到非常寒冷和饥饿。但是谁也没发过牢骚。
在楼下，在店面的一层，美术馆展开了一种忙忙碌碌的有几分形迹可疑的活动。为首的是以“招牌王”这个绰号驰名敖德萨的一位唠唠叨叨的老画家。
美术馆承制招牌、女帽、“假脚”（一种女鞋，古代的朴素风格为其制造特点：在木底上钉上几条扁带便完了！）和电影广告（这些广告是用油画颜料画在不平的胶合板上的）。
有一次，他们的画室很走运，接到一件给当时黑海唯一的轮船“伯斯特尔号”的所谓“船首装饰”的工作，这艘轮船要到巴统去作处女航行。
这件装璜是用铁板制成的，然后在黑底上画上金色的植物图案。
这件工作吸引了所有的人，有的时候，连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都离开了邻近的岗位，跑来看看。
那个时候，我在海员报社作秘书。有许多年轻作家在这家报社工作，其中有卡达耶夫、巴格里茨基、巴别里、奥列沙和伊利夫。写作经验丰富的老作家中常到我们编辑部来的只有安德烈·梭勃里，——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总是为了什么事激动不安。
有一次，梭勃里给海员报一篇短篇小说，这篇东西层次不清，杂乱无章，虽然题材很有趣，而且确实写得很有才气。
大家读了这篇小说，都觉得很难处理：就以这样潦草的样子发表是不行的。但谁也不敢去请梭勃里把它修改一下。在这一方面棱勃里是说不动的——这倒不是因为作者的自尊心（正好棱勃里差不多没有这种东西），而是因为神经过敏：他不能回过头来看他自己写的作品，对它们已经失掉了兴趣。
我们大家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办好。我们的校对布拉果夫老头子也和我们在一起想办法，布拉果夫过去是风行俄国的俄语报的社长，著名的出版家塞钦的左右手。
他不好说话，被自己的过去历史吓坏了。这位体面的人物和我们编辑部的衣衫褴褛、吵吵嚷嚷的年轻人完全不相称。
我把棱勃里的原稿拿回阿尔斯王商店去，预备再看一遍。
夜晚（不到十点，但浸在黑暗中的城市，薄暮时候就已经断了来往的行人，只有风幸灾乐祸地在十字街口呼啸着），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来敲商店的门。
我把报纸紧紧地卷成一卷儿，点起来，拿着它，好象火把，打开了用一截生銹的黑铁管顶着的沉重的店门。拿洋油灯去开门是不行的——小洋油灯不仅轻轻一晃就会熄灭掉，连盯着看一眼都会熄灭的。
当思索得出神的时候，只要向它凝视一下，它便立刻开始哀怨地发出吱吱声来，闪闪烁烁，然后便悄悄地熄掉了。所以我甚至尽量避免去看它。
“有位先生找您，”若拉说。“请您证明一下他的身份，我便放他进去。这儿是画室重地。据说光是颜料就值三千亿卢布。”
当然，譬如说，按照我在海员报每月拿十亿元的工薪（这些钱在市场上只够买四十包火柴算来，那么这笔数目，并不象若拉所想的那样惊人。
门外站着的是布拉果夫。我证明了他的身份，若拉把他放进店里来，并且跟我说再过上两个钟头他到我们这儿来暖和暖和，喝杯开水。
“我跟您讲，”——布拉果夫说。“我总忘不了梭勃里的那篇小说。写得很有才气。不能让它掷了。您知道，我象老报人似的，有一个不放过好作品的习惯。”
“有什么办法呢！”我回答说。
“把原稿给我。我用人格担保，一个字都不动。我就住在您这儿，因为回家往兰若龙去已经不行了——非把我剥光不可。我当着您面把原稿遛一遛。”
“什么叫‘遛’？”我问。“‘遛’不就是修改么。”
“我不是跟您说过一个字都不加一个字都不减吗。”
“那您怎么办呢？”
“您就会看见的。”
从布拉果夫的话里，我感到有点莫名其妙。有一个神秘的东西，在这朔风凛冽的冬夜，跟这位沉静的人物一同到阿尔斯王商店来了。应该打破这个谜，所以我接受了他的要求。
布拉果夫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非常粗的香蜡烛头。蜡烛上绕着一条条的金纹。他把这个蜡烛头点着了，放在大箱子上，坐到我的破皮箱上，俯在原稿上，手里拿着一支木匠用的扁铅笔。
半夜里，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来了。我刚好烧开了水，沏好了茶，不过这次的茶不是干胡萝卜作的，而是用切碎烤过的糖萝卜做的。
“你们应该知道，”若拉说。“从远处看你们两个在这儿，象造假钞票的一样。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改一篇小说，”我回答说。“下一期用。”
“你们应该知道，”若拉又说道，“不是每一个公安人员都懂得你们在干什么。要谢谢上帝，当然上帝不存在，是我在这儿站岗，而不是别人。我是最看重文化不过。要说起造假钞票的，这种骗子用一块马粪既可以作出金元，又可以作出居住证来。据说在巴黎罗浮宫博物馆里，一块黑天鹅绒的垫子上，摆着一支大理石的手，简直是美极了。不过不是萨拉·柏伦哈尔①的手，也不是萧邦或者薇拉·霍洛德娜雅的手。而是欧洲最有名的造伪币人的手的塑造品。名字忘了。在那个时候，把他脑袋砍了下来，而手却展览了起来，就好象他是个提琴名手似的。不是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吗？”
【①萨拉·柏伦哈尔（1844…1923）：法国女演员。】
“并不见得，”我回答说。“您有糖精吗？”
“有，”若拉回答说。“是糖精片。可以分给您一点。”
布拉果夫在将近破晓的时候才搞完。在我们没到编辑部，打字员没打出来之前，他没给我看原稿。
我把小说通读了一遍，呆住了。这是一篇简洁而流畅的散文。一切都变得清晰明朗。先前的杂乱无章和语言的涣散，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而且实实在在一个字也没增，一个字也没减。
我望了布拉果夫一眼。他在抽一支很粗的用象茶叶一样黑的库班烟草卷成的烟卷，一面冷笑着。
“这真是奇迹！”我说。“您是怎么搞的？”
“光是打上了标点符号。梭勃里搞的一场胡涂。我特别仔细地打上了句点。还有分段。这是件大事情，亲爱的。连普希金都提过标点符号。标点符号就是标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