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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的前途我看得很清楚。他这一辈子会准备好几百个非常精确的实验标本，会写出许多枯燥的、可是很平稳的论文，准确地译出十来篇文章 ，可是却干不出什么大事来。要做那种事业就得有想象、发明和才能，可是彼得·伊格纳捷维奇没有这类东西。总之，他不是科学的主人，而是它的工人。
我、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尼古拉，压低了声音说话。我们感到有点不自在。隔着门听见讲堂里象海浪翻腾的嗡嗡说话声，人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三十年以来，我对这种感觉还没习惯，可是它每天早晨都会产生。我烦躁地扣上我礼服的扣子，问尼古拉几个不必要的问题，发脾气。……好象我害怕似的，不过这不是胆怯，而是另外一种感觉，究竟是什么感觉，我也说不清楚，找不出它的名字来。
我完全不必要地瞧了瞧我的表，说：
“怎么样？现在是去的时候了。”
我们就按次序走进讲堂，打头的是尼古拉，拿着实验标本或者图表，接着是我，那匹拉车的马断后，他谦虚地搭拉着脑袋；或者，必要时，打头的是一个上面躺着死尸的担架，死尸后面是尼古拉等等。我一进去，学生们就都站起来，然后坐下，海洋似的喧哗声忽然停了。一片安静。
我知道我要讲什么，可是不知道怎么讲，从哪儿开头，哪儿结束。我的脑子里还没准备好一句话。可是我只要往讲堂里扫一眼（讲堂造得象一个围绕着我的圆形剧场），说出那句老套头的话：“上一回我们讲到……”一长串的句子就从我的灵魂里飞出来，我一口气讲下去了！我很快地、兴冲冲地讲着，打都打不住，倒好象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拦住我的话似的。如果要讲得好，那就是说，如果要讲得不枯燥，使听讲人得益，那么除了才能以外还得有技巧，有经验，对自己的力量，对自己所讲的内容，对听课的那班人，都得有极清楚的概念才行。此外，要胸有成竹，目光敏锐，一忽儿也不能不注意眼前的那些人。
一个好指挥，在发挥作曲家的思想的时候，要同时做二十 件事：又要瞧乐谱，又要挥指挥棒，又要注意歌者，还要时而朝鼓手，时而朝圆号手做个手势等等。我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面前有一百五十张彼此不相象的脸，三百只眼睛直视着我的脸。我的目的就是降伏这个多头的怪物。在我讲课的每一 分钟里，要是我清楚地了解这怪物的注意程度和理解能力，那它就被我降伏住了。我的另一个对手则在我自己的脑海里。那就是五花八门的样式、现象、法则，以及受它们制约的我和别人的许多思想。我得随时有本事从一大堆材料里捡出顶要紧、顶必需的东西，随着我的滔滔不绝的话语赶快把我的思想装在一种能够使那个怪物听懂而且引起它注意的形式里面；同时又得小心在意，不要把我脑子里积存的那些思想照原样说出来，而要按一定的次序讲，这是正确地组成我要描绘的那个画面所必需的。还有，我极力使我的语言合乎规范，使定义简短而准确，使话语尽量朴素优美。我得随时控制自己，记着我所能支配的时间只有一小时零四十分钟。总之，要做的事不少。人得同时做科学家，教师，演说家才成。要是在您身上演说家胜过了教师和科学家，或者倒过来，那就糟了。
讲了一刻钟、半个钟头以后，我就会发现学生们开始瞧天花板，瞧彼得·伊格纳捷维奇，这个在找手绢，那个在椅子上动弹着，想要坐得舒服点，还有人想心事出了神，脸上现出微笑。……这意味着他们的注意力疲乏了。那就得想办法才成。
我赶紧抓住机会，说一句俏皮话。一百五十张脸就都现出欢畅的笑容，眼睛快活地发光，一时间又可以听见海洋般的喧哗声。……我也笑了。他们的注意力重新恢复，我可以接着讲下去了。
不管什么样的体育运动，什么样的玩乐或者消遣，都不及讲课那样能够给我这样多的快乐。只有在讲课的时候我才能够生出满腔的热情，我才明白灵感不是诗人的胡诌，它实际上确实存在。我想，我每回下课后所感到的那种舒服的疲劳就连赫拉克勒斯⑤在干完耸人听闻的英雄业绩以后也不见得会体验到。
这是从前的情形了。而现在呢，我讲起课来却只觉着受罪。还没讲完半个钟头，我就觉得肩膀和两条腿疲乏得支持不住。我在圈椅上坐下，可是我又不习惯坐着讲课。过了一分钟，我又站起来，仍旧站着讲，后来又坐下了。我的嘴巴发干，喉咙发哑，脑袋发晕。……为了要把这种情况瞒过听讲人，我就不断地喝水，咳嗽，常常擤鼻子，仿佛因为着了凉才讲不下去似的。我说些不得当的俏皮话，临了，不到钟点就宣布提前下课了，而我主要是感到羞愧。
我的良心和理智告诉我：我现在所能做的顶好的事就是对那些孩子讲最后一堂课，跟他们告别，给他们祝福，把我的职位让给一个比我年轻、比我强壮的人。可是，让上帝裁判我吧，我缺乏勇气本着良心办事。
不幸，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神学家。我十分明白，我的寿命不出半年了。看起来，我目前应当关心的似乎主要是坟墓里的黑暗问题、我在地下长眠后会梦见什么幻象的问题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虽然我的头脑充分领会那些问题的重要性，我的灵魂却不肯承认。现在我虽然面临死亡，但却跟二三十年以前一样，仍旧只对科学感到兴趣。直到我咽气的时候，我仍旧会相信科学是人类生活中顶重要、顶美好、顶必要的东西，相信科学素来是而且将来也是爱的最崇高的表现，相信人类只有凭借它，才会征服自然和自身。这种信心也许在根本上是幼稚而不公正的，可是如果我只相信这个，而不相信别的，那却怪不得我。我没法战胜我心中的这种信念啊。
不过问题不在于此。我只要求人们体谅我这种弱点，要求人们了解，把一个关心骨髓的发展史胜过关心宇宙的终极目的的人硬从讲台上拉下来，硬叫他跟他的学生分手，那就等于抓住他，不等他死，就把他放在棺材里，钉上盖子一样。
由于失眠，也由于极力克制我那渐渐增长的衰弱，在我身上起了一种古怪的变化。我上课讲到半当中，眼泪会忽然使我的喉咙哽住，我的眼睛就发起痒来，我生出一种热烈、急切的欲望，恨不能向前伸出两只手，大声地诉一诉苦才好。我想提高嗓门喊叫：我，一个著名的人，却被命运判处了死刑，不出半年就要由另一个人上这儿来占据这个讲堂。我要大声喊叫，说我中了毒。以前我从来不知道的一些新思想毒害了我一生的残余岁月，老是象蚊子似的螫我的脑筋。碰到这种时候，我的情形显得那么可怕，我巴不得所有我的听讲人都害怕，从坐位上跳起来，心惊胆战，拼命喊叫，纷纷向门口跑去才好。
挨过这样的时光是不容易的。
「注释」
①斯科别列夫（１８４３—１８８２），俄国将军。
②彼罗夫（１８３３—１８８２），俄国画家。
③巴蒂（１８４３—１９１９），意大利歌剧演员，曾数次在俄国演出。
④海枯巴是希腊传说中特洛伊王普里安之妻，在特洛伊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和几乎所有的孩子，本人也被俘，最后死去，在古典文学中，她成为极端悲痛和绝望的象征。
⑤希腊神话中一个力大无比的英雄。
。。
没意思的事情 二
。
二
讲完课以后，我坐在家里工作。我看刊物和论文，或者准备下一次的课，有时候写点东西。我的工作时常中断，因为我不得不接见客人。
铃声响了，这是我的一个同事来找我谈正事。他手里拿着帽子和手杖走进来见我，把那两样东西向我送过来，说：“我待一会儿就走，待一会儿就走！您坐下， collega①！”
先是我俩都极力向对方表明自己非常有礼貌，彼此见面十分高兴。我请他在一把安乐椅里坐下，他也让我坐下。我们一面让坐，一面小心地碰碰彼此的腰部，摸摸彼此的钮扣，仿佛我们在互相试探，生怕烫了手指似的。我们两人笑着，其实我们并没有说什么可笑的话。我们坐好，低下头，彼此凑近，压低喉咙讲起来。尽管我们彼此有心真诚相待，可是我们仍旧不能不用种种中国人那类客套来装饰我们的谈话，例如“阁下明察秋毫”，或者“鄙人已经荣幸地奉告”，要是我们当中有谁说了句把笑话，即使说得并不可笑，我们也还是不能不笑一阵。
等到谈完正事，这位同事就猛然站起来，朝着我的文稿摇一摇帽子，开始告辞。我们就又摸对方的衣扣，笑一阵。我把同事送到前厅，在那儿帮他穿上皮大衣，可是他竭力辞谢这种崇高的光荣。后来，等到叶果尔开了门，同事就对我说我会着凉的，我呢，却装出甚至情愿陪他走到街上去的样子。等到最后我回 到自己的书房里，我的脸上仍旧挂着笑容，这大概是惰性关系吧。
没过多久，铃又响了。有人走进前厅里来，脱了半天衣帽，咳嗽很久。叶果尔来通报说有一个大学生来了。我吩咐一声：请。过了一忽儿，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走进来。有一年了，他跟我一直保持着紧张的关系：考试的时候，他对我的问题回答得很不象话，我就给他打了个一分。每年我都有七个这样的学生。用大学生的语言来说，那就是我“卡妆他们，或者把他们”刷了下来“。凡是因为没有才能或者害病而考不及格的学生通常倒总是咬着牙忍下去，不来找我罗唆。凡是找我罗唆、到我家来的学生，都是些多血质的、性情活跃的人，考试一”刷下来“，连胃口也倒了，害得他们没法准时去听歌剧。对第一种人我总是宽宏大量，可是对第二种人我就”卡妆整整一年。
“请坐，”我对客人说。“您有什么话要说？”
“对不起，教授，我来打搅您，……”他开口了，吞吞吐吐，眼睛不看我的脸。“我本不敢来麻烦您，要不是因为……您的课我已经考过五次了，可是……可是全没及格。我求您行行好，让我及格吧，因为……”凡是懒汉为自己辩护而提出来的理由总是一样的。别的功课他们都考得挺好，只有我的课却考坏了，尤其奇怪的是偏偏他们素来很看重我的课，温得很熟，由于一种没法理解的差错，他们才考坏的。
“对不起，我的朋友，”我对客人说，“我不能给你及格的分数。您回去好好温习功课，再来找我。到那时候再看吧。”
沉默。我有意叫那个学生稍稍受点罪，因为他爱啤酒和歌剧胜过爱科学。我就叹口气说：“依我看来，您现在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索性脱离医学系。要是您凭自己的能力怎么也不能考及格，那您显然没有做医师的心，也没有做医师的志向。”
那个多血质的青年的脸拉长了。
“对不起，教授，”他冷笑着说。“可是这从我这方面来说，至少也让人觉得奇怪。学了五年医学，一下子……不学了！”
“嗯，话可不能这么说！与其一辈子做自己不热爱的工作，还不如白白损失五年的好。”
可是我马上又觉得可怜他，就连忙说：
“不过这也随您。那么