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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您不把我看做是您的朋友？”她垂头丧气地问。
“我没这么说。不过你的钱现在于我没有什么用处。”
“请您原谅，……”她说，她的声调低了整整一个音阶。“我明白您的意思。……领一个象我这样的人的情，……领一个过去的女演员的情，……那是……不过，再见吧。……”她很快地走了，我都没来得及对她说再会。
。。
没意思的事情 六
。
六
我到了哈尔科夫城。
既然要转变我目前的心境是徒劳无益，而且也非我力所能及的，我就决心让我一生中最后这段日子至少在表面上不要有受人指摘的地方。要是我对家里人的态度不正确（这我是充分意识到的），那么，我就至少极力依她们的意愿办事。既然要我到哈尔科夫来，来一趟就是。再说，近来我对一切事情都不大在意，到哈尔科夫来也好，上巴黎去也好，到别尔季切夫去也好，对我来说简直都一样。
我是在中午十二点钟来到此地的，在一个离大教堂不远的旅馆里住下来。火车颠得我头晕，过堂风吹得我着了凉，现在我坐在床上，双手捧着头，等着颜面痉挛病发作。我今天本来应该去看几个我认识的教授，可是我既没那种兴致，也没那份力气了。
一个年老的旅馆仆役走进来问我带来床单没有。我留住他五分钟，问了好几个关于格涅凯尔的问题，我就是为了他才上这儿来的。原来这仆役正是哈尔科夫本地人，对这个城就跟对自己的五个手指头那么熟悉，可是他记不得有姓格涅凯尔的人家。我问起那庄园，回答也一样。
过道上的钟敲了一下，后来两下，再后三下。……我觉得我一生中最后的等死的这几个月好象比我的一辈子还要长得多。时间过得这么慢，换了从前，我绝不能象现在这样定心。从前坐在火车站等车，或者在试场里坐着，一刻钟就好比一万年；而现在我却能通宵坐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完全冷漠地想着明天的夜也会这么长，也会这么平淡，后天也一样。……过道上，钟敲了五下，六下，七下。……天黑下来了。
我的脸隐隐作痛，这是颜面痉挛病发作了。为了叫我自己思索，我就用当初我还不冷漠的时候的旧观点，暗自问道：为什么我这么一个名人，一个三品文官，来到这旅馆的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坐在铺着一条陌生的灰色被子的床上？为什么我眼睛瞧着这便宜的白铁脸盆，耳朵听着过道上那架破钟的刺耳的声音？难道这跟我的名望，我在众人当中的崇高地位相称吗？我用冷冷的一笑来回答这些问题。我想起我年轻时候的那种天真觉得好笑，那时候我夸大名望的意义，把名人享有的特殊地位估计过高。我有名，我的名字被人尊敬地念着，我的照片登在《田地》杂志和《世界画报》上。我甚至在一份德国杂志上看到过我的传记文章 。这些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眼下，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待在一个陌生的城里，坐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用手掌揉我的发痛的脸颊。……家庭的口角啦，债主的铁石心肠啦，铁路上工作人员的粗鲁啦，身份证制度的不方便啦，食堂饭食的昂贵和不卫生啦，一般人的无知和相互间的粗鲁态度啦，所有这些，再加上此外许许多多数也数不尽的烦恼，对我的影响并不下于对声名不出自己所住的小巷的任何一个市民的影响。我的特殊地位又表现在哪里呢？姑且承认我的名气大极了，我是我的祖国引以为荣的英雄，所有的报纸都登载我的病况，邮局已经送来我的同事、学生、社会人士的慰问信；可是这一切并不能使我不孑然一身，痛苦地死在异乡的床上。……当然，这是不能责怪任何人的，可是我这个有罪的人却不喜欢我的遐迩皆知的名字。我觉得它好象骗了我似的。
到十点钟光景，我睡着了。尽管颜面痉挛病发作，我还是睡得挺香，要不是人家叫醒我，我会睡得很久。到一点多钟，忽然有人来敲门。
“谁？”
“电报！”
“你尽可以明天再送来，”我从旅馆仆役手里接过电报，生气地说。“这样一来，我就再也睡不着了。”
“对不起。您的灯亮着，我以为您还没睡觉。”
我撕开电报的封口，先看一看下款：是我妻子打来的。她有什么事呢？
昨日格涅凯尔与丽扎秘密举行婚礼。
速归。
我看着电报，只吃惊了不大一忽儿。使我吃惊的倒不是格涅凯尔和丽扎的行为，而是我听到他们结婚消息后的那种淡漠心情。据说哲学家和真正的圣贤都是冷漠的。这话不对，冷漠是灵魂的麻痹，提早的死亡。
我又在床上躺下，极力让我的脑子里有思想活动。想点什么好呢？仿佛一切事情都已经想过，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激起我的思绪了。
等到天亮，我就在床上坐起来，用胳膊搂着膝盖。为了消磨时光，我就努力认识我自己。“认识你自己”，这是很好的、有益的忠告；只可惜古人从没想到指点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实行这个忠告。
以前每逢我想了解别人或者自己，所考虑的总不是行动，行动是受各种条件制约的，我考虑的是欲望。告诉我你要什么，我就可以说出来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我就考问自己：我要什么呢？
我希望我们的妻子、孩子、朋友、学生爱我们，不要着眼于我们的名望、招牌和标签，而是要把我们当作普通人那样爱我们。另外还有什么呢？我希望有帮手和继承人。此外呢？我希望过上大约一百年以后醒过来，至少让我用一只眼睛瞧一 下科学成了什么样子。我希望再活十年。……还有什么呢？
此外什么也没有了。我想了又想，考虑很久，什么也想不出来。不管我怎样费力地想，也不管我把思路引到什么地方去，我清楚地觉得我的欲望里缺乏一种主要的、非常重大的东西。我对科学的喜爱，我要生活下去的欲望，我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的静坐，我想认识自己的意图，凡是我根据种种事情所形成的思想、感情、概念，都缺乏一个共同点，把它们串联成一个整体。我的每一种思想和感情在我心中都是孤立存在的；凡是我有关科学、戏剧、文学、学生的见解，凡是我的想象所画出来的小小画面，就连顶精细的分析家也不能从中找出叫做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神的那种东西来。
可是缺乏这个，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
在这样贫乏的条件下，只要害一场大病，只要有了对死亡的畏惧，只要受到环境和人们的影响，就足以把我从前认为是世界观的东西，我从中发现我的生活意义和生活乐趣的东西，一齐推翻，打得粉碎。因此，就难怪我会用那些只有奴隶和野人才配有的思想和感情把我一生中最后这几个月弄得十分暗淡，到了现在，对一切都十分冷漠，连黎明的曙光也无心去看了。如果一个人的内心缺乏一种比外界的一切影响更高超更坚强的东西，那么当然，只要害一回重伤风就足以使他失去常态，一看见鸟就认为是猫头鹰，一听见声音就认为是狗叫。在这种时候，所有他的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以及他的伟大的和渺小的思想，就只有病症的意义，没有别的意义了。
我垮了。既是这样，那么多想也无益，多谈也没用了。那就坐着，默默地等待着随后会发生什么事。
到早晨，仆役给我送茶来，带来一份当地的报纸。我随意看了看第一版上的广告、社论、报纸和杂志的摘要、新闻。……在新闻栏中，除了别的消息以外，我还发现这样一段消息：“我们的著名学者、著名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昨日乘特别快车到达哈尔科夫，住在某某旅馆。”
显然，响亮的名声是为了脱离具有这个名声的人而独立存在才形成的。现在，我的名字正在哈尔科夫城里安静地游荡。过上三个月光景，这名字会用金字刻在墓碑上，跟太阳那么亮，而到那时候，我自己却已经埋在青苔底下了。……有人在轻轻地敲门。不知什么人要见我。
“是谁？请进！”
门开了，我吃了一惊往后退了一步，赶紧把身上睡衣的前襟掩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卡嘉。
“您好！”她说，因为走上楼来而有点气喘。“您没料到吧？
我……我也上这儿来了。“
她坐下来，眼睛没看我，结结巴巴地说下去：“您为什么不理我？我也来了，……今天到的。……我打听到您住在这家族馆里，就来看您。”
“见到你很高兴，”我说，耸了耸肩膀，“可是我觉得奇怪。
……你好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到此地来干什么？“
“我吗？没干什么，……想到来，就来了。”
沉默。冷不防，她倏地站起来，走到我跟前。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说，脸色变得苍白，把手按着胸口。“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我照这样再也活不下去了！不行了！看在上帝的面上，赶快告诉我，这会儿就告诉我：我该怎么办？请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我能说什么呢？”我困惑地说。“我是无能为力的。”
“我求求您，请您告诉我！”她接着喘吁吁地说，周身打战。
“我向您赌咒：我照这样子再也活不下去了！我支持不住了！”
她往椅子上一坐，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她把头往后仰，绞着手，顿着脚。她的帽子从头上掉下来，吊在帽带上，头发披散开来了。
“帮帮我！帮帮我吧！”她求我。“我活不下去啦！”
她从旅行袋里拿出一块手绢，随着手绢带出来好几封信，从她的膝头掉到地板上。我从地板上捡起那些信，在其中的一 封信上认出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的笔迹，而且无意中看到两个字：“热烈……”“我想不出什么话来跟你说，卡嘉，”我说。
“帮帮我！”她抽抽搭搭地说，抓住我的手，吻我的手。“要知道，您是我的父亲，我的唯一的朋友！您聪明，受过教育，活了这么大岁数！您做过教师！请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说真的，卡嘉，我不知道。……”
我茫茫然，慌了手脚，她哭得我心乱，站都站不住了。
“我们吃早饭去吧，卡嘉，”我勉强笑着，说。“别哭了！”我立刻又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说：“我不久就要死了，卡嘉。……”“只说一句，只说一句吧！”她哭着，向我伸出手来。“我该怎么办？”
“你也真是个怪姑娘，……”我喃喃地说。“我不懂！这么聪明的人，忽然间哇哇地哭了。……”随后是沉默。卡嘉理了理头发，戴上帽子，然后把信团起来，往旅行袋里一塞，这些事她做得从从容容，一声不响。她的脸、胸、手套都被泪水沾湿了，可是脸上的表情却是干巴巴的，冷淡的。……我瞧着她，想到我比她快活，不由得觉得惭愧。我直到临死以前不久，直到我一生中的残年，才发现我自己缺乏我的朋友们——那些哲学家所说的中心思想；而这可怜的姑娘的灵魂却素来没安宁过，而且此后，一辈子也休想安宁了！
“我们吃早饭去吧，卡嘉，”我说。
“不了，谢谢，”她冷冷地回答。
又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
“我不喜欢哈尔科夫，”我说。“这儿很乏味。这是一个相当乏味的城市。”
“对了，也许吧。……这儿没意思。……我在这儿不会待得久。……我是过路。我今天就走了。”
“上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