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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无余——甚至大钢琴上盘绕的蜡烛（橄榄色的），但暂时别的还没有。找有钢琴的房子（女歌唱家）。疏散。关于等待的故事。别人的家。老式的，有它舒适的地方，有无花果盆景，老牌子板烟斯坦波尔或密萨克苏济的气味。住着一个老人，故世了。胡桃木的写字台上铺着带黄斑的绿呢子。小姑娘。灰姑娘。保姆。暂时还没有别人。常言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可以写一个单是描写等待的短篇。等待谁？等待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使她心碎。人们在十字路口偶然相遇，却不知道他们全部过去的生活，都是这次邂逅的准备。或然率的理论。适应人心。对傻瓜们讲来万事都很简单。国家沉没在雪里。一个人出现的必然。不知谁不断给死人写信。台子上积了一堆信。这里是导线。什么信？写的什么？海员。儿子。在他到来以前的恐惧。等待。她的心地无限地善良。信变成了现实。又是盘绕的蜡烛。另一种质量的。乐谱。绣着橱树叶子的毛巾。大钢琴。桦树的烟。调音师——每一个捷克人都是出色的音乐家。包着头巾只露两只眼睛。一切都清楚了！”
【①瓦尔戴：苏联地名，15世纪以来，以产家具著称。】
这就是勉勉强强可以称之为这个短篇的提纲的东西。假如不知道这篇小说，而光看这个笔记，便可以明白这篇东西虽然是迂缓而模糊的，但却是对主题和情节的执拗的探索。
作家周密考虑过的、而且经过校正的无懈可击的提纲，究竟会怎样呢？说实在的，它们的寿命大多数都很短促。
在开始了的作品刚一出现人物，这些人物刚一按照作者的意志活动，他们便立刻开始抗拒提纲，和提纲斗争起来。作品开始按着本身的内部逻辑发展，当然逻辑的推动力是作家赋予的。人物按照适合于他们性格的那个样子行动，尽管这些性格的塑造者是作家。
假如作家硬使人物不按照内部所产生的逻辑行动，假如迫使他们回到提纲的框子里去，那么人物便开始僵硬，变成会行走的图式，变成傀儡。
列夫·托尔斯泰非常简单地表白了这个思想。
到雅斯纳亚·波里雅那来的一位客人埋怨托尔斯泰，说他使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未免对待她过于残忍。
托尔斯泰笑了笑回答说：“这个意见使我想起了普希金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对他的一个朋友说：‘你想想看，达吉雅娜跟我开了多大一个玩笑。她结婚了。我万万没料到她会这样。’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完全可以这样说。一般说来，我的男女主角们，有时跟我开那种玩笑，我简直不大欢喜！他们作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作的，和现实生活中常有的，而不是我愿意的。”
所有的作家都熟习人物的刚愎自用。“我在工作极度紧张的时候，”阿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说，“我不知道人物在五分钟以后会说什么。我惊奇地跟随着他们。”
有的时候，次要人物挤走了别人，自己变成了主角，把故事的整个进程扭转过来，带着它跑。
只有当作家正在写作的时候，作品才开始真正地、全力地生活在作家的意识中。所以提纲受到破坏和推翻，没有什么大不了，也没有什么可悲的。
恰恰相反，这种现象是极其自然的，只是证明真实的生活涌来了，填满了作家的提纲而又推开了，甚至用自己的充满生命的压力打破了作家最初的提纲的框子。
这一点也无损于提纲，这并不把作家的作用，仅归结为按照生活的提示来记述一切。因为形象的生命，在作家的作品中，是取决于作家的意识、他的记忆、想象力以及他的一切内心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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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一部中篇小说的写作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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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火星”
我试着回想起来，我的中篇小说卡拉布迦日海湾的构思是怎样产生的。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我小的时候，在基辅德聂伯河岸乌拉基米尔小丘上，每天晚上，有一个戴着满是尘土的帽子、帽缘下垂的老人。他天天拿来一个脱了漆的天文镜，慢吞吞地把它安在三支弯曲的铁脚上。
人们把这个老人叫作“天文学家”，而且说他是一个意大利人，因为他故意用外国腔调把俄国话说得怪里怪气的。
老人把天文镜安好，然后用机械的单调的声调说：“亲爱的老爷太太们！buonagiorno！①只花五分钱，您就可以从地球飞到月球和其他星球上去。我特别建议你们看看可怕的火星，它有人类血液的色调。谁要是火星照命，就会在战场上—下子给火枪子弹打死。”
【①意大利文：晚安】
有一天我和父亲在乌拉基米尔小丘上，从天文镜里看火星。
我看见一个漆黑的深渊和一个微红的小球，这个小球没有任何支柱，大胆地挂在这个深渊中。当我看着它的时候，这个球，开始悄悄地走到天文镜的边上，躲到铜圈后面去了。“天文学家”把天文镜轻轻一转就把火星拉回原来的地方。但它又开始往铜圈那边移动。
“怎么样？”父亲问道。“你能看见点儿什么吗？”
“当然，”我回答说。“我连运河都能看见。”
我知道火星上有人——火星人，而且知道他们不晓得为了什么原因，在自己的星球上挖了许多大运河。
“会有这种事！”父亲说。“别信口开河！什么河你也看不见。只有一个天文学家——意大利人斯恰帕勒利——发现过，而且还是用大天文镜。”
同胞斯恰帕勒利的名字，对“天文学家”没起任何作用。
“在火星左边我还看见一个什么行星，”我没大把握地说。“不晓得它为什么在天上四面乱跑。”
“那哪儿是什么行星！”“天文学家”温厚地扬声说道。“那是什么虫子跑到天文镜上去了！”他摘下了帽子，用帽子赶走了镜片上的甲虫。
火星的景象使我浑身发冷，有点害怕。离开天文镜之后，感到很轻松；基辅的街道上幽暗的灯光、来往马车的辘辘声、正在雕谢的栗子花混着轻尘的香味，这一切都使我觉得舒适而安全。
不，在那个时候我一点儿也不想从地球飞到月亮或者火星上去！
“为什么它跟砖一般红？”我问父亲。
父亲告诉我说，火星是一个正在死去的星球，火星曾经和我们地球一样美丽一—有过海，有过山脉和茂密的草木，可是海和河逐渐干涸了，草木枯死了，山脉整个儿风化了，于是火星就变成了一个大沙漠。大概火星上的山是由红岩石组成的，所以火星上的沙子有点发红。
“就是说，火星是一个由沙子作的星球？”我问道。
“是的，大概是，”父亲同意说。“火星上发生的一切，地球上也可能发生。地球会变成沙漠的。不过这要在多少亿万年以后。所以你不要害怕。人到那个时候，总会想出办法来改变这种岂有此理的情况。”
我回答说，我一点也不害怕。但是说实在的，当时我既害怕，又替我们的地球担忧。而且，在家里，我从哥哥那儿打听到，现在沙漠已经占有地球的一半面积了。
从那个时候起，对沙漠的恐怖（虽然我还没看见过沙漠），时时刻刻萦绕在我的脑际。而且纵使我在环游世界杂志上，读了叙述撒哈拉沙漠、沙漠的热风和“沙漠上的船只”——骆驼等等的出色的文章，但这些东西都没能够诱惑住我。
其后不久，有一个机会我尝到了第一次接触沙漠的滋味。这一次，更加加强了我对沙漠的恐怖。
我们全家到乡下祖父马克西姆·格利高里耶维奇家去消夏。
是一个多雨而暖和的夏天。杂草繁茂。篱畔的荨麻长得一人多高。田里庄稼都抽了穗。从菜园子里飘出来一阵阵浓厚的茴香的气味。一切都预示着丰收。
但是，有一次，我和祖父坐在河岸上钓白杨鱼，祖父突然间慌忙地站了起来，用手掌打着遮阳，往河对岸的田地上望了好半天，然后激愤地啐了一口吐沫，说道：“刽子手、恶魔，滚来了！怎么能够把它永远铲除呢！”
我往祖父看的那边望了一望，但除了一道长长的模糊不清的波浪而外，什么也看不见。这道波浪很快地靠拢过来。我以为风暴来了，可是祖父说：“这就是热风！万恶的阴间的火！从布哈拉，从沙漠吹来的风。一切都要烧光！你看多大的灾难来到了，柯斯契克！要出不来气了。”
这道不祥的波浪，贴着地面，一直朝我们奔来了。祖父急急忙忙收起了他的胡桃木的长鱼竿，对我说：“快跑回家去吧，不然会迷了你的眼睛。我随后跟着就来。快跑！”
于是我便向小房跑去，但热风在半路赶上了我。旋风打着转，把沙子吹得沙沙地响，鸟雀的羽毛和木屑都吹上了天。四周一片昏暗。太阳立刻变得毛茸茸的，成了紫红色，就跟火星一样。爆竹柳开始摇摇摆摆，发出哨声。从背后喷过来那么一股热气，烫得就好象我的衬衫在背上烧着了似的。满嘴都是沙子，灰沙迷了眼睛。
我的姑母费奥道露·马克莫芙娜站在门坎上，手里捧着绣花手巾包着的圣像。
“上帝呀！救救命吧，发发慈悲吧！”她恐怖地喃喃着。“最纯洁的圣母，别让我们着上吧！”
这时，龙卷风打着转，向小屋刮来了。弥得不好的玻璃哗哗响了起来。屋顶的稻草掀起来了。一群麻雀象黑色子弹似地，从稻草下面，一齐飞出来了。
父亲当时没和我们在一起，他在基辅。母亲显然极其不安。
我记得，最难过的是，热度不断增高。我想，再过两个钟头光景，房顶上的稻草就要烧着了，连我们的头发和衣服也都要冒烟了。所以我哭起来了。
快到傍晚的时候，扶疏的爆竹柳的叶子蔫了，低垂下来，好象一条条灰色的破布。在所有篱笆旁边，都吹拢了一堆堆象面粉一样黑糁糁的沙尘。
第二天早晨，叶子都变色了，枯焦了。把叶子摘下来，可以用手指搓成粉末。风更大了。它开始扫掉枯败难看的叶子。许多树木都已光秃，黑黝黝的，就象在深秋一样。
祖父到田里去了一道，回来的时候，心里很乱，样子怪可怜的。他怎么也解不开麻布汗衫领子上的红绳，因为手在发抖，他说：“夜里要不停下来，庄稼便要整个儿烧光了。小花园和菜园子也在内。”
但风势并没减弱。一直刮了两个礼拜，然后减弱了一点，又重新刮了起来。大地眼看着变成了一片灰色的荒原。
家家户户女人们都大哭大叫。男人们垂头丧气地坐在墙根土堆上，躲着风，用棍子戳着土。偶尔说道：“这是石头，哪儿是土！简直是死神抓住了袍子，没处躲，没处藏。”
父亲从基辅来了，把我们带到城里去。当我絮絮叨叨地问他热风的时候，他爱理不理地回答说：“收成完了。热风到了乌克兰。”
“那么不能想点什么办法吗？”我问。
“什么办法也没有。你不能修一道两千俄里长的高石头墙。”
“为什么不能呢？”我问。“中国人不是修了万里长城吗？”
“那是人家中国人，”父亲说。“中国人都是了不起的有能耐的人。”
这些童年时代的印象逐年淡忘下去丁。不过当然它们仍然留在我的记忆的深处，偶尔还会冲上来。天一旱，我就总是感到模糊的不安。
在我成年的时候，我爱上了俄罗斯中部。其原因可能是那里的自然清新、有无数清凉的溪水，湿润的密林，阴沉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